作者：高信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党中央对东北工作很关怀，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示，统一东北抵日团体，成立东北救亡总会，把关内流亡的东北人团结起来，为收复失地而斗争。党对培养训练东北干部工作十分重视，一九三九年春，在延安抗大成立以李延禄为队长、张松(现名李范五)为指导员的东北干部队，孔飞、刘鹏、潘纯等同志都是这个队的学员。我当时给这个队讲过军事课。一九三九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到前方，这个队的大部分同志随抗大到敌后去了。
高存信
组建东北干部队，除了党的重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除少数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外，绝大多数因为国破家亡，受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使，坚决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把日寇驱逐出鸭绿江之东。但在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卖国政策下,他们的正义要求不仅不能实现,有的人还被关进监狱,甚至镇压。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可是蒋军节节失利,几个月后，日寇就占领了华北主要交通线和大部城市与地区。在此重要时刻，八路军挺进华北，首战平型关，大捷，给在关内的东北人士以极大的振奋。蒋介石对抗战，主张只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状态，放弃东北、热河和察哈尔及冀东二十二县;而中国共产党则提出“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明确主张，所以要求抗日的东北人士，莫不把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八路军，大都愿意聚集在共产党的周围，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积极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时东北救亡总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输送革命青年到延安去受教育，刘澜波、于毅夫、车向忱、陈先舟、高崇民等东北的老一辈革命者，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三八年八月，高崇明去延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接见他的时候，他曾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几个东北干部队，为挺进东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一、东北干部队(以下简称东干队)的建立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张学思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十期二总队步兵科学习，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南京国民党把张学思关押起来。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学思被放出来。从此，他即为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而努力。
一九三七年春，经过交涉，他到奉化溪口看望过张学良。张将军乘室内无人的短暂时间，悄悄地告诉张学思，要抗日复土还乡，还得依靠共产党。实际上张学思同志已于一九三三年由王岳石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将军不知其情，乃相机嘱咐学思去找共产党，可见这是张将军多年来为实现复土还乡斗争经验的总结。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学思同志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到了武汉，并与刘澜波、黄显声、宁致远等人在黄显声处开会，酝酿成立新东北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地点想设在河南的确山竹沟镇或郾城。经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彭雪枫(北方局书记)已经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和他研究。训练班成立应由张学思牵头。”
学思同志是张学良将军的四弟，为人正直朴实，思想先进，在东北军中和东北人心目中有号召力。周副主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夕，张学思到郾城张公馆的留守处，当时西安张学良公馆的人员已搬到郾城，由副官长张学孟负责。彭雪枫同志来留守处与学思商谈到深夜，彭认为干部训练班不宜设在郾城，确定在竹沟镇，定名为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干部学习班。派王岳石在学习班负责，内定宁致远为区队长。
为组织学习班的工作，张学思亲笔写了不少信。他给贾陶、解如川(现名解放)写信，派王孟夫去东北军挑选学员，要求选思想好，抗日坚决的来受训。宁致远陪张学思北渡黄河到五十三军万福麟部队去选人，并拟在该军的掩护下开办学习班。但走到新乡情况吃紧，他们折回郑州，到郑州正赶上日寇对郑州大轰炸，学思同志从八路军办事处听说黄显声在武汉被捕，同时接到周副主席的通知，让张立即赶回汉口转去香港暂时躲避一下。于是张学思回到汉口只短暂停留，即化名去香港。行前，学思对筹组东北干部训练班问题，重新作了布置，责成以王岳石为首的几位同志留守汉口，继续工作，让在郾城的十几名同志去延安学习，由罗文同志带队。
学思到香港、九龙后，接受廖承志同志领导。他在香港积极学习军事技术,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后来学习开坦克。这是他的夙愿,要学好军事本领,听从党的指挥,打回东北去解放全中国。学思在中央军校十期学习时，他所在的二总队,学员七百多人,他的学习成绩是第一名。当时主持毕业典礼发奖的是冯玉祥，他对学思说:“你考了第一，奖给你一个银盾，上面刻有东北地图，你是将门之后，不言而喻要为收复东北大好河山而努力。”他俩紧紧握手，学思激动得热泪盈眶。
武汉吃紧时，周副主席通知张学思离港北上。周副主席认为，不乘这个时机回来，他就很难到西安，也去不了延安。张学思同志在党的掩护和安排下，从香港回到了武汉，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之后，就换乘飞机到西安。
张学思、谢雪萍摄于20世纪50年代
九月底十月初，张学思到西安七贤庄一号，化名马x德，换上八路军上士的服装，坐汽车去了延安。党为了在政治上积极培养他，让他进马列学院学习，同时在周副主席和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仍负责筹建东干队的工作。经他和金浪白等同志的努力，几个月的时间已联系有五十多个在抗大学习的同学愿意参加东于队，最后经组织上批准，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组建东干队。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中央根据敌后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抗大总校到敌后去办。六月一日，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举行阅兵式，毛主席阅兵，罗瑞卿副校长进行了动员讲话，他讲了中央决定的精神，阐述了挺进敌后到太行山区去办学校的重大意义。我当时在抗大一大队二队(高级政治队)当队长。全队挺进敌后的各种准备都已作好，等候出发命令。这时刘澜波和张学思二同志找我谈关于成立东北干部队问题，并就调我去东干队工作征求意见。我表示愿意参加东干队工作，服从组织分配。
一周后，抗大一大队大队长苏振华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确定我到东干队去工作，不随总校走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延安新组成抗大三分校。东干队编为抗大三分校的直属二队。直属一队是参谋训练队。
二、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的学习准备
六月中旬，我即到东干队任队长。当时罗文同志任东干队副队长，张学思同志仍在马列学院学习。党中央对东干队的组建非常重视，我去后不久，派去了政治上比较强的红军长征干部为政治指导员，开始是张炽昌同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换为徐健生同志，徐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在马列学院学习时，与张学思同班，他们很熟悉。他来队后加强了党对东干队的领导，在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
六月，东干队已到学员六十多人，有的来自东北军，有的来自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东北中山中学。他们到延安来，有的是直接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有的是通过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延安分在抗大各大队学习，自愿报名经组织上批准调到东干队的。开学时全队共有七十二名学员，尔后陆续增加到八十多人。拟在抗大三分校学习六个月即到冀东组建游击队，伺机挺进东北。
一九三九年七月，制订了一个半年教学计划，主要是学军事，学政治。
军事方面，重点学习游击战术、军事辩证法，毛主席《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郭化若同志讲战略学，一般军事课程由队干部讲，参谋业务随直属一队共同听课。
政治方面，重点学习社会科学、列宁主义问题。由抗大三分校专门选派干部讲政治课，并请吴玉章同志讲“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运动史，何培元同志讲哲学，王若飞同志讲马列主义和华北问题，杨松和李延禄同志讲东北问题、日本问题、世界革命运动史。
在实际工作经验方面，还着重学习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搞调查研究等等。
在学习方法上，重视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因敌后形势关系，东干队不能按原计划于一九四〇年初挺进敌后，确定延长学习时间。这时，张学思同志已从马列学院毕业回来，在队上任队长，我改任军事教员。学思同志到队后，和指导员徐健生密切配合，队的工作大为加强。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对日常生活也要求比较严，无论工作、生活、学习，他都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背柴背粮，生产劳动，总是和大家一起干。
学思同志组织观念特别强，十分尊重党的领导。他在马列学院学习时，有时回队研究队里的重要工作问题，最后他总是虚心地问我支部的意见怎样?他回队后，重大事情都是事先和徐健生同志商量，尊重指导员的意见。学思同志作风上平易近人，毫无公子哥儿的气息。他能密切联系群众，与大家打成一片，对学员的思想、学习情况，都了解得比较清楚。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真不像他那个家庭出身的人了，完全变成为一个很有修养的共产党的干部了。”我俩住的窑洞中间是通着的，他总是夜很深了仍在看书学习，我很钦佩他那种学习精神。
一九四〇年，东干队又制定了一个半年学习计划,政治课增加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矛盾论》，军事课增加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等内容。
到七、八两个月准备向敌后挺进的时候，更着重解决到敌后如何参加斗争的实际能力的高提，专请从敌后回延安的领导同志如宋时轮、舒同、孙志远等同志作实际工作经验和敌后游击战争经验等报告。学习收效比较大，给以后参加敌后的残酷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学习，不仅在军事、政治理论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特别是提高了党性,树立了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为党的事业而牺牲奋斗的决心。当时到东干队来的不只是东北人，有十三个省市的籍贯,东北人只占70%。他们所以愿来东干队,都认为解放东北是全党的责任。东北干部队顾名思义，目标明确，不仅挺进敌后，而要挺进东北，东北受敌人统治多年,环境十分残酷，工作没有基础，特别是南方的同志，到东北去得不怕冰天雪地，这对他们的革命人生观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同志们不怕艰苦，不怕危险，一心要到最艰苦的东北，为驱除日寇,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当时全队团结一致，思想统一,劲头十足，组织纪律强。在抗大的一些集体活动中,东干队这个小队伍，走起来整齐化一，唱歌雄壮嘹亮，文体工作活跃，充分体现了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很象是经受过革命坚强锻炼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底，东干队在抗大三分校被评为模范队。一九四〇年九月，东干队即将挺进敌后，八月，中央组织部已决定政治指导员徐健生同志不随东干队到敌后去，改任我为指导员，但徐健生同志始终认真负责，一直工作到我们出发。全体同志对他都非常留恋。
三、挺进敌后的路上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东干队的同志们武装整队出发，向肃穆矗立的宝塔山告别，向在延河上许多送行的同志们握手告别。东干队挺进敌后，除调出和临时决定留在延安的外，还有八十七个同志，其中干部八十五人(另有炊事员和勤务员各一人)，编为三个区队九个班，副队长仍是罗文，区队长是史存真(现名林千)，杨国治和王军。
这支队伍第一天雄赳赳气昂昂步伐整齐地走了六十多里地，晚间宿营于青化砭。由于过去长途行军锻炼较少，加上负荷量大，少数同志脚上打了血泡。从此队里及时组织了医疗小组，每到宿营地后，便进行检查，热水洗脚，保证行军。队里还组织了拉拉队，沿途宣传鼓动，乔兴北、韩复东等同志有艺术特长，特别活跃，自编富有鼓动性的相声和快板,进行鼓动。在延安抗大三周年纪念晚会上，他俩曾表演过以挺进东北为内容的相声，颇得好评，说完之后，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并给他们签了“继续努力”四个字。行军中，他们宣传鼓动，总是在同志们行军最疲劳的时候，来几个有趣的说、唱段子，逗得同志们兴致勃勃，忘记了疲劳。
东干队在延安时的生活，和抗大其他队一样，队上炊事员少，学员要轮流帮厨、做饭、砍柴、背粮等，全队一齐干。向敌后挺进时，只有一个随队去前方的炊事员，行军时背着炊具，做饭时便组织有炊事技术的于克忠、邢毅、崔德胜等几位同学轮流做炊事工作，其余同学轮流帮厨。学思同志有匹马，没有马夫，一路上都由李凯同志管理，耿宏和边疆二位同学协助铡草喂马。他们不顾行军的疲劳，愉快地完成这一临时任务。学思同志虽有马，但从来不骑，都是和同志们一起走路，不但他不骑，连他的爱人谢雪萍同志也从来没有骑过，而把马让给病号和女同志骑。
我们经过蟠龙、瓦窑堡，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好走到清涧，还开了纪念会。这个会也成了鼓动同志们挺进东北的动员会，虽然在崎岖的山路中已行军五天，但大家都忘掉了疲倦，晚会一开始，首先唱“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我们到处流浪……”。歌声引起同志们的思念和悲愤，不少同学叙述了自己流亡经历，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更激励起挺进东北的革命意志。当人们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歌》时，那雄壮的歌声，顿使人心情振奋，抗日必胜信心倍增。
经一周行军，同志们已锻炼出来了，以前每天行军六十里感到很累，这时每天行程增加到七、八十里，也不觉得累了。我们经绥德(未进城)、米脂，在葭县过黄河。在波浪涛涛的黄河激流中,掌舵老艄公带头喊号子，指挥着船夫们与波涛搏斗，过了流最急浪最高的河中流,大家高兴得和船夫一齐唱起《黄河大合唱》中的船夫曲,真是身临其境，壮怀激奋。
过黄河后，于十月初，我们到达一二〇师驻地兴县。一二〇师对我们的热情接待，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首先把同志们领到驻地。当时，部队都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们热情欢迎。我们的住地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每班都有一个一二〇师的战士为我们服务，领我们到食堂吃饭，饭菜非常丰富，很多是百团大战中缴获的胜利品——肉罐头等等，真象到了温暖的家中。晚饭后开欢迎晚会，由一二〇师文工团团长欧阳山尊致欢迎词，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同志!放下你的背包，休息!休息!”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密切联系实际，精彩动人。这一切都体现了革命队伍中高度的阶级友爱。
在兴县休息，作过同蒲路的准备，主要是一二〇师和晋察冀军区联系，作接送我们的安排。在此期间，东干队的篮球队与一二〇师的篮球队进行了两场友谊赛。贺龙师长观看了比赛，赛后接见了两个队的学员并和师里其他领导以及张学思等同志合影留念。
1939年“东干”和“战斗”两支篮球队的队员们与晋西北首长合影。中排右起第四人为贺龙同志
在我们即将向晋察冀出发的前两天，一二〇师举行了欢送晚会，欢送我们挺进敌后。参加会的有贺龙、关向应、甘泗琪(政治部主任)、周士第(参谋长)等领导同志。贺龙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三条，东干队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对东干队的希望，说了很多鼓舞的话。关向应政委在会上讲话的大意是:东干队经过党的培养，现在要到敌后去，希望东于队到前方发挥更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事业，你们到前方不是靠你们几十人，而是依靠千百万群众，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同时要依靠那里的党，很好地接受党的领导，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收复东北失地。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的讲话，再次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周士第同志则专门讲了游击战争。我们的党，时时处处对我们进行栽培，
在兴县休息的八、九天中，我们还抓紧时间作发展党员的工作，根据行军中的表现，讨论了几个同志的转正，又确定了一批培养发展对象的名单。
十月十四日，从兴县出发，由岚县、静乐之间，先过汾河，水深没膝，水凉透骨。过河之后，即向云中山挺进。带领与掩护我们过路的是一二〇师六团，团长是黄新廷同志，他每天都以急行军的里程(90--100里),率领我们前进，有意的加强对我们行军能力的锻炼。当时我们全队同志对六团的行军速度都非常赞赏，真不愧是老红军。
同蒲铁路比较难过,路两侧是敌占区,敌人把路两侧的村里人大都赶走了，形成相当长的一段无人区，无人区以外是游击区，敌我双方都不断地到这些地区。按行程计算，突过同蒲路的敌占区、无人区和游击区，到达晋察冀根据地有一百八十多里。我们过路的前一天住在游击区的边上。第二天午饭后，我们出发穿过游击区，傍晚到达山脚下的无人区，队伍坐下休息，不能做饭，吃的是自己背的干粮。
过同蒲路时，六团组成前后两个梯队，我们在中间。当时队里的组织工作做得比较好，根据同志们的体力强弱组成互帮组，五个女同志分别编在五个班里，每人都有二、三个男同志负责帮助。过路那天晚间多云，还能不时见到星星，为了保证行军，每个同志的背包上都蒙上了白毛巾，这样后面的人容易识别，不致失去联络掉队。
出发前，队长和指导员作了动员，说明过的是无人区和敌占区，不能掉队，掉队就很难走出来，有被敌人俘去的危险。同志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那天过午即出发，开始一段路还好走，到天黑之前进入山区，六团领着我们跑步上山，同志们虽跑得气喘嘘嘘，两眼发黑，但是都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一个跟着一个，一步也不放松，紧紧跟上。
云中山山路崎岖，陡而且窄，很难通行。队里女同学李忠，是个胖子，走路蹒跚，常行军都感到很吃力,还经常骑张学思同志的马,今天强行军，队里早已料到她跟不上队，决定让她骑骡子。这匹骡子是贺龙同志送给东干队驮东西用的。骡子比马有耐力，能走山路。李忠同志骑着骡子上云中山，当走到一段悬崖陡壁的路上时，骡子累得走不动了。李长汉同志(李忠同志的爱人)在前边牵着骡子，凭他怎么拉和打，骡子总不走;李忠下来帮助李长汉鞭打骡子，由于路太窄，天又黑，骡子一失脚滚下了山涧，险些将人也带下去。骡子摔下后，天黑，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办法，只好丢弃骡子尾随队伍赶路。
这一路，上上下下，过了好多沟，大家都一个个紧紧相跟，没有掉队的。渐渐地到了平原地，约在夜间十二点多钟时，我们快步走到铁路边，队伍静静地停下来等待过路。但不一会儿，从排头传回口令，以尾作头，迅速按原路向回跑步走。同志们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跑了五、六里地，停了下来休息，才知道送我们的一二〇师六团和接我们的晋察冀十九团，在约定的地点没有碰上，铁路两侧危险，不得不暂时向后退。
跑了多半夜，利用这个时机才休息了一下。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同志们最感困难的是渴得难受。当时每班备了两个水壶，在游击区灌的水，同学们你让我，我让他，早已都喝光了。行军中间虽然越过许多条沟，但一个有水的沟也没有碰到。这时候虽然肚子已经饿了，但是没有水,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二〇师在晋西北都是吃小米黑豆，为了照顾我们过路，拨给每人几斤白面。我们没有经验，把它烙成饼，怕路上没有菜又放了点盐，这样更不能下咽了。这时，我们才体会到，没有水比没有粮食更难过。夜静静的，只有从远处的村庄中传来一声声的狗吠声打破了寂静，秋夜的空气虽潮湿浸人，但不能解渴，同志们没办法，只有趴在地上吸地里散发出来的凉气，以湿润肺喉。
约莫等了三十分钟，同志们正心急如焚，忽然一个命令传过来起立整队,跑步前进。这样一个喜讯，同志们都很高兴，不顾疲劳，不顾饥渴，一个跟着一个拚命地跑，不一会儿跨过了两根蔓延无际的铁轨，这就是忻县平社以南，我们过铁路的地点。过路以后，继续跑步到一个村边，队伍停下来，十九团和六团办了交接。十九团从晋察冀赶来了许多骡子，驮的是棉花、布匹和盐巴。这些东西是从冀中、冀西送往晋西北和延安的。然后两个团都又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标前进，这时已经是凌晨二点多钟了，
我们继续快步行军，敌区的狗吠声连连不断。走到拂晓，我们又跑过一段平路，越过一座小山，天亮之后走到山凹里的一个小村。村里无人，有一口井，这是无人区。学思同志和十九团的同志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暂在这里稍稍休息一下，山头上放出了哨兵。同志们用喂马的帆布桶，到井中打水，分给同志们喝。开始打的几桶是清的，以后就都是发黄的汤了。但由于渴得要命，不管泥不泥的也都喝下肚子了。正喝得起劲的时候，山下有机枪响，山上的哨兵打着旗语，在山头上已发现大盂据点的敌人有向这个方向出动的模样。学思同志命令队伍立即整队跑步前进。虽然人们都已走了一天一夜，但在敌情面前，个个精神抖擞。走过了一段山路之后，甩掉了敌人。
午间，我们到了滹沱河一条支流的边上，啊!清清的河水，潺潺地流。同志们高兴极了，来不及拿缸子就用手捧着水大口大口地喝，尽情地喝，直到喝得不能再喝，才又整队出发。
下午三点多钟，到了西烟镇。这里柿子特别多，从延安出来第一次遇到，大家都争先购买，吃了不少。队上打前站的江波、刘云鹤,乔兴北等同志早已到达，并为我们准备了饭。我们在这儿饱餐一顿。这里已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边上，也是我们预计的休息地。但由于过路时可能已被敌人发觉，十九团的同志认为这里还不安全，再往根据地内走一段才好，队里决定吃饭后再前进四十里。
同志们已经连续走了一百九十多里路，再走就不像在同蒲潞那边，走的那样整齐了，有走快的，有走慢的，九点多钟，明月已经上了树梢，有九个同志最先到达了山沟里我们的宿营地，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就是张学思同志的爱人谢雪萍同志，这就可以看出她坚毅不拔的毅力。也有几个掉队掉得远的，最后不得不在经过的村中动员一辆大车，把他们拉到了目的地。
这近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连续行军，足足走了二百三十多里。宿营后，各班烧了热水洗脚，队里决定再做一顿稀饭。大家边喝边说。这次连续行车，对同志们是一次毅力和体力的极大考验。
四、到达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
我们到了山西盂县的焦谭庄，这里是晋察冀二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接见了我们队的领导同志，分区请我们会餐。休息两天，我们动身从山西到河北，一路下坡，腿都走软了。走了三天，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平山县陈庄。这已经是一九四〇年十月下旬了。
平山县北部到阜平地区，是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首脑机关经常住的地方，群众的觉悟比较高。这里秋忙季节未过，人们都忙于打场和收藏粮食;山上的柿子树、黑枣树和酸枣树，都结满了累累果子，正在收采;街上还有卖大饼和卖面条的，比起陕北来要富裕一些。
我们到这里是第一步的目的地，一方面要大休息，另一方面还要决定我们下一步向哪里去。
平山的气候正是秋高气爽，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季节。同学们越过同蒲路到了晋察翼，情绪特别活跃，休息的时候，满山遍野的畅游，满山都是野生的酸枣，同学们过去都很少见，所以都随便采摘吃，有的摘了黑枣吃。这样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苗一夫同学腹中集聚一个大硬块，疼痛难忍，满地打滚，按病情是肠梗阻的样子。我们队的同学有两个是医生，一个是蔡公琪(现天津卫生局副局长)，一个是相伊(现在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工作)，给他进行治疗，均不见效，很快就活生生的痛死了。为他的不幸牺牲，队里开了追悼会。
事后我们才知道苗一夫由于吃黑枣吃多了，回来又喝了不少开水，黑枣见开水就凝结成硬块。排除硬块的办法就是大量喝酸菜水。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有大量的浸泡杨树叶的酸水和腌酸菜的水，可惜我们初到晋察冀，毫无经验，也没有去请教老百姓，以致小苗竟未得救。从这件事以后，队里接受了教训，首先检查了缺乏依靠群众的思想，同时加强了行政管理，不许到山上乱吃东西。有位同志思念家乡，买了大饼爬上山头遥望东北，边吃边哭，被张学思知道了，对这个同志提出了严肃批评，使全队受到了革命战士的教育。
到军区后，聂荣臻司令员接见张学思同志，寒喧之后，张学思同志拿出一张旧信纸，八行书的毛主席亲笔写给聂司令的信。内容大意是，荣臻同志:兹介绍张昉同志(是张学思的化名)来你处，张昉是张学良的兄弟，四太太所生。他是张学良所喜欢的弟弟。这个同志到延安后，表现很好。由他率东干队经晋察冀，相机向东北挺进。希您多注意对他培养帮助，并酌情安排。
聂司令员看过信后说:东干队经冀热辽去东北，从现时情况看还不行。已请示中央军委，拟让东干队留在晋察冀军区，先到冀中军区去参加工作，以后看情况再说。学思从聂司令员那里回来把这个决定只向我一个人讲了，未向下面传达。毛主席给聂荣臻同志的这封介绍信，学思没有给我说过，当时他是队长，我是指导员，而且也没有跟学思同志的爱人谢雪萍同志讲过,直到一九八二年新年前后，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原在冀中工作过的老同志开坐谈会,在闲谈中,才听到当时参予聂司令员接见张思学，并看到过这封信的参谋张元泰(现名张侠)讲起这件事。从学思对毛主席这封信严加保密，说明他谦虚谨慎，不吹嘘突出自己。毛主席对他的评价，他都保密起来，从不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自己。这是学思同志的党性与高尚品德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到晋察冀军区后，政治部组织了晚会热烈欢迎我们，我就是在晚会上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的。过了两天，聂荣臻和彭真两位领导同志接见东干队的全体同学，聂老总给我们报告了全国抗战形势，彭真同志报告了敌后根据地的形势。
正当敌情紧张，工作繁忙之际，首长们还这样关怀我们东干队，真是革命队伍里处处亲如一家人。会后，军区请我们全队会餐，用几个洗脸盆盛着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菜，使我们吃了一顿丰盛又可口的晚饭。
在休息的几天中，还组织篮球比赛和表演。接着敌人开始了对晋察翼的大“扫荡”，这是百团大战后的报复“扫荡”。军区决定让东干队归抗大二分校指挥，跟抗大二分校一起反“扫荡”。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同志，是一位严格治军，水平较高并具有优良作风的我党的高级干部，他善于打游击，侦察工作做得细致，对敌人情况和其活动规律都摸得比较清楚。
由于学校本身没有什么战斗任务，他们反“扫荡”的方针，就是与敌人绕圈子,躲着敌人走,不损失就是胜利。所以他天天领着我们兜大圈子，经常是白天在山沟里休息隐蔽，夜间行军百八十里，有时攀爬陡峭的高山，有时跨越稻田，在过田埂时，后面的人排队站在那儿打盹等着前面的人通过，后面的人过了田埂就猛跑追赶队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追上队伍为止，否则掉了队，那就有可能失去联络。像我们东干队这样到了敌后第一次遇见敌人“扫荡”，地形、群众情况都不熟悉，在反扫荡中最怕脱离本队失去联络。敌人这次“扫荡”将近一个月，我们绕了二十多天的圈子，胜利地闯过了敌人的“扫荡”，没有受任何损失。
五、驰骋在冀中平原
反“扫荡”之后，张学思同志把中央军委关于东干队先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的指示向全队宣布，并进行了动员。大家一致拥护，愿意到平原上参加游击战争。由此我们即准备过平汉路到冀中军区去。平汉路比同蒲路好过得多，它虽然处于广大的平原之中，但敌人没有形成封锁面,而仅仅是一条封锁线,有的地区连封锁线也说不上。
我们的工作都做到了铁路沿线的村庄，领我们过路的向导，都是铁路两旁村庄的人，他们虽然手中敲着锣，嘴里喊着“平安无事!”却是给我们指路放哨的人。这也是晋察冀是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标志。
十一月底，我们胜利地越过平汉线，抵达冀中军区机关住地定县的甄村，冀中军区早已接到中央关于东干队到冀中分配工作的电报。在我们到达后，领导机关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沙克副参谋长都讲了话，欢迎东干队到冀中区工作。
冀中区又是一种样子，崇山峻岭看不见了，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平原，村庄比较密集，物产丰富得多，更新奇的是大车道都挖成了纵横交错的道沟，这也使我们深深领会了怎样把平原变成“山”和群众的巨大力量。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之后，这儿环境还不很紧张，军区机关在一个村庄还可以住上五天到一周，有时还可以住十天以上，偶尔也有敌人突然出动，军区机关在一个地方住二、三天就得转移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军区机关刚刚住下，确定火线剧社给我们演《日出》，台子搭好了,汽灯点上挂起来了,队伍都整队集合坐下了,附近各村群众纷纷来到台前，等待开演，突然发生敌情，附近据点敌人出动了，军区领导决定停演，拆掉戏台，立即转移。这正体现了敌后平原上进行游击战争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情况来得快，随时要有转移的准备。
这时我们随军区机关行动，过了元旦到安平县的佟家羽林。这一个时期队里主要是做好分配学员的工作;对于表现好的发展对象，批准他们入党;并分别从行政工作、支部工作进行总结，结束东干队的工作。总结之后，我和学思同志还进行过交谈，总的来说，我俩在工作配合上是密切的，感情上是团结融洽的。我觉得学思同志在工作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党的观念强，总是把自己置于党支部领导之下，队内一切重要事情，没有不经过支部讨论而由他作决定的，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支委会也是照常开。在东干队向敌后挺进的整个过程中，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与加强了党对全队工作的领导与保证是分不开的，而这其中学思同志是起了主导作用的。
东干队当时到冀中军区的干部共八十四人，分到司令部的军事干部四十七人，他们大部是东北军的军事干部和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炮兵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干部，特别又在抗大受到革命军事理论和参谋业务的专门培训，军事素质都有一定基础，对于加强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分配到政治部的三十三人，分配到卫生部的四人，他们大都是上过大学或中学的知识青年，有的经过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抗大、女大培训，有的是从石友三等部队中撤回的政工干部;他们在政治工作和马列水平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加强了冀中军区的政治工作。
这八十四人中有三名朝鲜同志，他们是高建基、张志民、吴明星，根据他们会日文的特长，分在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一九四一年冬，十分区抓到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少将，王乃天同志审讯他时，翻译就是东干队的朝鲜同志高建基。
朝鲜同志在冀中从事抗日工作热情都非常高，他们不怕生活艰苦，不怕环境残酷，与中国同志一样奔驰在冀中的广大平原上。吴明星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极其残酷的反扫荡中光荣牺牲在冀中。日本投降后，高建基和张志民同志返回怀念已久的祖国，后来他们都成了朝鲜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干部。
东干队的同志们，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创造铁的党军中绝大多数被评为模范干部，受到了奖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随着人民解放军，大部分挺进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实现了他们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宿愿，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又在辽沈、平津、淮海和渡江等战役中随部队转战于大江南北和祖国各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祖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有周复、詹金泉、雷吼、高鲁、戈军、刘寒、齐英、贾白水、常攻、马斐文、吴明星(朝鲜人)、辛冷、张克己、邢纪东、谢东平等十五位同志;长期工作积劳成疾而病故的有刘金声、鄂立克、朱德宝、崔德胜、冷戈等十二位同志;张学思、杨再田、石拓、欧阳飞四位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其他同志，现在大部是我党的高、中级干部。当然，革命潮流中也有泥沙混杂的不坚定分子，在那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东干队也有两个人被俘后动摇，成了为敌人服务的分子。
张学思同志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处长，我分在作战科，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由于他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政治思想水平，工作很有魄力，善于筹划，细致认真，勤于督导，身体力行，作风实，确实起到了吕正操、程子华首长的助手作用，在司令部是一位有威信的领导者。
他在司令部工作的建设方面，在认真了解原司令部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冀中平原的工作特点，首先建立和健全了参谋人员专业知识的军事学习制度,提高参谋人员的战术素质,他和我还有其他同志为同志们讲课:；整顿了工作规章制度,明确职责,强调协作，工作秩序井然，如建立计划总结制度,敌情研究制度,加强作战和侦察工作等，对于掌握和分析敌情,帮助首长下决心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他以身作则，强调守纪律,听指挥,反对游击习气，并做到赏罚严明，他也非常强调团结，作思想政治工作。总之，在为铁的党军化而斗争和创造模范干部上，司令部的面貌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同心协力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张学思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加强锻炼，在作战中勇敢顽强。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他和吕司令员到九分区去，住在博野县庄窝头村,他和吕司令员、分区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打安国石佛镇战斗之后，向吕司令员积极要求派他去参加战斗。他这种精神，感动了九分区司令部的参谋同志们，称赞他:“少年英俊，青年有为，他跟着共产党走，前途不可限量。”
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中他跟着吕司令员和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带着冀中军区党政军机关，跟敌人周旋，辗转多次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子，他是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的。特别是六月十一日军区的党政军机关和警卫部队将近两千人，转移到冀南军区威县二百多户人家的掌史村,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一个白天,敌人未发现是军区首脑机关,傍晚他在吕正操司令员统一部署指挥下，和沙克参谋长各带一路突围，打了一个漂亮的由防御转为突围的战斗，胜利地突围而走，甩掉了敌人。学思同志在战斗中日以继夜的工作，随时观察和掌握敌情，突围时以身作则,带领部队冲锋在前，整个战斗中，表现了沉着勇敢，机智善谋的优良作风，尽到了参谋的职责。掌史战斗受到了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的表扬。
冀中军区由晋冀鲁豫军区胜利地转移到太行区之后，一九四二年“九·一八”那天，八路军总部举行阅兵式，并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彭德怀同志讲话，表扬了冀中军区艰苦奋战、勇敢机智的对敌斗争的精神，并表扬了张学思同志，他向大家介绍:“这就是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现在叫张昉。论他的家庭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他参加了革命，到了延安，受到党的培养，表现很好他在敌人后方，虽然环境残酷，战斗频繁，他不畏艰险，坚持战斗表现不错。
学思同志的无畏来源于无私，他一向关心同志们的疾苦，想着组织上的困难。他到延安时带来一点钱，当时东北救亡总会要在延安建立通讯处，没有房子，党当时经济上也很困难，给“东总”的经费较少，学思同志拿出一些钱，修了七间房子。有些同志有困难，他慨然相助，如耿宏同志来东干队没有被子，学思给他十五元钱买了一条被子。这种事例很多。
张学良将军在银行存有十万多元钱，建国后，高崇民曾跟他们在国内的张家四兄妹相商分给他们用，学思坚决不用这笔钱。这些事例，都说明学思关心同志，关心国家，具有无私无畏的高贵品质。
学思同志的心灵美德，还表现在他的私生活上也是端庄严肃的，作风是正派的，和他的家庭出身迥然不同。他在选择配偶上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爱人，这也证明他叛变了原来阶级立场，思想境界是高尚的。通过学思同志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学思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优秀干部，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痛心的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康生、“四人帮”迫害致死，真使人激愤和惋惜。东北干部训练队，现在已是历史上的名称，回忆往事，犹如昨日。为了提供冀中抗日斗争资料，我将所回忆的及搜集到的有关东干队的情况写出，供写史参考，并资纪念。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