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众人高高兴兴地说着西北军趣事的时候，王管理员突然又来提审覃道善，大伙急忙停止了谈论，往门口看过去，这才发现，覃道善被老老实实地带走了，而走廊里却传来黄维执拗的声音：“请问，贵军就是这样优待俘虏的吗？一路的脚镣手铐，磨得我们的手脚，血肉模糊。不让我们进战俘管理所，而直接把我们抓进监狱审判，去见个人还要戴上手铐，是哪门子优待？开庭审判，我黄某人毫无怨言，披枷带索，都行！可你们明明说，你们干部要会见我，难道有这样的会客之道吗？”
一个管理人员大声呵斥着：“黄维，你说对了，这里是监狱，监狱就应当有监狱的规矩。你，作为犯人，就必须服从监狱里的规矩。我告诉你，在这里，对你们这些人，已经是最高规格的优待了，你还想怎么着？当了战犯，难道还得让我们当老太爷一样敬着你啊？不可能！不仅我们不会答应，就是被你们残害的干部、战士同样不会答应，痛苦地生活在内战中的人民更不会答应！”
面对管理人员义正严辞的喝斥，黄维冷笑着，说道：“你们不答应，算什么？只要刘伯承答应，就可以了。年轻人，我告诉你，古今中外，哪一个战场上不死人？我，杀了你们的人，你们，难道就没有杀我们的人吗？这就是战场，为了各自的信仰，为了各自的主义，为了各自的领袖，搏杀疆场，抛头颅、洒热血，何其悲壮！我们当为之歌，为之泣，为之豪迈。岂能于事后悲悲切切，做复仇状，做小儿状，做可怜虫状？”
“黄维，你，在狡辩！来到了这里，还不认罪伏法，你想干什么？走！”那两名干部不想和黄维再过多辩解，也不管其他，强行给黄维带上手铐，架起他的胳膊，便往外走。
黄维猛地一扭，愤然对两名管理人员说道：“请拿开你们肮脏的双手，我会走！”说完，仰起头颅，梗起颈项，绷起脸孔，迈开标准的步伐，往外走去，边走边大声说道：“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家！”
黄维，远去了，慢慢地没有了声音，董汝桂也回身坐到大铺上，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杨伯涛说道：“他就是黄维啊？有一次，沈澄年说过他，说他的军事理论很高，可龚时英却骂过他，骂他是个死搬硬套的家伙，好像他和杜聿明、邱清泉的第5军有什么过节似的。”
杨伯涛笑了起来，说道：“他啊，是得罪过杜聿明、邱清泉，那是第5军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之后，杜聿明率领人马经野人山撤退到国内，委员长派黄维去点验他们的人马损失情况，杜聿明想少报点损失，挽回一点面子，就请黄维吃饭。在酒桌之上，杜聿明手下的将领，偷偷地对黄维说，你们江西贵溪老家遭水灾了，我们军长，略表心意，给家里人准备点救灾款，以解燃眉之急。没想到，我们的黄老先生，竟然一下子把人家的酒桌给掀翻了，气愤而去，使得杜聿明等人好不尴尬。”
董汝桂笑了一声，说道：“我说呢，原来还有这回事。”
坐在前面的尹钟岳也笑了笑，纠正了一下：“事，就是这么个事，而且是真事。不过，他并没有掀桌子，而是扬长而去了。要说讲故事，是可以这样讲的。”
侯吉珲也跟着起哄，说道：“诸位，咱们黄老先生的趣事，那可是一说一箩筐。不过，吉珲有一事不明，他在第18军军长的位子上，干得好好的，辞公为什么免了他的职，让他到桂林去教学去呢？”
尹钟岳笑了起来，说道：“吉珲兄弟，这下子，你算是问到关键人物了，还是让杨军长好好给你普及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吧。”
杨伯涛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陈年往事，不提也罢。”
侯吉珲不依不饶，一直追问，大伙也早已支起了耳朵，杨伯涛这才说起一件有关黄维的不堪往事来：“那是抗战第二年的事，当时黄维任第18军军长，彭善任第11师师长，我任第11师参谋处长。在南浔线作战时，因黄维指挥失当，第18军在瑞昌作战时吃了败仗。我们第11师的一位团长是黄维的亲信，因为失职，造成阵地丢失，师长彭善要枪毙他，黄维要袒护他，于是他们二人，便经常在电话里大喊大叫，我作为参谋处长，当时就守在电话机旁，处境尴尬，我怎么敢管他们之间的事儿？最后，黄维开始告彭善无视长官、不听命令；彭善状告黄维任用私人、奖罚失据。最后，辞公便将黄维调到了军官学校桂林分校去任教育长，而彭善却接替他当了第18军的军长。孰是孰非，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