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崛起，起决定作用的人是谁？有人说是王稼祥，有人说是张闻天，也有人说是周恩来。那么，到底是谁呢？
遵义会议（油画）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0人，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还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月15日，夜色渐浓，大家吃过晚饭后，遵义会议召开。
会场就在周恩来卧室隔壁，王稼祥一直身负重伤，周恩来特意为他预备了一张躺椅，毛泽东和张闻天坐在王稼祥身旁。李德坐在门口，伍修权坐在李德身边。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是由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主持的，其他参会人员都是随便找个凳子坐。
会议开始后，博古就拿出一沓纸，开始作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事先已经确定好了，那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进行总结。博古在总结中，着重强调的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没有反思和检查“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也叫“主报告”，时间大约有一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三人团”排名最后的周恩来，他作“副报告”。周恩来着重谈军事问题，他主动检查了“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且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根本不同。周恩来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样子，博古表示，希望与会者对这两个报告加以讨论。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沓纸，表明他今天做的报告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写好了发言提纲。而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个人集体创作的，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张闻天思路清晰，表达准确，他的发言一下就震动了大家。
张闻天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这句话把博古吓一跳，也完全打乱了博古对会议的把控。张闻天的报告持续了一个来小时，观点与博古完全相反，所以被称为是“反报告”。张闻天称博古的报告为机会主义，一下子镇住了博古。
李德听了张闻天的发言，大感震惊，紧张地大口大口抽烟。张闻天按照提纲发言，明明白白指名道姓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他指出，博古，尤其是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李德个人包办，完全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
李德完全没有丝毫自我批评，对军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见完全忽视，甚至采用各种办法压制。张闻天认为，在这方面博古犯有严重错误，因为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但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没有及时纠正，反而维护。
张闻天认为，对此博古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张闻天的发言点燃了大家多日积压的对博古和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李德黑着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硬着头皮听张闻天对他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是对他的彻底否定。
张闻天
毛泽东也在大口抽烟，按照以往的惯例，他通常在会议上习惯于“后发制人”。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发言。但今天他一反常态，张闻天的报告一结束，毛泽东就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手里也拿着几张纸，这纸上记着他听完博古的报告后，写下的一些需要批驳的观点。
毛泽东的发言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特点是比张闻天的发言更幽默、更辛辣，所以会场不时爆发出揶揄的笑声。只有博古和李德没有笑。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用了三个精准的“主义”来概括：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毛泽东认为，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这是冒险主义；广昌之战打成阵地战，堡垒对堡垒，这是保守主义；战略转移时，仓促突围，实行逃跑，这是逃跑主义。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争论。
这么一来，使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个会议的导向。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如果从报告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来说，毛泽东的报告其实才是真正的“正报告”和“主报告”。毛泽东讲完了之后，王稼祥非常激动，他接着发言。
起初，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大家都知道他身负重伤，就有人劝他不要参加这个会议，他回答，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王稼祥表态，一是完全赞同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王稼祥的第三点意见是，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的发言，对毛泽东形成有力的支持。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提起王稼祥时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个人的发言，彻底动摇了博古和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
尤其是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但这时，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说话的人是凯丰，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他一贯强力支持博古和李德。他说，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多年后，毛泽东曾在一次场合谈到这个场景：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打仗的事怎么能照书本？而且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从那以后，逼得我去翻了翻。
凯丰的发言大段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话，以此来证明博古和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反驳凯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会议开到这里，已经到了深夜，博古宣告会议暂停，这是第一次会议。
会场上烧了很旺的炭火，走出会议室却是寒风扑面，毛泽东在回住处的路上被寒风吹得感冒了。会场上斗争非常激烈，会场下也有人很活跃。凯丰曾游说聂荣臻，但遭到拒绝。因为他发现，聂荣臻也开始倒向毛泽东。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脚化脓，在担架队跟毛、张、和王一起聊天。
第二天，刘少奇和李卓然从前线赶到了遵义，就先去看望了毛泽东。身患重感冒的毛泽东认真倾听了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谈到，部队对领导怨声载道。毛泽东向李卓然提出，要李卓然到会上讲一讲。接下来两天会议中，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都表态支持毛泽东。
王稼祥
他们三人对“左”倾军事路线都非常不满，发言非常激烈。刘伯承则明确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肯定会惨败。他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李卓然在发言中表示，部队对博古和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接下来，陈云和刘少奇在发言中也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向来沉稳的朱德总司令发言却非常犀利，当面谴责李德：弄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20个参会人员中，就有17个人支持毛泽东（包含他自己在内），只有凯丰一个人支持博古和李德。“三人团”成员包括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分别负责政治、军事和执行，也就是说，真正的大权是握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周恩来只有执行命令的份。
这也就意味着，遵义会议既批评了“三人团”，又把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区分开来，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要负主要责任。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从湘江战役失败后，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周恩来成为实际上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此前在通道会议上，他已经明确支持毛泽东。在黎平会议期间，他拍桌子怒斥李德。在这次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这就表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最关键的一票。会议到了结束阶段，对已经明朗化的局面进行总结，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三是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
取消“三人团”之后，仍然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确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已经可以着手过问军事，虽然名义上他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取消了“三人团”，其实就是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之所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上崛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在长征途中，政治局委员分散在各个部队，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所以，重大事务都是由政治局常委决定，成为常委就表明进入领导核心。
周恩来
当时的常委总共是5个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都是原常委，只有毛泽东是新当选的常委。在常委的分工中，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博古不再负总责，而是由张闻天取代他负总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