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南京江浦黄悦岭一处施工工地挖到了硬石板,稍一留意,就看到了墓砖清幽……随着考古队进驻,一座彰显顶级家族联姻的贵族墓葬重见天日,其中一件“暗香浮动月黄昏”银盘,竟藏着解读宋代美学的密码。

这墓葬平面近似方形,砖砌墓壁以条石封顶,内设两棺室,以厚0.67米的砖墙分隔。这样的葬制名叫“同坟异葬”,是宋代的特有葬俗。看似简单,却非常人性化。因为“生同衾,死同穴”的理念,古代夫妻死后多合葬,但毕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先后葬入坟茔时,往往先走的一位不免要让家人看见腐朽、闻到发臭。
这种“同坟异葬”就好的多,以一道砖墙分隔夫妻棺室,既符合“合葬”礼制,又避免孝子目睹先人遗体腐朽,也算是对情感的含蓄守护。
以一道墙就大概确定了墓葬的年代,随后发现的文物,更加印证了考古人员的推断。墓中出土《宋故运判直阁寺丞张公埋铭》与《宋故夫人章氏祔葬埋铭》各一方,证明了这合葬墓中长眠的,正是张同之及其继室章氏。
说起张同之所在的张氏家族,可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史上的乌江,地杰而人灵,曾经诞生并养育了许多名人,朝廷显宦、林泉高士,不胜枚举。和州乌江张氏家族,即唐代诗人张籍及其后人张孝祥、张即之等人,诗书风流,宋唐两朝走过了四百年的辉煌。

南宋词坛北斗张孝祥是被宋高宗赵构亲自定夺的状元,却也是主战派领袖,曾写下“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六州歌头》,张同之作为张孝祥的儿子,生活于宋金对峙的脆弱和平期。
张同之与朝中名士如陆游、周必大、张镃等都有交往,不过他的诗作今仅存一首,便是刻于潜山县山谷流泉的《题三祖寺》。但对于张同之的文采,陆游在《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中写道,“金印斗大谁作州,公子玉面苍髯虬。赋诗健笔挟风雨,论兵辩舌森戈矛”。得到陆游的认可,也可从侧面了解到张同之文采。

张同之的随葬品多为文房用品,有端砚、歙砚、墨锭,铜盂、铜镇尺、铜笔架等等,其中一枚六面铜印最有意思,正面为阴文篆书“张同之印”,上面阴文篆书“野夫”,四面边款跋文分别为“十有二月”“十有四日”“命之曰同”“与予同之”。由跋文的内容和口吻,可知是出自张孝祥。“与予同之”,是儿子的生日恰巧与父亲同月同日。一枚印章,牵出了父子俩的情感细节,也正是这文物的重要价值。

作为张同之墓葬的附葬墓,继室章氏墓中的器物也很有特点,多是银长瓶、银盘盂、银蕉叶,件件是两宋时期的精品。细数这些文物,似乎没有专属女性的用品,只有小小一枚银盒,专家推测或许是女子妆具用来盛放胭脂。

章氏墓中的器物雅而精致,处处透着章氏的诗意生活与不俗气质。而通过墓中的墓志铭,人们找到了章氏典雅气质的来源。
章氏高祖为章惇,父冲,“见任中散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母亲叶氏是文学家叶梦得之女。而叶梦得有多牛,单看头衔就知道——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

生活在如此的名门,深受书香熏陶的章氏小姐又与南宋文坛顶尖家族联姻。有如此的审美与才情,就不奇怪了。在章氏的随葬品中,特别有一件“梅月意象”银盘,最令人称赞。

宋人爱花,梅花当居第一,“独向百花梦外,自一家春色”,独特的气质,成为诗词中常见的意象。
章氏银盘口径约15厘米,以锤揲工艺打造,盘底纹饰堪称“凝固的宋词”——横斜梅枝、新月如钩、流云舒卷,构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

临安文人常举办“梅月茶会”,赏梅、品茗、赋诗,银盘或是此类场合的“明星器物”。透过这件精美的银盘,我们仿佛看到:
一枝斜梅,一弯新月,梅月相依,情趣盎然。一位浑身散发着书香气质的贵族美人,穿梭于雅乐与酒香中,用艺术消解乱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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