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和童年、少年

公元1921年4月20日（农历辛酉年三月十三日），我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东北的关庙崇河崖村。父亲叫陈宗俭，母亲叫丁玉英。我们家算是当地的大户，爷爷辈有兄弟4人，共有10余顷土地。到我出世时已经分家。我父亲陈宗俭和叔父陈宗铸，共拥有200多亩土地，大部分自己种，也雇有3家佃户。

缓缓而流的崇河从我们村后经过，崇河崖由此得名。这是个有70多户人家的庄子，土地不算丰腴。我记得每亩地也就收3斗多粮（每斗约合34市斤）。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20多岁时病逝）。由于庄里的书房（私塾）就设在我家，不到6岁时我已到私塾读书。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每天大清早爬起来就是认字块。两年后开始背书，《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左传》，一本接一本。同时练写字，在红模子字帖上填写。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娘家的亲戚丁小舅舅，另一位是堂叔陈宗美。陈宗美直到2003年才病逝，活了90多岁。两位老师虽然尽责，但只能照本宣科，不能讲解，我的读书兴致也不高。

真正使我对读书有了兴趣，是我的哥哥陈绍山考上了宿迁县的省立职业中学后。他师从于一位较有学问的先生，先考上了树强村的高级小学，在职业中学毕业后，不久到大兴集当了一名小学教员。那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于是，我父母也从3里地外给我请了一位曾参加过前清秀才考试的老先生教我。他能讲解，也教我写文章、作诗。不久，我考上了宿迁县大兴集高级小学，插班5年级，开始学习数学、物理、化学。1938年我17岁时，以第12名的考试成绩被宿迁县中学录取。但是，我上中学的进程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炮火所阻断。这一年的5月份，发生了惨烈的徐州会战，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徐州和周边的大片土地。11月，刚上县中学三个月的我，被迫辍学了。

走上革命之路

我的家乡徐淮海平原，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群雄蜂起之地，社会环境复杂，政治斗争激烈。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就有较大影响，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或明或暗从未间断。我之所以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我的印象中，有这样三件事与之很有关系。

一是我有两位堂叔，一位叫陈宗显，一位叫陈宗耀，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有一年，宿迁县第二区的团总、绰号叫"陈二板腰子"的陈开俊，带人在打土匪的过程中，突然把他们两人捕杀了。当时人们还以为这是"族斗"。因为陈开俊也是我的本家，"开"字辈比"宗"字辈大一辈。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官司。我的父亲带着两位堂叔的家人到镇江，又到睢宁，奔波往返，把这个状告下来了。两家的往来很热络。在与堂叔家的大娘和帮着打官司的徐中桂（他也参加过共产党）的密切接触中，我接受了相当多的革命思想。

二是我在家乡读私塾时，庄里有个叫王允启的，曾外出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在一次战役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物。他经常到我们家和我闲聊。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士兵，但对共产党的军队英勇善战推崇备至，描绘得出神入化。从那时起，"共产党"三个字在我心目中就有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三是生活中的实际，使我对当局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及其军队很失望。我们村有几次遇到国民党军队过境。那种军纪颓废，见鸡抓鸡，见驴牵驴的兵痞模样使我十分厌恶。我的父亲在村里推行保甲制度时被推为保长，经常要做些办差、催粮之事，而区乡的国民党地方官员那种恶劣的态度和作风，使他也经常背后发牢骚。久而久之，共产党和国民党，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被迫辍学的我，心里想着还是要干一番事业的。那时，抗日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其中。我大娘和徐中桂也鼓励我参加抗日。徐中桂还曾带着我到泗阳县，去找抗日的队伍。但那里驻扎的都是国民党军队，我不愿意去。其实，要找国民党的军队参加抗日，我早就有这个方便条件，国民党宿迁县的县长，就曾住在我家。但我心里打定主意，决不找他们，要找就找共产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受党的影响的抗日团体。这就是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它是由当地有名的人士史素平主办的。史素平曾经留学日本，与党在苏皖地区著名的抗日领导人孙象涵是同学。史素平的家人史开林、史玉及两个妹妹，都参加了抗日军政干校。

真要走出家门去抗日，这又引起了父母的担忧和不愿意了，他们希望我留在身边，于是给我定了亲并办理了结婚手续。但这并不能拴住我。我的意志很坚决，不管怎样也得走。经过几次反复解释劝说，终于赢得了父母的理解。1939年6月的一天，我和我的几位同学（丁敬波、惠兆民、李敬成、徐宏学等）参加了苏皖抗日军政干校。这一天，在我的履历表上就成为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入伍日。

在苏皖纵队随营学校

1939年的仲秋，那几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在运河边的金锁镇，我们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的一个主力连队会合了，也来了个团聚。当时，我在苏皖抗日军政干校的短训已经结束，留校被任命为训育干事。

苏皖抗日军政干校每期训练三个月。那是一段紧张、艰苦而又热烈的生活，我至今难忘。当教员叶根深、史开林等拿着来自山东的教材，给我们讲《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有一种找对了路的感觉。一年多来的苦闷压抑，特别是日寇占领了宿迁县城，我们全校师生抱头痛哭，苦于中国军队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中国人只能当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好像都被抛到脑后去了。干校的生活条件，按着供给制来讲也是低水平的：我们没有发军装，缺乏必要的生活用品，甚至有好多天吃饭也成了问题，被分到群众家里去吃派饭。同学们从家里带来了行李，带来了枪支，带来了粮食，甚至带来了两匹马。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支五六十人、二三十条枪的小小队伍，充满了抗日和革命的热情。但是，我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在大环境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也处于被动。从最早的驻地宿迁县小方庄不断地向西转移。9月的一天，当干校确知顽固派头目王光夏准备派兵夜袭消灭我们时，遂与在运河西的陇海南进支队联系，请孙象涵同志派部队接应我们从金锁镇过河去皖东北。就在这天，我头一次见到了八路军正规部队。

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和主力部队会合后，增加了一个青年队，改称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人数也扩大到120多人，我继续留校工作，而惠兆民、丁敬波他们则另行分配了工作。

就在我怀着舒畅愉悦的心情，穿着八路军的棉军装，努力开展着学校工作时，忽然有一天，随营学校的分队长曹健和何以俊同志找我谈话。说根据我的申请和表现，党组织在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他们问了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不久，就举行了入党仪式。随营学校指导员叶根深同志参加了仪式。在庄严的党旗下，我和丁苏农同志举手宣誓。这一天是1940年2月19日。

我在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工作了十个多月，先后担任分队长、中队长等。记得随营学校第三期训练除了青年学生以外，还包括一部分在反顽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但这期训练尚未结束，我就因紧急任务被组织上抽调走了。

【陈绍昆（1921~2020），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宿豫区）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学员、训育干事，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分队长、中队长，泗阳县4区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泗阳县6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长、教导员，泗阳县7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教导员，泗沭县总队副总队长，泗沭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3师10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新编第1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淮阴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15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6师348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39军116师政治部主任、117师副政委、115师政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第39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冶金工业部革委员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