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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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的一天，我这个赶集摆摊卖香烟的“小老板”，也是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接到一个口信，区团委书记让我到区上一趟。

清水镇是区委和区政府所在地，离我村8里多路。话说，男女老少，晚上谁也不敢从这路走。

原来，这里的古坟堆得像座小山，一片松林环抱，阴森森的。一到夜里，各种潜藏的动物就会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

1947年，我村搬来了解放军的兵工厂，专门做迫击炮弹，实弹试验选在古坟旁，第一次试验时，有4个军工殉职后埋在古坟旁。

本文主人公

我胆子大，穿过古坟来到区委，那位团委书记经常去我村，他搞过土改和征兵动员工作，所以和我很熟悉了。

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学失学在家，怎么样？还是只想卖烟挣钱过日子吗？就没有啥新想法，新追求？”

几句话说到我的伤心处。我母亲因逃避日本鬼子“扫荡”，得产后风去世，父亲被日本鬼子毒打致死，我很早就成了孤儿。

那时，政府送我去武训学校读书，我努力学习，考上了临清中学。念了三个月，因无生活来源而失学。

我满怀着理想抱负，能没有想法吗？

“我卖烟，挣念书的钱，圆我上大学的梦。”我吐露心声。

团委书记说：“念书？现在有个机会，你去不去念？”

我一听高兴坏了，忙说：“去！到哪个中学？我真的好想读书！”

团委书记端来一杯水，提及我当儿童团长、斗地主、动员参军参战、考上临清中学的事，亲切地对我说：“你是有抱负有才能的青年。区委决定送你到县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留在区里工作，你愿意吗？”

这是离开农村变成国家干部啊！我赶忙说：“我愿意！”

就这样，我背上行李，跟村党支部书记步行50里，穿过古坟，穿过8里多长的黄河古道，到县委党校报到。

在这里，我开始了学习生活。

1950年11月13日，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停止上课，立即到县委礼堂开会。有人猜测：“一定有大事，十有八九是打仗征兵的事？”

走上街头，我看到到处贴着大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拥护中央政府声明，把美帝赶出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1946年征兵的情形！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开始了会议。县长报告了美帝国主义悍然轰炸鸭绿江大桥，炸死我国渔民等滔天罪行，中央决定组成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

我听得热血沸腾，想立刻奔向前线。

我想到了日本鬼子对我家的罪行，想到了为打日本鬼子，我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国有危难，匹夫有责！

会议一结束，我就提出：“我要当兵，当志愿军！”

那时，区委已经要抽调我了。在我面前摆在两条路：是从军打仗，还是从政当干部？

告别书记往回走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条这样的标语：“好铁专打钉，好男要当志愿军！”这句话像战鼓一样激励着我。

于是，我下定决心：当兵去！

我立即到县征兵站报名。征兵的人告诉我，这一批征的是文化兵，先到军校培训后出国。党校领导听说我报名当兵，特地欢送我，陪我吃饭，把我送出县城。

回到家后，我先找到我两个要好的兄弟，动员他们一块去报考军校。他俩也愿意，商定暂时不告诉别人。

俗话说“纸终究包不住火！”很快事情传遍全村。

我的行动立即受到姐姐的限制。我被关在屋里，心里真是火烧火燎。

这天，趁着姐姐给我送饭之际，我夺门而出，急速奔跑。姐姐在后边呼喊：“不能当兵啊，你是咱家的根啊！”

我跑出村外与同学会合，一直向聊城奔去，亲人的呼喊声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从我们村到聊城有120多里路，事先我们早已问清路了。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参加革命，保卫祖国！

赶到军分区征兵处，征兵的人还未起床。我们怕误了考试，就把报名处的同志叫起来，给我们编了考场，发了准考证。

离考试还有2个多小时，尽管我们又累又困，可谁也不敢合眼。在征兵处吃了早饭，我们就进入考场。

三天后发榜了。我排在第三，我的两个同乡，同生排32名，秋荣没有被录取。

这时，社会上传起了志愿军吃败仗的谣言，说美国的飞机多厉害，一颗炸弹就能削平一座山头。

同生把我叫出去，吞吞吐吐地试探说：“你打算怎么办？我心里害怕，我想……”

我一听就明白了，追问了一句：“你想怎么样？”他回答：“我不想去了。”

我压抑着激动对他说：“大男人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解放军都怕牺牲还有我们今天的解放吗？我是当兵当定了。”

他心事重重，我说什么也不吭声。

次日一早，同生不见了，我知道他可能跑回家去了。秋荣比我大6岁，都21岁了，他没被录取，可他坚定地对我说：“你是团支书，跟征兵的说一说，让我当兵吧，我不怕死。”

我当即跑到征兵处，报告了同生逃跑和秋荣要当兵的事。征兵的负责人看秋荣态度坚决，试探地说：“当兵苦哇！”

秋荣说：“苦难是意志的磨刀石。”

就这样，秋荣也可以当兵了。

1950年12月2日，我穿上新军棉衣，心里正甜滋滋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喊秋荣和我的名字。

出去一看，原来是秋荣的大哥，和我的一个亲戚。

他们二话不说，把我俩的棉衣脱去，换上了自己原来的棉衣，拉我们出了聊城北关。

在四处无人的地方才停下来。

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根本不听。我心想，硬走是走不了了，需要智取。

我发现前面有片树林，就说要去方便。他们不同意。

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棉衣脱去，说：“你们拿着棉衣，还怕我跑了？”这次他们相信了。

由于那边是片坟地，我谎称害怕，就让秋荣陪我一起去。我知道他们也怕秋荣跑，于是，我说：“秋荣，你把棉衣也脱了。”

秋荣明白了我的意思，也脱去了棉衣。

到了树林，我俩要蹲下的时候，看他们也放心地坐下了。这时，我对秋荣说：“咱们赶快跑，要不然就没机会了。”

他点头同意。

于是，我俩发疯地往聊城跑去，并回头和他们说：“把棉衣捎回去，我们有军棉衣穿！”

他们赶紧起来追赶我们，但他们没我俩跑得快。跑到征兵处，我俩穿上军衣后就躲进了军分区。

12月6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登上了大卡车。大卡车一共6辆，拉得都是新兵，还有30多个女兵。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

纵观我的一生，9岁扛红缨枪当抗日儿童团长，1950年参军，1956年考入军校，毕业后分到郅顺义所在部队。

1960年任侦察参谋，后做新闻宣传工作，1965年，调沈阳军区炮兵任新闻干事。

我选择了从军路，无怨无悔，是军队培养了我，我感谢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