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

魂牵梦绕的军营！

曾经的首长和战友！

安营平原堡

珍宝岛事件后，北国边疆狼烟四起，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从战略全局出发，紧急调兵遣将，加紧“三北”方向一线作战力量和战场建设。就地理位置而言，青海当时在对北防御中处于大后方，一支战功卓著的野战师部署在这里显然不合适。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陆军第 19 军于1969 年 12 月 21 日在甘肃张掖重新组建。55 师奉命移防河西，归 19 军建制，发挥主力师的骨干作用。

根据兰州军区和 19 军统一命令与部署安排，55 师于 1969年 11 月 15 日至 27 日，采取铁路输送方式完成战备移防。师机关部署在高台县，163 团部署在临泽县新华庄农场，164 团部署在酒泉县城郊农场，炮兵团部署在张掖县沙井子公社，165 团部署在张掖县乌江堡公社平原堡。

我团于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分 4 个列车梯队离开西宁，26 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为了保密和防敌特空中侦察，无论人员和物资，一律使用闷罐子车输送。我们将宿舍使用的架子床搬上火车，睡在上面除了列车本身的震荡外，竟然和在营房正常就寝差别不大。西宁到张掖比西安到张掖的距离还要近，列车经河口翻越乌鞘岭后，很快进入河西走廊。

平原堡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因省地企事业单位较多，铁路部门在这里设有一个四等火车站。我们的列车梯队到达平原堡火车站后，很快完成卸载。团机关临时部署在火车站紧北边的甘肃省水文地质二队，1、2 营部署在平原堡砖瓦厂，3 营部署在省地质物理勘探队。我们 75 炮连部署在张掖地区五七干校，距团部两公里多。

平原堡地处黑河上游，地形开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民风淳朴。加之企事业单位多，人气很旺，在河西走廊乃至甘肃省都小有名气，生活条件比西宁乐家湾好得多。海拔也由 2260 米降到 1400 米，从高原到平原，官兵们很快就适应了驻地环境，开始了新一轮部队建设，加紧各项战备工作落实。

部队刚移防平原堡，师政委孟移山就带工作组来连队蹲点帮建，使官兵们进一步明确了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更加自觉地投入各项工作任务中。

前排右起连长李家隆、副连长景生春、副连长杨建政，后排左起司务长张继忠、副指导员林射祥、作者

建设战斗村

部队刚移防平原堡完成部署调整，连队就奉命于 1969 年底，开进驻地乌江堡公社安镇堡大队，组织和帮助群众建设战斗村。所谓战斗村，主要解决战争初期敌空袭阶段“藏”的问题，以保存有生力量，待机破敌。按当时的规划要求，主要是挖通可连接家家户户，能通向村外堑壕和阵地的地下通道。类似于电影《地道战》冀中平原军民所创造的那种能藏、能机动、能战斗的地道。地道口的选择玄机很多，妙不可言。有的就在群众屋子里的炕席下，有的在厨房的柴堆下。出口通向村外，有的在果树园子的树下，有的在芨芨草墩或红柳丛下，很隐蔽，难发现。当时有一个口号喊得很响：“道道加勇敢，战胜帝修反！”

安镇堡战斗村只是 19 军组建后，统一规划和加强河西战场建设的一个缩影，是河西走廊千百个战斗村中的一个。军首长和军机关这时正抓紧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到祁连山，北接居延海，各重要通道、要地的设防工程规划与建设。19 军决心在未来反侵略作战中节节阻击，大量消耗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尤其要建设好元山子和大黄山两道防线，让敢于来犯之敌在我坚固防御阵地前丢盔弃甲，寸步难行。

建设战斗村中，团长教我军人使用手电筒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团长张进峰轻车简从到我们连队蹲点，连长让我跟随团长做些勤务工作。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团长要到分散在村子各个角落的班排去看看，我打着手电筒紧跟在他身后，他马上制止不让打手电。后来我见道路坑洼不平再次打开手电，当他回头制止时，发现我右手拿着手电筒，便十分严肃地纠正我说，这是老百姓使用手电筒的习惯，军人使用手电筒一定要用左手。

战场上当敌人发现对方打手电时，很容易按常规做出判断，捕捉光点后稍向左瞄准便打中你的胸部。而左手打手电，敌人的子弹只能从你身体的左侧飞过。团长的这一堂军事常识课，彻底改变了我使用手电筒的习惯，从那时起到现在都没有变。这应该是我们军人使用手电筒的专利吧。

移防河西后的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明显比在青海时标准高，要求严。按照上级规定连队物资和个人物品都要做到“三分开、四固定”（携行、运行、后留物资分开，定人、定物、定车、定位）。司务长分给每班三条当年缴获的印军牦牛军毯，统一用于捆包战备物资。分别写上 X 班前运，X 班后运，X 班后留的标签。也发给每个干部一条，用于捆包个人物资。我虽不是干部，却也近水楼台得到一条，保存至今，作为军旅生涯的纪念。按“三分四定”规定，个人所有物品都要按照前运、后运、后留和携行要求仔细分开。其中携行物资按季节变化更换，装在枕头包里。

所谓的枕头包，就是用一块制式的方形白布作包袱皮，包进换季的衣服、换洗的衬衣衬裤以及毛巾、袜子针线包等，平时行军中是包袱，睡觉时上面盖一条枕巾就是枕头。“三分四定”的战备规定，还是我们 165 团当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在战备演练中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后来总部将其作为一项经常性战备制度在全军推广落实。

建设战斗村中，还发生了一起《人民军队》报社记者等人煤气中毒的玄乎事。当时有两位记者在团轮训队李队长陪同下，深入连队采访，我对其中一位头戴栽绒帽、浓眉大眼的周姓记者印象深刻。连队明确由我招呼他们的起居作息，晚上住在连部所在地生产大队的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三个套间，他们三人睡两间，我睡一间，都是麦草地铺，只在中间没住人的会议室安了一个烧煤饼的火炉。炉子的三个铁腿用老乡修房子用的土坯支着，晚上睡觉前，我封好炉子，打了一桶水坐在上面，以备第二天早上洗漱用。不料新买的水桶渗漏，渗出的水顺着炉子的一条腿流下来湿陷了一块支炉子的土坯，致使炉子倾斜，水桶虽然没有倒下来，但却移位露出了炉子的口部，致使煤气外漏。

第二天早上发现炉子的异常情况后，我们并没有想到会发生煤气中毒的问题。当大家走出房子，来到门前果园临时搭建的厕所小解时，相继感到头晕，其中年龄最大的李队长反应最为强烈，几乎要摔倒，我迅速上前扶住他。我和两位记者反应较轻，只是感到头有点沉闷。团卫生队郑兆良队长闻讯赶来，诊断为轻度煤气中毒，让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休息了一阵大家都感到没事了。发生这次有惊无险的煤气中毒纯属意外，各级都没有批评责怪我。但连长指导员却以此为鉴，要求各班排对取暖安全情况进行一次严格检查，进一步完善落实防煤气中毒的规定和措施。

我因思想和工作表现突出，1969 年度被评为“五好战士”，并有喜报寄回家中，同时被连队党支部作为入党对象重点培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1970 年 3 月 16 日，连队召开党支部大会，经副连长景生春和司务长张继忠介绍，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支部大会通过便成为正式党员，这时距我入伍刚满一年。当时在我们连，入党对象在接受组织考察期间，通常都要安排到驭手班或炊事班养马喂猪或种菜。经过这些岗位的锻炼和考验，才能入党。不知是连里结合平时综合表现，通过了对我的考察，还是工作离不开，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竟然未经过这些岗位特殊考验，就光荣入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