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曾老九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灾荒之惨状，见于各种官书野史。
有史以来哪一次灾荒最为严重？当推晚清华北大旱灾！
这次旱灾时间跨度长，从光绪二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受灾面积大，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数据估计更高达千万，五省又以山西受灾最为惨痛。
可惜这样一次大灾，以往学者均感叹文献不足征。现在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岳麓书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册的《曾国荃全集》，人们俗称的“曾老九”于大灾期间正在山西巡抚的任上……
一
“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
光绪初年的山西旱灾，在中国荒政史上意义非同凡响，不仅因为其灾情空前严重，还由于在赈灾过程中涌现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从而给中国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慈善观念。
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的外来慈善家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
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
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亲眼看到：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量，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二
洋人搞慈善，没安好心？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
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
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一可能是要收买人心，二呢，也可能窥探内地的虚实，所以不能不防啊。
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
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
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
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很好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设想一下，如果地方官员时时猜疑处处掣肘，洋教士救济灾民之情再热，也会被浇熄吧？
三
要秩序，挂人头？
饥荒威胁之中，人心浮动是一种必然。特别是此时的山西局势原本就不宁静，捻军余部时时惊扰，与山西相邻的陕甘又爆发“回变”，对地方官员来说，稳定社会秩序不仅直接关系赈灾成败，更与清王朝生死存亡攸关。
曾国荃奏疏中经常有夸奖山西“民性纯良”的句子，说民众“视饿死为应受之辜，绝无强夺强劫之案”，但这只是门面话，意在衬托“圣朝”的“深仁厚泽。”
实情当然并非如此，对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讲法度本就是件高蹈的事情。
而为了维护秩序，曾国荃除了以各种行动宣示朝廷的恩泽，以安抚民众，另外也采用了不少铁腕手段。
光绪三年九月，他在给属下的书札中说：“查灾放赈，先安民心为要。”至于那些布散流言、贴匿名大字报，甚至借机轰抢闹事的，肯定不是饥民，必须严惩。
一名地方官向他汇报有人抢劫过境商贾的粮车，曾国荃勃然大怒：这样哪个地方的粮贩还敢以山西来，灾情又如何缓解？于是亲下指示：遇有截粮拦路行劫之案，一经拿获，即行会同地方官讯明情节确实，禀请就地正法！
所谓“就地正法”，这是非常时期给予地方官员的便宜行事权力，是典型的“非常手段”，即使在当日也是违反法律之举。
但同时又必须不承认，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有特殊的效果。
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他目睹惨状后曾经困惑，为什么很少看到抢劫？原来“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
果然，不久他就在路边看到了挂着“两颗人头的笼子”，“这是对试图暴动的人的警告！”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对此也表示了理解，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
然而，如果“就地正法”施行无度，那绝对是民众的灾难。山西旱灾中，“就地正法”有无滥杀无辜情形？不妨先看曾国荃的一个批牍。
当时隰州发生窃贼杀死巡夫命案，地方官员即遵“就地正法”之令，将嫌犯处决。曾国荃在隰州呈报的公文中批道：
“寻常命案，自应遵照定例，填格录供，通报复审，按拟解勘，方为正办。……及嗣后遇有似此案件，不候批示擅专自便，定行严参，决不再宽。凛之！凛之！”
有了上峰“就地正法”的命令，地方官员很可能乐得简便，把赈灾中发生的所有命案都“从重从快”。
这一封批牍透露曾国荃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反复强调和训诫，寻常命案一定要回到常轨，遵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办理。
曾国荃因平定太平军的武功而为公众所熟知，而看看他在做山西父母官时的史料，是不是觉得，其人的吏才和文治也不应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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