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丫头，你又要去写我的检讨？＂我瞪着眼前的女班长，她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抄写着什么，这让我更加恼火。

这是1968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杭州第四中学的教室里暖烘烘的。

坐在我前面的余大头悄悄转过身子，塞给我一张纸条:＂老周，班长又给你小鞋穿了？＂

我瞥了一眼正在认真写字的李雪梅，她睫毛微垂，专注的样子倒是让人看得有点入神。

那会儿我叫周建军，是班里出了名的＂刺头＂，而李雪梅从初中起就一直是我们的班长。

她总爱板着脸训人，尤其爱跟我过不去。她说我上课讲话，我就偏要跟同学说得更响；她让我打扫卫生，我就磨蹭到最后一个。

记得有次我在课堂上画她的漫画，被她发现后，她居然没生气，反而在漫画上添了几笔，画了个更丑的我。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爱瞪人的班长，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1969年1月15日，天还蒙蒙亮，杭州火车站就挤满了要下乡的知青和送行的家人。

妈一个劲儿擦眼泪，爹使劲抽着烟，小妹抱着我的胳膊不肯撒手。那时候知青下乡是件＂光荣＂的事，可我看着家人的样子，心里堵得慌。

火车开动前，我看见了李雪梅。她穿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正跟父母道别。

没想到她也分到了浙北的杨家村，这让我莫名烦躁起来。

火车上，她坐在我斜对面，一路上都在看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我注意到她的眼圈红红的，却倔强地不肯掉一滴泡。

到了杨家村已是深夜，寒风呼啸着灌进破旧的草房。生产队长杨大叔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操着浙北方言给我们安排住处。

那间草房破得可以，门板歪斜，墙上的裂缝能看见外面的星星。我和几个男知青挤在一起，盖着带霜的被子，听着隔壁传来的啜泣声。

第二天一早，杨大叔就带我们上山开荒。李雪梅虽然脸色苍白，却干活特别卖力，手上很快就磨出了血泡。

＂你慢点干。＂我忍不住提醒她。

她抬头瞪了我一眼:＂你管我？＂说完又低头继续干活。

春天来得特别慢，山里的天气阴冷潮湿。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一个个都被折腾得不轻。

李雪梅却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学会了干农活，还总是默默帮助其他知青。她的手上满是茧子，但扎起的辫子依然一丝不苟。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青宿舍的房顶总是漏雨。一天半夜，我被雨水滴醒，听见外面有动静。

借着月光，我看见李雪梅正在房顶上补漏。我赶紧爬上去帮忙，她也没推辞，我们就这样默默干到天亮。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学会了插秧、收割，皮肤晒得黝黑。李雪梅常常一个人扛着两袋稻谷走在田埂上，远远望去，像个倔强的小蚂蚁。

1970年春天，一场意外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下着大雨，李雪梅在田里干活时扭伤了脚，疼得走不动路。

我二话不说，背着她去了十里外的卫生所。一路上，雨水顺着脖子往下流，但她靠在我背上的温度，让我感觉不到冷。

＂周建军，其实你人挺好的。＂她轻声说。

＂你现在才知道啊？＂我嘴上逞强，心里却暖暖的。

回来的路上，她在我背上睡着了。我放慢脚步，生怕把她颠醒。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倔强的女孩子，其实特别柔软。

1972年冬天，村里来了场大雪。李雪梅病得很重，整整一周没能起床。我偷偷给她煮姜汤，被她发现后，她笑着说我是＂笨手笨脚的保姆＂。

那段日子，我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她。看她干活时认真的样子，看她教村里孩子识字时温柔的笑容，看她在月光下独自洗衣服时寂寞的背影。

1973年春天，生产队分到了一个供销社的名额。杨大叔第一个就想到了我，但我知道李雪梅的爹病重，她更需要这个机会。

＂你去吧，我哪也不去。＂她却这样说。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县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说要调整知青分配，李雪梅可能要被调到百里外的山区。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想起她的笑容，想起她生病时虚弱的样子，我突然发现自己早已放不下她。

第二天一早，我直接去找了杨大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老人笑着直摇头:＂你小子，终于开窍了。＂

经过多方周旋，我去了供销社，而李雪梅留在杨家村当了小学老师。临走那天，她给了我一条亲手织的围巾。

＂等我站稳了，就回来娶你。＂我鼓起勇气说。她红着脸点点头。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74年春天，我刚在供销社站稳脚跟，李雪梅的爹就去世了。她不得不回杭州照顾家里。

那段日子，我每天给她写信，可很少收到回信。直到有一天，杨大叔急匆匆找到我:＂建军啊，不好了，雪梅要相亲了。＂

我立刻请了假往杭州赶。到了她家门口，看见院子里挂满了红灯笼，心都凉了半截。

＂你一个农村供销社的，能给她什么好日子？＂李雪梅的母亲冷冷地说。

正说着，李雪梅从屋里出来了。看见我，她愣住了，眼泪瞬间涌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是李雪梅的奶奶，老人家拄着拐杖说:＂让他们在一起吧，我看得出来，这孩子是真心的。＂

最终，在奶奶的支持下，我们回到杨家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杨大叔乐呵呵地说:＂我就知道你们会走到一起。＂

婚后的日子并不容易。我们省吃俭用，慢慢添置家具，把破旧的房子收拾得像个家的样子。李雪梅白天教书，晚上还要照顾家里的老小。

有时我值夜班回来，总能看见她在灯下批改作业，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我们有了孩子，经历了调动，熬过了艰难的日子。但我们从没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转眼到了2023年，我们都已经退休了。那条已经褪色的围巾还珍藏在箱子里，就像我们的记忆，历久弥新。

前几天，孙女问我和奶奶是怎么相爱的。李雪梅笑着说是我太调皮，她管出了感情。我看着她满头的白发，突然说:＂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去那个小山村，还是会遇见你。＂

她白了我一眼:＂贫嘴。＂眼角的皱纹里却藏着笑意。

这些年，我们也吵过架，也闹过别扭，但从未想过分开。从杭州到山村，从欢喜冤家到相濡以沫，我们就这样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有人说，世上最曲折的路，就是从心到心的距离。我和李雪梅的故事，就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才找到了最近的那条路。而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