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影
| 右二：阿城，左一：王朔
钱锺书和张爱玲
没有翻译腔的我看是张爱玲，她英文好，有些小说甚至是先写成英文，可是读她的中文，节奏在，魅力当然就在了。
钱锺书先生写《围城》，也是好例子，外文底子深藏不露，又会戏仿别的文体，学的人若体会不当，徒乱了自己。
《围城》也是从海外推进来，看后令人点头，再也想不到钱锺书先生是写过小说的，他笔下的世俗情态，轻轻一点即着骨肉。我在美国或欧洲，到处碰到《围城》里的晚辈，苦笑里倒还亲切。
以张爱玲、钱锺书的例子看，近代白话文到他们手里才是弓马娴熟了，我本来应该找齐这条线，没有条件，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到处剔牙缝。实在说的，当代的大陆，拔除得哪里还有牙？
沈从文
还有一个例子是沈从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说家，不但几本文学史不提，旧日书摊上亦未见过他的书。后来风从海外刮来，借到一本，躲在家里看完，只有一个感觉：相见恨晚。
赵树理
平心而论，赵树理和浩然，都是会写的，你们不妨看看赵树理初期的《李有才板话》、《孟祥英》、《小二黑结婚》、《罗汉钱》，真的是乡俗到家，念起来亦活灵活现，是上好的世俗小说。只有一篇《地板》，为了揭露地主的剥削本质，讲乱了，读来让人体会到地主真是辛苦不容易，算是帮了倒忙。
李劫夫
当年古元的仿年画的木刻，李劫夫的抗日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等等等，都是上好的革命世俗文艺，反倒是大城市来的文化人像丁玲、艾青，有一点学不来的尴尬。
从小说来看，《新儿女英雄传》、《高玉宝》、《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红岩》、《苦菜花》、《迎春花》、《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等等，都是世俗小说中英雄传奇通俗演义的翻版。才子佳人的翻版则是《青春之歌》、《三家巷》、《苦斗》等等，真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
“文革”后则有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芙蓉镇》做继承，只不过作者才力不如前辈，自己啰嗦了一本书的二分之一，世俗其实是不耐烦你来教训人的。
不过既要讲工农兵，则开始讲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创造”，“创造”说完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等那个“当然”，“当然”之后一定是耳熟能详的“糟粕”，一定有的，错了管换。虽然对曹雪芹这样的人比较客气，加上“由于历史的局限”，可没有这“局限”的魅力，何来《红楼梦》？
话说过头儿了就忘掉我们的时代将来也会是古代，我们也会成古人。
毛对革命文艺有个说法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多元论，这未尝不是文艺之一种。说它限制了文艺创作，无非是说的人自己限制了自己，你不照做就是了，至多是不能发表。
️️ 电影《小说》剧照 | 导演：吕乐，2007年，左至右：阿城，陈村，王朔
汪曾祺
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我因为一九七九年才从乡下山沟里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他顾，所以对一九七六年后的“伤痕文学”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检旧杂志，我从小就好像总在翻旧书页，忽然翻到一九八〇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当时响彻大街小巷的邓丽君，反对的不少，听的却愈来愈多。邓丽君是什么？就是大陆久违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违了，忽自海外飘至，路边的野花可以采。
️️ 贾平凹 | 导演：贾樟柯，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贾平凹
《受戒》之后是陕西贾平凹由《商州初录》开始的“商州系列”散文。平凹出身陕南乡村，东西写出来却没有工农兵文学气，可见出身并不会带来工农兵文学，另外的例子是莫言。平凹的作品一直到《太白》、《浮躁》，都是世俗小说。《太白》里拾回了世俗称为野狐禅的东西，《浮躁》是世俗开始有了自为空间之后的生动，不知平凹为什么倒惘然了。平凹的文化功底在乡村世俗，他的近作《废都》，显然是要进入城市世俗，不料却上了大陆的城市也是农村这个当。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的城市逐渐农村化，以上海最为明显。上海所有的城市外观，都是在一九四九年时类似电影的停格，凝固在那里，逐渐腐蚀成一个大村镇的样子。因此我想这《废都》，并非是评家评为的“颓废之都”，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
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泗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
你们不妨再去读《红楼梦》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大陆的粗陋枯瘦，拿什么来颓废？颓废什么？读《废都》，觉到的都是饥渴，例如性的饥渴。
为何会饥渴？因为不足。这倒要借《肉蒲团》说一说，《肉蒲团》是写性丰盛之后的颓废，而且限制在纯物质的意义上，小说主角未央生并非想物质精神兼得，这一点倒是晚明人的聪明处，也是我们后人常常要误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摹写无论《金瓶梅词话》还是《肉蒲团》，要反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为“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来提醒自己。
冯骥才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来亦是有租界历史的，世俗间却并不媚洋，原因我不知道，要由天津人来说。
天津的冯骥才自《神鞭》以后，另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里有股“纯侃”精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种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边，埋没太久了。
刘震云
河南刘震云的小说，散写官场，却大异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只是早期《塔铺》里的草莽元气失了，有点少年老成。
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
南京叶兆言早在《悬挂的绿苹果》时就马马姻熟。
江苏叶小青際一派人马，隐显出传统中小说一直是江南人做得有滋有味，直至上海的须兰，都是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又直要到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
中国大陆第一个写后设小说的人我看是马原，真正会讲故事。
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莫言
王朔
️️王朔
王朔有一点与众不同，不同在他居然挑战。我前面说过，世俗小说从来没有挑战姿态，不写文学史为自己立言，向世俗文学挑战的一直是新文学，而且追到家门口，从旁看来，有一股“阶级斗争”腔。
有朋友说给我，王朔曾放狂话：将来写的，搞好了是《飘》，一不留神就是《红楼梦》。我看这是实话，《飘》是什么？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世俗小说。
《红楼梦》我前面说过了，不知道王朔有无诗才，有的话，不妨等着看。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大陆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
王朔。。。遗憾没有短篇小说。
️️王朔
王安忆
上海王安忆的《小鲍庄》，带寻根腔，那个时期不沾寻根腔也难。到《小城之恋》，是有了平实之眼的由青春涌动到花开花落，《米尼》则是流动张致的“恶之华”。
包括“三恋”与《岗上世纪》，王安忆是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将肉欲之爱写得如此诚恳的人，自然不会沾黏意识形态的老套，我当年看的时候，真是心中舒了一口气，同情而且欢喜。
不到十年，平凹的《废都》也开始写肉欲之爱，虽然不自觉地杂有传统中男性的狭邪，不过到底也算是一种开始。
王安忆后来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以《狂奔》结尾的那条白色孝带为我最欣赏的意象。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人化境
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等的小说，看过朱天文一九七九年的《淡江记》并一直到后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大惊，没有话说，只好想我一九七九年在云南读些什么鬼东西。
阿城
️️阿城
又不是科学技术体育比赛，我不知道，不过倒想问问大陆近年怎么会评出来一级作家二级作家，而且还印在名片上到处递人，连古人都不如了。
你们在座当中大陆来的人听了也不必负气，静下心来想想，一九七九年大陆世俗调敝，全民忙于平反，文学还自觉在“工具”这一点上。
平心而论，一九七九年时大陆的大部分小说，还是中学生作文选的范文，
我的小说从一九八四年发表后，有些反响，但都于我的感觉不楔腻，就在于我发表过的小说回返了一些“世俗”样貌，因为没有“工农兵”气，大家觉得新，于是觉得好，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其实可能是“旧”味儿重闻，久违了才误会了。
语言样貌无非是“话本”变奏，细节过程与转接暗取《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意象取《史记》和张岱的一些笔记吧，因为我很着迷太史公与张岱之间的一些意象相通点。
〽️汉语的基本节奏是四字，成语多是四字，《诗经》就是如此，也许经过外来的胡语，逐渐有明确有五言七言长短句。读我的小说，容易上节奏的当，因为会很快进入四字节奏，这时我用一、三、五、七等奇数插进偶数，节奏变化容易感觉出来，标点符号在我的小说里主要不起语法作用，而是断开节奏。
〽️用北京话写小说容易油滑，老舍初期的小说就有这个毛病，越写越油，离题三千。我早期也是如此，被油滑的快感牵引，离题三万。后来才成熟起来，学会气功的守丹田，意念随意游走。
〽️政治读物的翻译体影响了大陆小说的语言。我的语言是对大陆四十五年来权利语言的疏离。
王德威先生有过一篇《用《棋王〉测量〈水沟〉的深度》，《水沟》是台湾黄凡先生的小说，写得好。
王德威先生亦是好评家，他评我的小说只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没有小说自身的深度，我认为这看法是恳切的。
你们只要想想我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锺书等等就不难体会了
电影《孩子王》的一大失误就是对话采用原小说中的对话，不知小说是将白话改造成文，电影对白应该将文还原为白话，也就是口语才像人说话。北京人见面说“吃了吗您”，写为“您吃饭了”是入文的结果。你们再去读老舍的小说，其实是将北京的白话处理过入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