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城（右） | 知青时期
中国原来的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是相通的，一朝中举就到上层，削职为民，就下去了。马克思讲阶级斗争，特指的欧洲，有点无趣，贵族再穷，也是贵族，工人再富，还是工人，不流通的。中国的这种流通，不但产生智，而且产生慧，慧是通。这种流通也造成世俗文化与非世俗文化的不断混合。
近代中国的西化要求全民教育，换言之，原本只是少数人参加的科学，变成全民进入知识的竞争。以知识赢取自己的权利，当然是不可能成功，所以大多数人丧失了世俗经验的杂质化。所谓的多元价值也好，后来说的分众社会也好，都已经不是原本的世俗化了。如果丧失了土生土长的世俗经验，就很容易被庸俗价值取代。
叫花鸡是道好菜，叫花子也讲究，连最底层都有精致化的要求。刚才说到流通，就是上层精致与下层精致的流通。所以世俗不是凝固的。
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印度佛教东来中国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处于灭亡的阶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不是道，已经在否定“说”了。庄子说，“得鱼忘筌”，捕到鱼后，丢掉打鱼的篓子，也是在否定“说”，不过客气一点。
有一个相同意思的“得意忘形”，我们现在用来已不全是原意了。
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禅宗南宗的不立文字与顿悟，是为争取不识字的世俗信徒。
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唐代有两千多诗人的五万多首诗留下来，恐怕靠的是世俗的传唱。唐的风采在灿烂张狂的世俗景观，这似乎可以解释唐为什么不产生哲学家，少思想家。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的考证非常详细，陈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实在是精明之论。章怀太子墓里面的壁画，画的多是胡人，这位高干子弟交的净是外国朋友，更不要说皇家重用的军事大员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
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保存在美国。
所谓的北方话，应该是鲜卑语的变化，例如入声消失了。你想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狂奔，人声音互相怎么会听得到！想来杭州话会是宋时的河南话？
屈原的《楚辞•招魂》里，是引出无数佳肴名称与做法的开场白，屈子历数人间烹调美味，诱亡魂归来，高雅得不得了的经典，放松来读，是食谱。
香港人好鲜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贪言中华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揭露声讨世俗人情中的坏，从《诗经》就开始了。
诗很早就由诵和歌演变而成，诗在中国的地位那么高，有它在中国发生太早的缘因。
礼记讲礼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宽松变通的余地，常保生机。孔子懂这个意思，所以他以仁讲礼，是针对权力阶层的。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我说过了，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在美国，看选举中竞选者若有桃色新闻，立刻败掉，一般公民则无所谓，也就是“礼不下庶人”。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
艺术起源于母系时代的巫，原理在那时大致确立。文字发明于父系时代，用来记录母系创作的遗传，或者用来篡改这种遗传。
所以艺术在巫的时代，初始应该是一种工具，但成为工具后，巫靠它来将自己催眠进人状态，继续产生艺术，再将其他人催眠，大家共同进人一种催眠的状态。这种状态，应该是远古的真诚。
宗教亦是如此。那时的艺术，是整体的，是当时最高的人文状态。
艺术最初靠什么？靠想象。巫的时代靠巫师想象，其他人相信他的想象。现在无非是每个艺术家都是巫，希望别的人，包括别的巫也认可自己的想象罢了。
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专业与非专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与各个人先天的素质也是有区别的。灵感契机人人都会有一些，但将它们完成为艺术形态并且传下去，不断完善修改，应该是巫这种专业人士来做的。
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的门类又非常多：言情，这不必说；社会，也不必说，武侠，例如向恺然也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也叫《火烧红莲寺》，李寿民也就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狭邪色情，像张春帆的《九尾龟》、《摩登淫女》，王小逸的《夜来香》；滑稽，像徐卓呆的《何必当初》；历史演义，像蔡东藩的十一部如《前汉通俗演义》到《民国通俗演义》：宫闱，像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秦瘦鸥译自英文，德龄女士的《御香缥缈录》；侦探，像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等等等。又文言白话翻译杂陈，长篇短篇插图纷披，足以满足世俗需要，这股“逆流”，实在也是浩浩荡荡了些。
不要不好意思，张爱玲也是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的。
一九八六年去美国漪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因那里有个很美的湖，所以这音译名实在是恰当。另一个译得好的是意大利的翡冷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佛罗伦萨。我去这个名城，看到宫邸教堂用绿纹大理石，原来这种颜色的大理石是这个城市的专用，再听它的意大利语发音，就是翡冷翠，真是佩服徐志摩。
翻译体
五四时代还形成了一种翻译文体，也是转了很久的型，影响白话小说的文体至巨。
初期的翻译文句颇像外语专科学校学生的课堂作业，努力而不通脱，连鲁迅都主张“硬译”，我是从来都没有将他硬译的果戈里的《死魂灵》读过三分之一，还常俗说为“死灵魂”。
我是主张与其硬译，不如原文硬上，先例是唐的翻译佛经，凡无对应的，就音译，比如“佛”。音译很大程度上等于原文硬上。前面说过的日本词，我们直接拿来用，就是原文硬上，不过因为是汉字形，不太突兀罢了。
翻译文体还有另外的问题，就是翻译者的汉文字功力，容易让人误会为西方本典。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即《麦田捕手》），当初美国的家长们反对成为学生必读物，看中译文是体会不出他们何以会反对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用王朔的语言翻译也许接近一些，“守望者”就是一个很规矩的英汉字典词。中译文里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粗口为“他妈的”，其中的“的”多余，即使“他妈”亦应轻读。
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有个朋友问我“乌七麻黑”怎么写，我说“乌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形容“黑”的词的音写，或者“七麻”是，加在“乌黑”当中，也许都是语音助词，总之多么多么“黑”就是了，将“乌”和“黑”写对，其他随便。还有就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
汉语讲话，脏词常常是口头语，主要的功能是以弱读来加强随之的重音，形成节奏，使语言有精神。节奏是最直接的感染与说服。你们不妨将“他妈”弱读，说“谁他妈信呐”，听起来是有感染力的“谁信呐”，加上“的”，节奏就乱了。
翻译文体对现代中文的影响之大，令我们几乎不自觉了。中文是有节奏的，当然任何语言都有节奏，只是节奏不同，很难对应。口语里“的、地、得”不常用，用起来也是轻音，写在小说里则字面平均，语法正确了，节奏常常就消失了。
中国的戏里打单皮的若错了节奏，台上的武生甚至会跌死，文字其实也有如此的险境。
翻译家里好的有傅雷翻巴尔扎克，汝龙翻契诃夫，李健吾翻福楼拜等等。《圣经》亦是翻得好，有朴素的神性，有节奏。
好翻译体我接受，翻译腔受不了。
新文学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有意思的是喝过新文学之酒而成醉翁的大有人在。
单从白话的角度来说，我看新文学不如同时的世俗文学，直要到张爱玲才起死回生。
之所以鲁迅是个特例，在于鲁迅的白话小说可不是一般人能读懂的。这个懂有两种意思，一是能否懂文字后面的意思，白话白话，直白的话，“打倒某某某”，就是字表面的意思。二是能否再用白话复述一遍小说而味道还在。鲁迅的小说是不能再复述的。也许因如此，鲁迅后来特别提倡比白话文更进一步的“大众语”。
新文学的初期名作，鲁迅的《狂人日记》，篇首为文言笔记体，日记是白话。
五四的文学革命，有一个与当时的提倡相反的潜意识，意思就是虽然口号提倡文字要俗白，写起来却是将小说诗化。我说过，中国历来的世俗小说，是非诗化的，《红楼梦》是将世俗小说入诗的意识的第一部小说。《金瓶梅词话》里的“词”，以及“话本”小说的“开场诗”，并非是将诗意入小说。
在我看来，如果讲五四的文学革命对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开始诗化小说，鲁迅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这么一提，你们不妨再从《狂人日记》到《孤独者》回忆一下，也许有些体会。鲁迅早期写过《摩罗诗力说》，已见心机。所以我看鲁迅小说的新与魅力，不全在它的所谓“解剖刀”
我读史，有个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过什么了。如果实际上有，而“史”不讲，谈何“历”呢？
以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小说若载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古典小说里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顾城随后的杀谢烨，他性格虽不属强悍，却算得是抢先一步的毒手。顾城原来在我家隔壁的合作社做木匠，长年使斧。
不转成人的感觉形式的一切，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所谓文学“想象”，无非是现有的感觉形式的不同的关系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