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修撰再起波澜。网传这部共有92卷，每卷约35万字，总字数约3000万字的皇皇巨著，又一次审稿未过，引发热议。在阿越看来这是必然中的偶然，因为修史者的史观出了问题。

史观，全称历史观念，亦可称之为历史观，是人们对某段历史的一般看法。史观具有主观性，因所处环境及社会地位的不同，会对同一段历史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正是因此而来。

中国拥有数千年历史，在各个时期占据主流的主要有两种史观：一种是本土的华夏史观，另一种是外来的西方史观。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华夏史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肇基于国人祖先崇拜，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及对“仁，义，理，智，信”的践行和“善与恶”的论证。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左传》），古人认为华夏大地代表着文明，是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华夏天下观的世界，由中原王朝+藩属国+边缘国家部落构成。

华夏史观是华夏天下观的延伸，对历史的叙述以中国为中心，在宗藩制宏大叙事下，以《四夷列传》、《外国列传》等名目，顺带着藩属国及边缘国家部落的历史加以叙述。

西方史观，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可其真正成型时间很晚，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大行其道。它以西方为中心，根植于基督教文化及其衍生的西方价值观。

20世纪前半叶以前，主流为赤裸裸的欧洲中心论，以中西欧为核心的近东、中东、远东地理板块划分，是其外在表现。从20世纪后半叶起，因为美国的崛起，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史观逐渐淡出西方史坛，代之而起的是文明形态史观、全球史观以及后现代史观。可仔细分析其内核，几乎是换汤不换药，依然以欧美中心论为核心。

西方史观对世界史的叙述以埃及-希腊-罗马-中西欧诸国为主线，对近在咫尺的波斯、阿拉伯历史都很少着笔，遑论万里之遥的中国。透露出来的内涵为，相对于欧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化外之地（注：早先西方同样将中国视为文明中心）。

古希腊神庙遗址

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状态，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华夏史观其实更注重的是对文明的整体描述。《二十四史》正是华夏史观的集中体现。而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主体几经变迁，因此民族、国家才是其史观的核心内容。这就注定了华夏史观与西方史观有着截然不同思想与理论支撑。

时移世易，赋予传统的华夏史观以新的思想，以让它适应时代发展，是必由之路。可若因此彻底抛弃华夏史观，拥抱西方史观，会造成对中国历史的认定出现巨大偏差，甚至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前些年在网上红极一时的“元清非中国”论就是西方史观主导下的产物。

“元清非中国”论，即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本土中国王朝，认为这两个时期中国处于亡国状态，因此“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一论调喧嚣尘上。背后的潜意思为中国传统在日本，明朝在南朝鲜，反而中国这个华夏文明起源地没有保存华夏传统文化。按照华夏史观中的“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思想，用意如何不问可知！

事实上“元清非中国”论，是“满蒙非中国论”的变种。

曾被作为民国国旗的五色旗

鸦片战争摧毁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天朝上国思想，在被迫接受近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陷入思想混乱期，西方史观乘虚而入对华夏史观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开始借机重新解构中国历史，经过晚清近百年的努力，终于让中国史学界放弃华夏史观，接受西方史观的洗脑，开始自我矮化，认为夏商不存在，中国的历史要从国人暴动算起，连“大禹是一条虫”这等谬论都大行其道。

这一过程中最卖力的，是自唐代起就觊觎华夏大地的日本，“满蒙非中国论”就是由其提出。

“满蒙非中国论”根植于西方史观的单一民族思想，认为国家由单一民族组成，以此认定满族和蒙古族及其发祥地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都不属于中国。这其实是一种旨在肢解中国的谬论。在“满蒙非中国论”下，中国由汉地十八省构成的中国本土，及东三省所在的满洲，蒙古高原的蒙古，新疆的回疆，青藏高原的藏区五部分组成。

“满蒙非中国论”的最早倡导者为白鸟库吉这个小鬼子，他在1904年主持“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重要观点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中国南北对抗论”等谬论，大力推销中国北疆民族地区，特别是长城以北的东三省、内外蒙古等大片地区是一贯独立的，不属于中国领土。借以为小日子侵略中国提供理论基础，进行掩饰辩护。

铁血十八星旗

当时的革命党以留日人员为主，在倭人的忽悠下竟然接受了这一思想。武昌起义堪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然而代表革命的旗帜——铁血十八星旗中的十八颗星，指代汉地十八省，以此代表全国，明显是受“满蒙非中国论”影响，只将所谓的汉地十八省视作中国本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铁血十八星旗虽然没有成为国旗，可依然作为陆军旗使用（后期的十九星旗为其变种）。

而被当做国旗的五色旗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受“满蒙非中国论”影响，将中国分作五部分，只是认为经过数百年融合，今日之中国疆域已融为一个整体，遂以五种颜色各代表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8年，随着东北易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随即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五色旗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从政府层面消除“满蒙非中国论”的影响。就此而言，老蒋善莫大焉。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三年后，倭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其理论基础正是“满蒙非中国论”。

小日子投降后，“满蒙非中国论”依然阴魂不散，演变为“元清非中国”论，继续为美西方在新疆、西藏搞事提供理论基础。

可时至今日，很多人不了解其背景，依然在沾沾自喜的大谈“元清非中国”论。

提及“元清非中国”论，不得不谈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明太祖朱元璋。这位开局一个碗的开国皇帝，因推翻元朝统治，重建汉家江山，号称有史以来得国最正。作为元朝的继任者，老朱面临着与《清史》编撰者相同的问题：如何给元朝定性。

元朝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否承认它为华夏正统王朝，是老朱建立明朝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不好后续会无尽的烦恼等着他处理。在这一问题上，老朱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及华夏史观的魅力。

明太祖朱元璋

实践操作中，朱元璋认定元朝的统治者为胡人，其入主中原是对华夏文明的践踏。

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老朱以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统帅二十五万大军发动北伐。二十三日，老朱传檄北方诸地，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想：

“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屦倒置之叹……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太祖实录》）

对内，老朱给予元朝的评价还算客气。对外，就显得赤裸裸了。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给高丽，及洪武二年二月给占城、爪哇、日本等藩属国的玺书中，一再宣称“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

元朝疆域图

可在确立法统传承时，老朱并没有直接赓续两宋，而是承认元朝为中国正统王朝，认定大明的法统继承自元朝。吴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老朱祭告上苍，为称帝做准备，其祭文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甲子，上御新宫，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其略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明太祖实录》）

洪武三年（1370年），运用华夏史观编撰的《元史》成书，自此以后元朝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华夏正统朝代。无论外国史学界怎么宣称元朝非中国，可所用资料必须从《元史》里找，基于华夏史观的《元史》确保了元朝就是中国的有机部分，若是借其史料强行否定只会自己打自己的脸。

就此而言，明太祖朱元璋功在千秋。

常言道“历史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这个东西带着不同的史观，不同的立场去书写，可以保证书籍上的每个字都是真的，但体现的观点却截然相反。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断代的文明，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在西方史观的笔下，却变成了“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没有贡献”。

可笑吗？阿越更觉得是可悲，因为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捧西方史观的臭脚，将明显为打压我们而提出的所谓“文明三要素”奉为圭臬。若真以“文明三要素”作为鉴定文化与文明的标准，那么包括古印度在内的一大批所谓古文明将被开除出文明序列。

我们记录历史，考据历史，是为捍卫华夏之精神，追溯先人之思想，传承炎黄之荣耀。而华夏史观堪称华夏文明史的护道人，可以因时而变，对其进行观念更新，但不能抛弃。

《清史稿》

清朝是上承中国古代史，下启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与世界完全接轨的重要朝代，统治阶层为满族更是彰显了它的特殊性，所以对清史的编撰与研究，应持审慎的态度，不必如同修撰《二十四史》一般，完全使用传统华夏史观修史，但更不能让西方史观成为主导。

然而说句难听的，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全盘西化思想影响下，历经百年发展，中国史学界西方史观盛行，时至今日太半历史学者受西方史观的影响，而少有坚持华夏史观并助其浴火重生者。在这种状态下修撰《清史》，一个不好就会给子孙后代造成巨大困扰，或给西方各国矮化、分裂中国提供口实。

若新《清史》因为史观问题迟迟过不了审，干脆对《清史稿》进行重新审定，更名为《清史》得了。毕竟此前的官修史籍都是在史稿的基础上删改而成。《清史稿》虽然存在不少谬误和私货，但秉承的还是华夏史观，与《二十四史》一脉相承，不会出现因史观问题而被西方利用的情况。

至于普通网民，“元清非中国”、“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论调还是少提提，不管怎样元清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少给外人留口实，给国家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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