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方复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四、红6军团长征中的伤员救治
1935年11月，红2、6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自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前，调整了卫生组织机构。撤销了总医院，医务人员分别编入红2、6军团。军团和师设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设卫生员。彭方复任红6军团第17师卫生部部长。
长征前，特派员协助卫生部将不能随军行动的重伤病员，分散安置在教子垭一带。
红6军团主力战略转移离开苏区，留红18师在苏区牵制敌人。
在一次战斗中，红18师参谋长兼53团团长刘丰腿部负重伤，无法跟随部队继续行动，组织决定就地安置。
53团卫生队长谭尚维带着卫生员将刘丰安置在一个贫苦群众的家中，留下几十块银元的安置费。
临别时，刘丰悲痛欲绝，负责安排的卫生队长也忍不住声泪俱下。
部队离开后不久，刘丰就被敌人杀害了。
在长征中，部队长途转移行军，十分疲劳，有些地区荒无人烟，气候恶劣，缺水缺粮，部队减员很大。
不能随军的伤病员安置在群众家中，估计在半月内能治愈的伤员则随军行动，团以上干部尽可能抬着随军走，但也是很少数。
担架兵和看护员很苦，每副担架至少需要3个担架兵。他们不仅要负责抬担架，还要带上自己的行囊和米袋，碰上急行军，就更苦不堪言。常常是凌晨4点半起床，吃一顿带一顿。5点开始行军，到中午休息时吃自己带的冷饭，然后继续行军到晚上8点以后。
有时部队已到达宿营地，担架队还远远落在后面，因为走的都是山路，而且常常在无路的山沟中穿行，所以行军起来就更困难了。
每到晚上，卫生队望着部队宿营地的篝火，可就是走不到头。待担架队到达，部队早已进入梦乡。到了宿营地，看护员仍不能休息，他们先帮伤病员换好药，然后自己才去找饭吃，担架兵也是如此。
卫生队的医护人员大多睡不到4个钟头，又困又累，第二天还得照样跟随部队行动。
行军中，卫生队要派医生带着看护员打前站，设立茶水站；没有条件时，就准备点凉水，里面放点十滴水，起消毒、预防作用。
当时，卫生部门对部队有严格的规定：要监督战士每天洗脚；不准吃辣椒；宿营时要熏蚊子、挖厕所。
长征途中，卫生部门还要协同政治机关组织收容队，收拢掉队的人员。能归队的就送回部队，不能随队行动的伤病员，则设法寄养在老百姓家中。
自1934年8月7日凌晨从江西遂川出发，至1936年6月进至四川甘孜止，每次战斗的伤员安置，红6军团都由师以上政治机关和卫生部门协同组织实施。
战斗一开始，就安排挑夫挑着银元，负责的政工和医护人员也背着银元，去安置寄养伤员。
所谓安置寄养，就是在战场附近的偏僻山村寻找贫苦的农家，将伤员寄养在他们的家里。有钱的时候，重伤员每人发给40块银元，伤稍轻一点的每人发给30-35块银元，连级干部一律发给50块银元，只要登记姓名、年龄、伤情、具体单位即可。
在湖南的城步战斗和贵州便水战斗中，卫生部的几个人差点掉了队。当时，部队要马上撤出战斗或边打边走，而负责安置伤员的人还没有找到安置伤员的地方，险些做了敌人的俘虏。
有时，正在安置伤员，突然接到上级立即撤走的命令。伤员们又哭又喊，有的拉着医生的衣服抱住腿，不让走。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卫生人员只好忍痛含泪，凄凄告别。
红6军团在长征中筹款不少，军团规定干部每人负责携带100块银元，有马骑的干部每人带200元。部队筹款，不少都用于伤病员的安置寄养上了。
实际上，留给伤员的银元，后来几乎全被当地的地主、地痞、恶霸抢去了，留下来的伤员被他们打死了，侥幸活下来的很少。
1936年7月，红2、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随后，红2军团、红6军团、红32军（原红9军团）奉命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并成立了方面军卫生部，侯友成任部长，刘运生任政委。彭方复任红6军团卫生部副部长。
过雪山前，军团长肖克亲自给部队作动员，要求大家准备茶叶、生姜、皮袄、火酒和辣椒，做好过雪山的准备。但因人烟稀少，这些东西都无法买到。
到了会理，红32军才给了一点茶叶、红糖和辣椒。
过雪山时，高山缺氧，人员只能走，不能停，停下来就有生命危险。因为开始不懂这个道理，牺牲了不少人。
红军由甘孜出发快到阿坝时，一座不太高的山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体格比较强壮，能坚持住的人挺过来了，体弱有病、坚持不住的就永远倒下了。
看到一个个战友倒在山上，过来的人都忍不住地泪水夺眶而出，王震难过得手捧头蹲在地上。他让卫生部想想办法，可是山那边的人需要的不是药物，而是食物啊！
五、“五.二三”项目
1963年，彭方复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60年代中期，印支半岛抗美战争不断升级，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中国有关部门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
青蒿素，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军队和地方的医药卫生科研、生产、医疗、教学等单位共同组成的一支大协作科研队伍，在分工合作大力协同的组织模式下诞生的。
我国古籍称南方的恶性疟疾为“瘴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交战的各国军队，由于疟疾而造成大量减员有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日两国军队在热带地区作战，都因疟疾流行造成大量减员。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在因帕尔战役尚未全面展开，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
我军边防部队也有类似情况。驻云南边境部队1951年疟疾年发病率253.55‰，后来由于采取了大规模的抗疟措施，才迅速控制了疟疾流行。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很大减员。
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
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50%。1967~1970年四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而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同样，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部队，也遭受了疟疾的严重影响。有的北方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一个团的兵力到达南方后，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连，其他人因感染疟疾送被送往后方。
由于印支半岛地处热带，丛林密布，雨水丰沛，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滋生，恶性疟疾终年流行，而且抗药性十分严重。当年原有的一些抗疟药效果很差，以脑型疟疾为主的凶险型疟疾死亡率很高。
美军为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增加了疟疾研究经费，组织了几十个单位参加，并派专家到越南战场进行调查，开展防治药物试验，担任医学顾问。
美军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和欧洲的一些大药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开展了抗疟疾新化学药的研究，进行大量新抗疟药的筛选工作。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抗疟药。他们研究找到的甲氟喹副作用大，而且疗效远不及我国在同期研制的防治新药，更无法与青蒿素相比。
我国国家领导人答应了越南方面的请求后，一项援越抗美、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的紧急任务悄然展开，组织全国性的医药科技力量，开展大协作，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美军展开了比高低、比速度的较量。
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广州、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立即开展了研究工作。
1966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应急的预防药处方，后称为防疟1号片。
为了改进延长预防的时间，随后又推出了防疟2号片。
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协作研制出预防时间更长的防疟3号片，也通过鉴定投入了使用。
这三个应急预防复方药品，初步解决了越南部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近期抗药性恶性疟的预防问题。
鉴于提供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药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只靠部队的科研力量，在短期内完成这项科研任务难度很大。因此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会同国家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医药工业总公司，组织所属的科研、医疗、教学、制药等单位，共同承担此项研究任务。
军事医学科学院起草了三年研究规划草案，经过讨论和审定，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队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区，军区领导及所属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会议情况向分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这项紧急军工项目，被称为523任务。
三年规划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组成了一支多部门、多地区、多学科、多专业、军民合作，有60多个单位500余人参加的抗疟药研究科技队伍。
研究规划要求药物研究要突出重点，要满足中西医结合，毒副作用小，高效、速效、预防药要长效，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使用方便等要求。
当时正值“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但523会议的精神和各项研究任务，仍很快传达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各部门、各单位立即抽调技术骨干组成各个专业研究队伍。
为了落实523任务规划，组成了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领导组（即全国523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等6个部门组成。国家科委、解放军总后勤部为正副组长单位。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即全国523办公室）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彭方复少将和祁开仁少将主管领导，由白冰秋任办公室主任，张剑方任副主任。
全国523办公室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计划的落实和地区间、单位间、专业之间分工合作的组织协调工作。
各部委所属，各省、市、区属，军队所属单位，以驻地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昆明和四川、广西等地区成立了地区523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根据专业和任务成立了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4个专业协作组，后来又陆续开展中医针灸、凶险型疟疾救治、疟疾免疫、灭蚊药械等专项研究的专业协作组。各专业协作组负责落实专业协作计划、进行学术技术交流。
由于523任务有强有力的领导，各部门、各地区，单位和专业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大家团结一心，密切合作，设备互通有无，技术不搞封锁，一方有困难，各方来相助，保证了523任务的顺利完成。
从1967~1980年，承担523任务的各单位，研究完成了以青蒿素为突出代表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89项。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防疟1号片、防疟2号片和防疟3号片大量援外。
523项目中，凶险型疟疾救治的研究，对脑型等凶险疟疾的临床救治，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在中医中药防治疟疾的研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研究成功了举世公认的新药---青蒿素。
参考资料：
1、彭方复、谭尚维《湘赣军区、红六军团医务工作的回顾》
2、《五二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