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五载（756年），河北战场硝烟弥漫。在嘉山之战中，郭子仪率军以寡击众，一举斩杀叛军四万，史思明狼狈逃回博陵。胜利的曙光似乎已经照照进了唐朝的疆土，郭子仪顺势包围博陵，准备北上端掉安禄山的老巢幽州。这是一个足以扭转安史之乱战局的绝佳战机：幽州不仅是叛军的根据地，更是其军需补给和士气的重要支撑。然而，就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一纸圣旨却让这场可能改写历史的战役戛然而止。唐肃宗登基后急召郭子仪回援灵武，使得这个足以重创叛军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这个决定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权衡与考量？
叛军势盛，河北烽烟四起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叛军如同一头吞噬猎物的巨兽，用短短二十天就横扫千里，席卷整个河北。
洛阳陷落后，叛军的锋芒直指长安，一路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然而随着战线不断延伸，安禄山的军队也开始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潼关是通往长安的重要门户，叛军在这里遭遇了顽强抵抗。这座险要关隘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让安禄山无法轻易攻入关中腹地。
就在安禄山被困潼关时，他的后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河北地区的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平原、常山相继举义，周边六郡响应。
安禄山对这个局面十分恼火，他将谋士高尚痛骂一顿。叛军不得不分兵镇压，派遣蔡希德率一万兵力进攻常山。
为了确保后方稳定，安禄山又命令大将史思明从幽州出发，率领三万精锐讨伐饶阳。两路大军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进发。
颜杲卿因孤军奋战，仅坚持八天就被蔡希德攻破。但饶阳得到河间和景城两郡的增援，依然在顽强抵抗史思明的进攻。
河北各地的义军虽然装备简陋，训练不足，但他们的抵抗精神却让叛军焦头烂额。这些民间力量成为了牵制叛军的重要力量。
就在安禄山被前后夹击的困境中，唐朝廷也开始采取有力的反击行动。朝廷调派精锐部队朔方军，准备从井陉关进入河北战场。
这些布局为后来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河北大反攻奠定了基础。叛军虽然占领了广大地区，但他们的统治并不稳固，军队被迫分散各地。
朔方军入冀，嘉山大获全胜天宝十五载（756年）二月，李光弼率领五千朔方军精锐穿过井陉关，打响了收复常山郡的战役。李光弼刚刚进入土门，就迎来了一支出人意料的援军。
当地八千团练兵擒获了叛将史思义，主动归附朔方军。这支新加入的力量让李光弼的军队迅速扩充到一万三千人，而且史思义还为唐军提供了燕军的军事部署情况。
根据情报显示，叛军主将蔡希德正率领主力配合史思明攻打饶阳。李光弼抓住战机，立即对守备薄弱的真定发起进攻。
真定是叛军控制井陉关的重要据点，其战略地位远超饶阳。史思明和蔡希德不得不放弃对饶阳的进攻，火速回援真定。
李光弼早已布下伏兵，不但解救了饶阳，还顺势收复真定。在随后的战斗中，叛军遭到唐军的重创。
蔡希德大败而逃，不得不逃回洛阳请求增援。史思明则退守九门，与李光弼的唐军展开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对峙。
在这段时间里，史思明试图切断唐军的粮道，派兵突袭石邑。但这次行动遭到唐军的有力阻击，不但没有得手，反而损失惨重。
五月，郭子仪率军抵达战场，加入了对叛军的围剿。面对两位唐军名将的夹击，史思明的处境更加艰难。
九门很快被唐军攻克，史思明遭遇了他在河北的第二场失败。虽然他早有准备，但叛军只能继续后撤，退守到博陵。
郭子仪和李光弼趁胜追击，先后收复赵郡，继而挥师北上，将史思明团团围困在博陵城中。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郭子仪施展了一个巧妙的计谋。
他下令大军撤退回常山郡，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史思明的注意。果然，叛军数万大军立即展开追击，跟随着唐军的步伐向南推进。
在这场追击战中，郭子仪派出五百名弓箭手担任后卫，巧妙地控制着战场节奏。三天后，当追击到沙河地区时，疲惫不堪的叛军遭到了唐军的突然反击。
史思明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第三次失败。安禄山得知消息后，立即调集援军支援河北战场。
他命令牛庭介率领一万骑兵从幽州出发，同时让蔡希德率领三万步骑从洛阳北上增援。叛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五万，是唐军的一倍之多。
郭子仪选择在恒阳东边的嘉山布阵，唐军抢先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叛军主力抵达后，郭子仪采取了一系列扰敌战术。
唐军通过不断的小规模骚扰和夜间突袭，成功地消耗了叛军的体力和警惕性。最终在决战中，唐军一举斩杀叛军四万，史思明仓皇逃回博陵。
这场嘉山大捷，不仅让史思明在短短三个月内遭遇第四次惨败，更重要的是为郭子仪实施＂掏鸟窝＂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郭子仪一边派兵包围博陵，一边开始筹划北上进攻幽州的战略部署。
战机难逢，北伐计划夭折时早在郭子仪上任之初，他就向唐玄宗提出了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平叛方略。这个方略的核心就是以逸待劳，避其锋芒，直捣敌军巢穴。
从地理形势来看，安禄山的军队从幽州出发，跨越河北，再经洛阳、陕州直抵潼关，形成了一条长达两千里的进攻线。这条战线就像一条巨大的长蛇，蛇头咬向长安，而蛇尾盘踞在幽州。
在郭子仪的战略构想中，幽州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场。幽州不仅是叛军将士们家属的所在地，更是叛军的军需物资和钱粮补给的主要来源。
幽州对于叛军来说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安禄山将其称为＂龙兴之地＂。这里不仅是叛军的根据地，更是他们精神上的支柱和象征。
更重要的是，叛军中有大量来自契丹、奚族、同罗等少数民族的士兵。一旦幽州被攻克，这些士兵将失去退路，军心必然动摇。
郭子仪的计划是让潼关和长安成为诱饵，牢牢吸引住叛军的主力。这样一来，即便安禄山想要回师救援，也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随着郭子仪和李光弼在河北战场的连续胜利，这个计划已经展现出巨大的可行性。河北的十七个郡纷纷响应颜真卿的号召，共同举起反抗叛军的旗帜。
就在郭子仪和李光弼准备发起对幽州的进攻时，一道来自灵武的圣旨彻底打乱了这个计划。唐肃宗下令他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火速赶往灵武城。
导致这个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唐玄宗的一个重大决策失误。他不听从郭子仪的建议，执意命令哥舒翰率军出关迎战，结果导致大唐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潼关失守后，长安也随之陷落。唐玄宗被迫逃往蜀地，而太子李亨则在途中改道前往灵武，并在那里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
朝廷召回郭子仪的决定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当时的朝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朔方军成为了大唐仅存的主力部队。
大唐原本最强大的五大节度使中，范阳、河东投向叛军，河西、陇右的精锐在潼关损失殆尽。相比之下，朔方军的损失最小，实力保存最为完整。
这支强大的军队背后站着一个善于把握时机的人物，朔方节度留后杜鸿渐。他通过一封表忠心的信件，成功说服唐肃宗来到灵武，并因此被擢升为宰相。
在这种情况下，唐肃宗不得不将保护自身安全放在首位。他需要朔方军这支精锐力量来确保新朝廷的稳定，而这也就意味着郭子仪的＂掏鸟窝＂计划必须让位于朝廷的政治需求。
时移世易，两策高下立判
唐肃宗登基后，大唐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本郭子仪计划中的＂掏鸟窝＂战略被搁置，朝廷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收复两京的目标。
这个战略转变背后体现了新朝廷的政治考量。在唐肃宗看来，长安和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幽州的军事价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宾客李泌提出了著名的＂彭原对策＂。这个新的战略方案表面上看与郭子仪的＂掏鸟窝＂计划有相似之处，都提出要进攻幽州。
但两个方案在具体实施条件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郭子仪的计划是建立在潼关未失的基础上，用长安作为诱饵牵制叛军主力。
这样一来，叛军主力被牢牢钉在关中，无法回援幽州。即便安禄山从洛阳抽调部分兵力增援，河北战场的唐军也有足够实力应对。
而李泌提出＂彭原对策＂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潼关和长安的失守，让叛军摆脱了地理上的牵制。
这意味着叛军可以自由调动兵力，应对唐军的进攻。而唐军如果要牵制叛军主力，就必须在某一点投入大量兵力。
而且在郭子仪和李光弼撤军后，整个河北再次落入叛军之手。叛军不但打通了各个战略要点之间的联系，还能够灵活调动各地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唐军能在短时间内以雷霆之势拿下幽州，否则就会面临叛军主力的反扑。这个难度远远超过了郭子仪原本的计划。
从军事角度来看，李泌的＂彭原对策＂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起来几乎不可能成功。这需要一个极其理想的战机，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反观郭子仪的＂掏鸟窝＂计划，只要潼关守住，就能将叛军主力牢牢钉在关中。这样一来，河北战场上的胜利就能逐步瓦解叛军的统治基础。
如果唐玄宗当初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不贸然让哥舒翰出关作战，局面可能会完全不同。即便再拖延一个月，也能让郭子仪的计划有实施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安禄山得知自己的老巢受到威胁，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回师勤王，就会面临唐军主力的追击。如果不管不顾，则可能失去最重要的基地。
这种战略上的差异，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朝廷决策的得失。政治需求占据了上风，而军事上的最佳时机则被错过。
河北的战事就这样陷入了持久战的局面。叛军虽然失去了快速推进的势头，但也没有遭受致命打击。这为后来安史之乱的持续和扩大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