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恒，1985年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我的父亲是个孤儿，靠集体长大，1976年他入伍当兵，于1982年退伍。后来在一个熟人的介绍下，和隔壁县农村的母亲成了家。
父亲在部队当的是炊事兵，有一手做菜的手艺。退伍后，他在镇中心小学做饭，工资不高。为了改善家里的条件，他常利用空闲时间下乡给人做席面。
母亲常说，那时候父亲虽然累，但总是乐呵呵的，说只要能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些，再苦再累都值当。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88年寒冬腊月间，父亲下乡去给人做席面时，骑着自行车栽进了河里。当时河面已经结冰了，父亲头撞到了冰面，路过的人将他送到了镇卫生院。
当母亲抱着我赶到医院时，迎接我们的只有一张盖着白布的冰冷病床。
那一刻，二十五岁的母亲怔怔地站在病房里，泪水无声地流下。
她后来对我说，当时她感觉整个天都塌了。父亲的离去，不仅带走了这个家的顶梁柱，更带走了母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
在那个年月，农村对寡妇还是存在很大偏见。村里人背地里的议论，让母亲喘不过气来。
外公外婆疼爱女儿，多次写信让母亲把我丢在他们那边抚养，自己改嫁重新开始。
但母亲却总是倔强地摇头，她说：“这是我和建华的骨肉，就算再难，我也要亲自带大。”
有媒婆三天两头来说媒，但一听说母亲还带着个孩子，那些人便再也不露面了。偶尔有愿意来往的，不是品行不端，就是年过半百的光棍汉。
母亲从不考虑这些人选，她说，要嫁就嫁个像样的，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可日子久了，她也明白，带着男孩改嫁的愿望不过是痴想。渐渐地，她不再理会那些说媒的，一个人担起了这个残缺家庭的全部重担。
母亲既要照顾年幼的我，又得要维持家里的开销。干农活最为辛苦，母亲常常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直到星星满天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
最难熬的是插秧和收割的季节，一大片田地望不到头，换作两个壮劳力都得干上好几天。母亲总是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干。
虽然两个舅舅想来帮衬一把，但毕竟距离远，而且农忙看天时，他们自家也要忙，也是有心无力，只能靠母亲自己顶着。
即使母亲手上布满了老茧，脸晒得黝黑，她也从来不叫苦。村里人都说，我娘是个要强的，赶得上个男劳力。
在我7岁那年，我们遇到了改变我们母子命运的人。
那年秋天割稻子，我放学后便匆忙跑去田里，要给母亲帮忙。在田里我看到一个男人，和母亲边割稻子边说这话。
一开始我以为是舅舅来了，结果仔细一看，却很陌生，大约30来岁，他穿着一件发白的工装外套。
我心里很慌，生怕他要把母亲从我身边带走，于是藏在田坎边的一棵树后，悄悄听他们说话。
母亲回头时，看到我，便叫我过去喊人。此时我才知道，来人是我父亲的战友，名叫陈天峰。
我闷闷地叫了一声“陈叔叔”，便不吭声了，在他们后面捡着遗落的稻穗。
陈叔叔干活很利索，动作麻利地挥动镰刀，不一会儿就割倒了一大片稻子。母亲在一旁配合着，脸上难得露出轻松的神色。
割完稻谷后，陈叔叔又吭哧吭哧踩着打谷机踏板，打起谷子来。我在旁边给他递把子，母亲则收拾谷仓里打下来的稻谷。
直到傍晚时分，才收拾完毕，陈叔叔一袋一袋帮忙扛到架子车上，我们三人拉着车往家走去。卸完稻谷后，母亲在家忙着做饭，我又跟着陈叔叔去田里拉打谷机。
陈叔叔帮了一天忙，家里连肉也拿不出来，母亲只能炒了一大盆土豆丝，饭桌上我能明显感受到她的难为情。
但陈叔叔没有丝毫嫌弃，笑着说：“嫂子，你炒的土豆丝和老李炒得一样，酸辣可口。以前在部队，连队的兄弟们都喜欢吃他炒的土豆丝。”
陈叔叔的一番话让母亲红了眼眶，我也十分好奇，当年当兵时的情景。陈叔叔看我感兴趣，就给我说起了当年在部队上的情况。
陈叔叔和我父亲虽然是同年兵，但他们相差两岁。我父亲19岁参的军，而陈叔叔17岁就当上了兵。他老家距离我们这30里路，以前和父亲也不认识，去了部队后才慢慢熟悉起来。
两人也都在炊事班干过，不过后来父亲一直待在炊事班，陈叔叔去当了文书。干了几年，又被推荐去学了驾驶技术，后来转成了志愿兵。
他是去年年底才转业回了老家，被安置在我们县运输公司，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县运司的工作服。
今年夏天，他从一个熟人那儿得知我父亲出了意外，他就一直挂念着。这不趁农忙时候，单位也不忙，他便请了天假过来看看，才知道我们娘俩过得有多不容易。
临走前，陈叔叔诚恳地对母亲说：“嫂子，以前我不知道情况，没能帮上忙。老李走得早，你一个人带娃也辛苦，我们这些老战友就是你们的亲人。以后，忙的时候我叫几个战友来帮忙，你可别推辞。”
母亲听后，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从那过后，每到农忙时节，陈叔叔都会带着几个战友不约而同来到我家。他们大都是一个县的，有在棉纺厂当工人的，有开副食店的，还有在学校教书的。
人多力量大，以往母亲都要花三五天才能忙完的活，他们多半天就能忙完。叔叔们知道我家里困难，来干活的时候，都还自带肉菜酒。饭桌上，他们总逗我给我夹肉，母亲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红了眼眶。
哪怕不忙的时候，也会有叔叔过来，给我送新鲜玩意和学习用的纸笔。因为母亲的身份，加上农村的风气，他们都很注意，从不一个人过来，最少都是两人结伴。
这些叔叔们不光在生活上帮衬我们，更重要的是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
他们常给我讲述父亲在部队时的故事，说他是如何当上班长的，怎样照顾战友，做的饭如何好吃。渐渐地，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丰满起来，不再只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九十年代后期，我们老家也开始推广起农业机械化。农忙时期，村里人家都用上了收割机，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雇收割机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张叔叔是附近镇子里的种田大户，刚买了收割机，他第一时间开到我家，帮我们收割麦子。不收钱不说，他还挺不好意思，说之前太忙，没空来帮忙。如今有了机器，确实是快多了。
2001年，我考入了县里的一中，家里又喜又忧。喜的是，上了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大学校门，忧的则是要去县里读书，费用开销比较大，一年起码得3000元。
母亲决定回娘家去找舅舅们借钱，供我读书。我有些犹豫，因为舅舅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此时，我们镇高中派人来家里做工作，希望我能在镇上读，不但花费少，学校还能补贴一些学费。
就在纠结的时候，陈叔叔他们来了，一听这话，就把镇上高中的老师支走了。陈叔叔拿出了2000块钱，说这是战友们凑的，叮嘱我好好读书就行，其他事有他们。
我硬是让陈叔叔写下来名字，记清楚每人多少钱，以后一定要还给各位叔叔。陈叔叔拗不过我，给我一一报了数。最让我感动的是，其中一位姓郑的叔叔，他都下岗了，还支持了100块钱。
有了这每年2000块钱的支持，母亲田里的收益，再养点鸡和猪，就这样供我读了三年高中。我把父亲的军装照粘在宿舍的上铺床板下面，每天睡觉前都会看到他的笑脸。
这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一定要考上军校，一方面是减轻家里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在各位叔叔的影响下，对部队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2004年盛夏，我如愿收到了解放军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一贯坚强的母亲失声痛哭。
她哽咽着说，她总算完成了对我爸的承诺，将孩子培养成了有出息的人。我通知了陈叔叔后，他很快和其他叔叔赶来道贺。
他们一起为我办了一场升学宴，在座的除了村里的几个干部外，剩下的全是父亲的战友。
在那场升学宴上，我人生中第一回沾了酒。端起酒杯时，我激动的手不停发抖。
面对这些，十几年如一日帮助我们娘俩的叔叔们，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最后，我只好端着酒，给叔叔们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他们连忙把我搀起来，陈叔叔红着眼圈说：“好孩子，你爸在天上看着你呢！他一定很欣慰。”
如今我也在部队服役多年，有了自己的家庭，母亲也一起过来随军，我也有了自己的战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年陈叔叔他们对我们的照顾。
在我看来，战友情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战斗伙伴关系，它是一种超越血缘的手足之情，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真情。
现在，我也学着陈叔叔他们的样子，尽己所能地帮助战友和他们的家人，特别是那些困难的家庭。
每次陪母亲回去看望舅舅他们时，我们都会绕道回一趟县里。叔叔们都上了岁数，头发也已经花白，但精神头都还可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给他们带礼物，气氛十分热闹。
我放了十万块钱在陈叔叔那里，让他看到那位叔叔家遇到困难，就随便动用这笔钱。但直到今天，这笔钱依然分文未动。
在这个年代，也许有人会觉得战友情这个词有点虚，但对我来说，它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那些来自父亲战友们的无私帮助，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永不褪色的战友情。
如今，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这份情谊，让这种可贵的精神继续在部队里传递下去，这或许就是对父亲和那些叔叔们最好的报答。
故事素材来源于李恒；文字编撰：老刘；图：来源于网络侵权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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