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长路，总会遭遇进退维谷的苦境。

如何抉择？

既考验心态，更考验智谋。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晚清“半圣”、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面临此等困境时的艰难抉择。在黑哥看来，曾国藩在此处留给我们的启示，最值得审视的不是抉择本身的对与错，而是抉择之后，我们如何做到豁然开朗，问心无愧。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一生中极为困难、痛苦的时期。此时，他所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年，屡立战功，但处境却愈发地尴尬。由于咸丰对他抱有防范心理，始终不肯授予督抚实权，致使他统兵三年，一直孤悬客处，无论用兵、用人，还是用饷，无不遭受掣肘，困难重重。

特别是在江西时期，由于手中没有督抚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江西官僚大吏的集体排挤、刁难，其处境可谓是步步荆棘，其心境可谓是愤懑满怀。

其间，曾国藩在给至交好友刘蓉的私信中，曾这样写道：“所至龌龊，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吾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由这段字字泣血的文字可以看出，此时的曾国藩俨然已经到了走投无路，悲愤欲死，一死又难瞑目的境地。

接下来该怎么办？

曾国藩两眼茫茫，毫无对策。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老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去世了。

这是曾家的大不幸，也是一件极其悲伤的事。

然而，曾国藩接到报丧的家书，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甚至觉得父亲此时死去，是恰在其时，帮了自己的大忙。据史书记载，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迅速把军务移交出去，然后给朝廷发去一道陈请开缺的奏折，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是，随后曾国藩竟然不等咸丰的批复，不顾一切地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了。

作为统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这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曾国藩明知故犯，是因为此时的他握有至高无上的“借口”——”遵制丁忧“。

数千年来，礼制纲常向来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经“。清廷沿袭旧制，官员双亲去世，必须依照礼制要求离职回乡守丧二十七个月，此举称为守制或者丁忧。

曾国藩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在咸丰面前强撂了摊子。咸丰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在他看来，曾国藩不等批复就回乡守制，内在心思根本不是为了尽孝，而是借机表达对朝廷的不满，更想以此申明自己“极不得位”的现实处境，要挟朝廷。

据说，咸丰震怒之余，本想惩治曾国藩的“伪孝不忠”，幸亏湖北巡抚胡林翼及时上奏为曾国藩圆场，咸丰这才罢手，颁下一道“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的上谕。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清制规定守制期限为二十七个月，咸丰却只给曾国藩三个月的丧假，这不是违制了吗？又该如何说呢？

原来，在儒家的道德秩序中，不是片面地只讲一个“经”字，而是主张“经主权从”、“经权相济”。“经”是常、一般、普遍的原则，“权”是变、个别、特殊的融通。

关于什么是“经”，什么是“权”？

孟子有个说法最为鲜活——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嫂子掉河里了，你及时伸出援手，就是权。

具体到双亲去世这一具体问题上，与守制相对应的就是夺情，此乃“权从”的一种体现，意思是说朝廷可因国事夺去臣子孝亲之情，令其移孝从忠，但在此期间要着素服治事，不得担任官职，更不得接受封赏，以示非为名利。如果参与征伐之事，就是墨絰从戎。

当时，针对曾国藩的心理以及他一向标榜的”以诚自信“，咸丰还煞费苦心地引用给事中李鹤年的奏折，称墨絰从戎系移孝作忠，”宜为天下所共谅“，不必”以终制为守经“。

很显然，咸丰通过这道上谕将潜台词说得很明白。你曾国藩所谓守制，底下藏着怎样的心思，朝廷权当尊重你，就不揭穿了。但有一条，这样撂摊子的把戏别耍过了头，给你三个月的假期治丧守孝，完了立马给我”夺情“回到江西军营，至于你想要的督抚实权，对不起，朝廷绝不接受要挟，你好自为之吧。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守制，坚决不出，这等于是跟咸丰硬杠了起来，前期与太平军作战的功劳被削弱不说，更会落下不忠不义的恶名；可如果夺情而出，则无法对亡父尽孝，内心又不免惭愧，更关键的，这么一妥协，竹篮打水一场空，自己今后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思来想去，曾国藩深感不能被两难牵着鼻子走。在他看来，既行之，须变之；不变则勿动。至于如何动，当时的曾国藩并不明了。

可以说，此时此处的曾国藩，既有凡人之感，也有高人之谋。

随后，曾国藩上奏朝廷，坚持要为亡父守制二十七个月。为了这个”不变则勿动“，曾国藩讲了很多理由：一则，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堂上四人，先后肩背。生前未申一日之养，没后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实为难安；二则，前代及清代都有针对夺情之事的弹劾先例，后世舆论必抨击其为功名利禄而不遵守礼义约束；三则，咸丰二年末，湖南、湖北先后被太平军攻破，朝廷急令各在籍官绅兴办团练，时正丁母忧，但最终还是接受朝廷起复谕令并由此创立了湘军，一次夺情，情有可原，二度夺情，那就是”从古所无“了；四则，目前时局并非十万火急，在籍任事实在艰难，朝廷还是另选高明为好。

曾国藩的这些理由，看似正当，难以驳回，实则根本无法令官场信服。当时，许多人大骂曾国藩是伪君子，尤其是素来看不起曾国藩的左宗棠。

左宗棠说，曾国藩委军归家，实乃不忠不义、不负责任之举。观他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其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但看他这次举动，实属内心不纯，借机要挟君父，如此怎还敢说自己正大光明，以诚为本。

咸丰见曾国藩虚伪、执拗，不知好歹，之后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劝导，相反，在厌烦心理的驱使下，咸丰干脆顺水推舟，彻底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将之晾晒在了穷乡僻壤。

消息传开，”弄巧成拙“的曾国藩顿时成了天下官场的笑柄。

按说，曾国藩进退维谷，抉择不当，近乎是坠崖了。

然而在曾国藩看来，此举的确痛苦，但却比盲动来得好。

之后，曾国藩开始反思，两难之时，为何有那么多的明枪暗箭射向自己？

这时候，曾国藩呈现出了晚清“半圣”的潜质，他认为自己糟糕的境遇不在外，而在内。

简而言之，自己太刚了。

据说，此后曾国藩闭关苦修，终于从《道德经》中悟到了“柔”的真谛，从此脱胎换骨。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有三变，最重要的一变就发生在此间，他领悟到了老庄的真谛，行当行之行，止当止而止，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终于旷达天下。

《水窗春呓》说：“此次（夺情）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原来，进退维谷不过是内心的纠结。

解开了，困境自去······

咸丰十年四月，围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被摧毁，一直处于偏师地位的湘军其战略重要性立即凸显出来，曾国藩也因此得任两江总督。

这是曾国藩名正言顺，号令东南的高光时刻。

此后，曾国藩率部驻节安徽祁门。

可就在曾国藩意气风发之时，东南战局忽然又坠入了险困之境。先是清军丢失了广德、宁国等皖南战略要地，接着曾国藩心腹幕僚李元度又丢失了祁门的重要屏障徽州，继而督办皖北军务大臣袁甲三再遭挫败，致使淮河流域再无战略力量屏蔽京师。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曾国藩为此感到焦头烂额时，该年八月二十六日，咸丰一道烫手上谕又飞驰而来——“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

所谓“君国之急”，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仓皇“秋狩”逃往热河。也就是说，该道上谕实为一道勤王诏命。

据《清实录》记载，咸丰是在八月十一日去往热河的路上下发的这道上谕。他之所以有此旨意，是应当天光禄寺卿胜保的奏请。

胜保，满人，晚清重要将领，一向敌视曾国藩等湘系大佬。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其由候补三品京堂任光禄寺卿，奉命与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一起保卫京师。

胜保在咸丰面前之所以点名征调鲍超。原因有二，一来鲍超乃湘军第一悍将，其率领的“霆军’善打硬仗、恶仗，胜保招揽鲍超，是想倚以立功；二来用心就险恶了，鲍超此举是想断曾国藩臂膀，以便满人压制湘人。

接到这道勤王诏命，曾国藩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再一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因为按照封建伦理，”君父“有难，臣子焉能坐视？自应是闻诏即行，星夜兼程。如若不然，则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大干物议。

可如果真的依诏启行，东南两江的局面又该如何应对呢？

当时的曾国藩，虽然被不利的局势压迫着，但他”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攻敌之必救“的战略意图并没有丝毫动摇。具体而言，就是以九弟曾国荃的”吉“字营为主力，全力以赴围攻太平天国上游战略屏障安庆。

在曾国藩看来，这是湘军”直捣贼巢“，建功立业的根本所在。如果此时鲍超北上被掣动，一切将前功尽弃。况且京城安危就在旦夕之间，即使鲍超北上，也缓不济急。总之，北上，对救援京城无益，对湘军战略极损。

可问题是，那一道北上勤王的诏命，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轻易根本取不下来。

为了求得良策，曾国藩只好召集众心腹幕僚，闭门召开秘密会议。

据各种野史记载，在这一关键时候，尚名不见经传的李鸿章贡献了绝妙一计，此计的精髓在于一个”拖“字诀。

李鸿章说，英法联军攻进京城，意在取利。据他观察，在京斡旋谈判的恭王不久便能与洋人达成和议。如此，一个”拖“字诀将轻松化解进退两难的困局。

曾国藩深以为然，于是一出堪称老谋深算的绝妙好戏跟着就上演开来。

始一登场，曾国藩就大义凌然地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令銮舆播迁，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

如此虚晃一枪，杜绝非议之后，咸丰十年九月初，曾国藩望北拜折，提出事体重大，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之间指定一人负责北援。

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臣若蒙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晚清官场对此曾有评价，曾国藩此折踢了一计精妙的官场皮球，陷朝廷于两难之境。更有甚者，待朝廷艰难抉择之后，一来一回之间，时局早已大变，那时北援之议当自废。曾国藩”拖“字诀，真可谓滴水不漏，毫无落尘。

果然，到了九月十一、十二两日，清廷基本就已和洋人达成了和约。

咸丰闻讯，自然不再需要曾国藩北上勤王的下文。

两难之时，

居中不动，

磨灭山头。

高！

实在是高啊！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士民因听信洋人教堂拐卖戕害儿童传言，在围观天津知县带拐卖嫌犯到法国天主教堂调查的过程中，激于对法国领事丰大业狂妄向中国人开枪的义愤，毙伤多名外国神职人员，又焚烧望海楼天主教堂，酿成国际事端。

西方诸强随即陈兵海上，法国更是对清廷进行种种胁迫和欺凌，天津教案由此事起。

局势紧迫，三天后，时因病休假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便接到了赶赴天津处理此次事件的谕令。

对曾国藩而言，这是他一生中遭遇的最为猛烈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他必须面对义愤填膺的天津士民和不惜倾国一战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他又深悉国力敌情，不得不正视敌强我弱的残酷现实，秉承韬光养晦、委曲求全的隐忍之道。

当时的曾国藩深深地知道，如果此案办理过柔，则必有伤国格，激起民众义愤，助长洋人嚣张气焰，经办者必招声讨，但要想保住全局，希翼徐图自强，也只能如此；如果此案办理过硬，则易启兵端，全局瓦裂，”国家受无穷之累“，唯独局外议论者”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平心而论，就实际出发，面对此种困境，李鸿章所谓的跟洋人耍”痞子腔“，当为最聪明的办法。简单说，就是一边以”痞子”做派，想方设法地愚弄洋人，一边与国人达成默契。

更进一步说，就是面子要软，里子要滑。

曾国藩也许是老了，也许是暮年更讲究了一个”诚“字，这一次，他选择了”诚“字之下问心无愧，而非巧妙地周旋。

因为深感没有良策，曾国藩在办理此案前平静地给儿子写好了遗书，交代了后事。办理过程中，他采取”偏于衡势“，”冀以消弭衅端“的原则，结果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

那时候，世人皆骂曾国藩为卖国贼，其声誉也因此被彻底地毁了。

但是，当时也不乏少数的清醒者，他们认为曾国藩此番就势而非就理，乃是国家真正的中兴之道。在他们看来，其时还有比讨还公道更重要、更高的价值，即在强敌环伺、内患纷扰下求取自强。而求取之道不在空谈儒术，而在于”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遗憾的是，那时候多数人无意去识得曾国藩的”诚心“。

他们更热衷于宣泄一时愤懑，觉得李鸿章的”痞子腔“更受用。

正所谓，

许多时候，心诚敌不过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