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兵器》杂志2007年12月刊，本次转载时经重新二次内容完善及编辑、补充整理部分插图，以与同好共同分享。个人认为《兵器》杂志是一本专业、客观的军事杂志，推荐持续订阅，丰富自身的军事及政治知识。将家中《兵器》数字化保存过程中，转载其上的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文章，主要是想让读者以另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审视曾经的事物和观点。

作者按：王圣文同志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批图-4飞行员，也是战斗在国家航空装备战线上的老专家。退休后，王圣文依然热衷于祖国的航空事业，任成都飞机公司军代表。2006年不幸积劳成疾而逝。王圣文生前曾与笔者有过一次长谈，并提供了有关图片和资料。值此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谨将王圣文的回忆摘录发表，以表纪念。

赴苏受训我于1946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了塔山阻击战等多次大仗、恶战。到解放战争胜利时，和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只剩下三个人了。由于我的战功，加上身体好、年轻，被选进了刚刚建立的人民空军。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部队还在南苑机场接受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

1950年11月20日，我进入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分在甲期乙班。学习科目是飞行，教官是苏联人伊瓦，飞机机型是里-2教练机。

1952年5月，从航校毕业后分配到了石家庄机场。不久，正好赶上部队选人去苏联学习，这可是百里挑一。我们部队一共选了两名，我幸运地被选上了。

到苏联以后，我才知道要学的是图-4重型轰炸机，主要学习轰炸机的构造及操作。以前我在航校学习的驱逐机驾驶技术就不适用了，又得重新学习。教员全都是苏联军官，其中有一些是从装备图-4的部队抽调来的。

我们住的地方叫梁赞，从莫斯科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到，大约只有50~60千米。这里是苏联轰炸机和运输机部队的大本营。一路上我透过车窗，看见路边停机坪上停放着一排排轰炸机和运输机。现在回想起来，轰炸机有特波-3（TB-3）和DB轰炸机，还有一些试验机；运输机是由特波-3改装的，还有里-2；另外也有少量歼击机，米格-15最多，其次是螺旋桨的拉-9和拉-11，还有米格-3。出于保密的缘故，苏联人不允许我们多看，只是强调“里面有些新式飞机，很快就会提供给你们的！”

苏联TB-3四发重型轰炸机画图

DB-3轰炸机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主力轰炸机之一

在梁赞学习期间，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苏联人民“同志加兄弟”般的热情。上课时，专门配备了翻译。如果对教官讲的内容有疑问，或没有听明白，教官便会和翻译一起反复讲解，有时教官着急了，连比带画，恨不得拉着你的手教你。

我们的生活也安排得非常好。主食是面包，苏联人叫“列巴”，黑不溜秋的，比不上我们东北的白面。牛奶和肉食经常可以吃到，偶尔还可以吃到烤鸡。要知道当时苏联刚从卫国战争中恢复过来，农业生产很多还是靠女性甚至老人在进行。苏联洗澡方式也很讲究，进去后将脏衣服一脱就不管了，洗完之后直接去领取干净衣服，衣服全都被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真是“享福”得很。

我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纪律挺严，所有人员均不得单独行动，就连训练后的吃饭、洗澡都得集体行动。在排队去洗时要经过一排长长的栅栏，栅栏外面经常聚集着一些当地青年男女，不时向我们喊：“兹拉斯维竞！”（你好）。吃饭也一样，先吃完的必须在餐厅外等着，待大家都吃完后排队回驻地。这个习惯后来被所有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的同志们带回国内。直到今天，我军军事院校的低年级学员里仍然延续着这条不成文的规定。

1952年年底，我们从苏联学成归国后直接派往石家庄继续学习。为了保密，我们外出时不准穿军装，只能穿便装。学习时每人发一个保密包，内装图-4轰炸机的训练教材和笔记本。每天下课后，保密员当着所有学员的面将保密包收齐，锁进保密柜。然后还要在课堂内四处检查，看看有没有随处扔掉的字纸之类的东西。如果发现有人扔掉写有学习内容的废纸，这个倒霉蛋起码也要挨个处分。学习内容不能告诉家里人，往家写信都要经过检查，这也让我养成了从不向家人谈及有关部队情况的习惯。不论是在飞图一4的时候，还是后来在成都飞机公司参加新型战斗机研制的时候，我对亲人都能自觉守口如瓶。

图-4来到中国

回国后不久，苏联空军顾问团巴林柯团长率领12架图-4飞到了石家庄机场。关于图-4到中国的缘由说法很多，实际上这是我们付款购买的，而且苏联要价2亿美金。彭德怀气愤地说：“这根本不是对同志的出售方式，说是抢还差不多”。然而，毕竟图一4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相当威慑力的战略武器，而且人民空军不可能只限制在自己的领空活动。尽管我国暂时不能造远程轰炸机，但不代表以后也不能造，更不代表就不需要培养自己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和人员了，所以最后我国还是买了。今天看来，虽然价高，但还算值得。

空军独立第4团

在所购买的12架图-4中，有10架被抽调出来，组成了空军独立第4团，对外代号“独立第2344支队”。这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战略空军力量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其余两架送往14号基地（原子弹基地，代号0029），编为一个大队（虽然只有两架飞机），机身号120、121。1954年“五一“节前我进入独立第4团。当时团里已经有3个大队了，每个大队又有3个机组，共9个机组，加上团长机组刚好10个机组。我被分配驾驶0044号图-4。

在独立4团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的装备有冲锋枪1支（子弹200发）、手枪1支（子弹32发）、伞兵刀1把，此外每人还带有钢洋100元。不过我们就算万一在国内跳伞，当地人民也肯定会全力帮助，根本用不着这些钱。

最初图一4借用的是石家庄机场，后来进驻北京南苑机场。1955年陕西武功基地建成后，图-4迁往武功。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机场只有我们一家，没有其它部队。

胖军官观机

由于部队的特殊性，我们随时随地都十分注重保密。比如图-4降落到其它机场后，所有机组成员均不得与其它部队及地方人员接触，而是单独住进招待所、单独就餐，几乎与外界隔绝。其它部队的飞行员看见我们挎着长枪短炮走下飞机都觉得奇怪，但就是不知道我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正常机务作业的规定也相当严格，甚至可以说是繁琐：全体机组成员必须集体去、集体回，如果有一个成员工作没有结束，大家就得一起等，完成任务后再一起走；离开飞机时，所有舱门都要铅封，然后把飞机移交给机场卫兵看守；接飞机时，首先与卫兵一起检验铅封是否完好，然后与卫兵一起开封，开封后卫兵撤出；即使在各个大队内部，不同机组也只能上各自的飞机，不能上其它飞机。

正因为这些保密规定，在我们机组曾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们驾驶图-4飞回机场后下机去就餐，留下机械员邱奎一人在飞机上。不一会儿一辆小卧车在距飞机20多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人。此人身着军装、身体较胖，独自走向了0044号机，围着飞机四下观看。胖军官的一举一动早被留在飞机上的邱奎看在眼里，他没有吭声。当胖军官走向飞机前部时，邱奎估计到他要登飞机。胖军官刚把一只脚踏上铁梯踏板上，邱奎就大喊一声：“干什么！？”

胖军官被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回答说：“是我是我。”

邱奎：“你是谁？为什么要上飞机？你经过批准了吗？”

胖军官解释：“我这不还没上吗？”

邱奎：“你就不能上，知道吗？”邱奎边说边走下飞机，将胖军官从铁梯上拉下来。

这时他见胖军官年龄较大，便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胖军官：”我是北京来的，空军机关的。”

邱奎：“你是机关的，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个飞机不让随便看，知道吗？”

胖军官：“同志，我听说这种飞机很先进，想看一看，行吗？“

邱奎：“不行！”

邱奎将胖军官拉到一边说：“站着不准动”。然后拿起飞机旁的电话向机场值班室报告：“我是0044，这儿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胖老头，像个炊事员，满头大汗，想上我们的飞机，我把他拉下来了，人现在就在停机坪上.“

一会儿，机场值班室来人了。他们也不知道胖军官是什么人，就向团长报告：“来了一个人，年龄挺大，穿军装，是坐着一辆小卧车来的，他没向任何人请示就想上0044，被机械员发现了，没让他上，把他拉下来了。”

接紧着，团长坐着吉普车飞驰而来，他跳下吉普，见到胖军官立刻行了个军礼：“报告吴政委，独立4团团长姚长川……”原来，这名胖军官就是空军政委吴法宪。

姚长川说：“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同志把你从飞机上拉下来了，不懂礼貌。”

吴说：“没什么、没什么。”于是，姚长川陪同吴法宪上了飞机。

吴法宪从前舱上了图-4，机舱中间有个圆形通道。平时我们机组成员爬的时候都很费劲，吴身体胖，爬起来更费劲，但他还是从前舱爬到了后舱，累得满头大汗。吴法宪下飞机后围着飞机前后左右又看了看，向团长又询问了一些飞机情况和部队工作、思想、学习的情况。临走时，吴法宪特地走到邱奎面前，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小同志，这样做很好，做得对。”

图-4截击P2V7

从1960年2月起，台湾国民党空军的P2V7U间谍侦察机屡屡在夜间窜入大陆，对我构成极大威胁。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为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中抓住“黑蝙蝠”，想了很多办法，牺牲了多名战友，但效果都不大。对于拦截P2V7这种任务，本来图-4是插不上手的。然而，有位战友想出了一个点子：敌机是螺旋桨的大型机，图一4也同样是大型螺旋桨飞机，飞行特性与敌机相似，如果能解决夜间发现敌机的问题，就完全可以展开对敌截击。

这个设想提出后，团领导并没有认为是异想天开，而是发动大家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寻找解决办法。最后，提出了在图-4上加装探照灯实施照明攻击的办法，相当于把高射炮兵与探照灯兵配合的战术移植到飞机上，即飞机在地面的指挥引导下进入拦截阵位，按照坐标方位打开探照灯，搜索目标，锁定后各炮塔集火射击。

经过试验这是可行的，目标被照得非常清晰。从9月起，抽调出一个中队的飞机进行改装，并执行夜间截击低空入窜的P2V7任务。因为图一4巡航时间特别长，巡逻区域又特别宽，有时会飞越好几个地面指挥所的责任区。我们的战友很快便遇到了敌机，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追逐，虽然没有击落敌机，但第二天听他们讲述头天夜里的战斗经历，实在让我心里痒痒的。可不知为什么，我所在的0044号机却老是没有机会碰上敌机，这让我十分不开心。

P2V7侦察机

终于我们的图-4在夜间巡逻时遇到了敌机。当时从江西到福建、浙江一带广阔地域上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但我们却发现数千米外空中有微弱的灯光移动。机长立即判断那是敌侦察机。我们跟着降低了飞行高度，贴着山尖飞行，尽量靠近目标。在距那个灯光很近的时候，我们突然打开了探照灯，把目标看得清清楚楚，那正是我们要找的美蒋P2V7侦察机！我们的截击雷达抓住了它，机炮瞄准仪也很快将它套住，射击手准备开炮……

但就在这时，目标突然消失了！我们再找，但始终无法再发现。后来，我们和空军的专家一起分析认为P2V7采取了突然下降动作，因为敌机可能通过情报或监听我空地通信，知道我们是图-4，也知道图-4的探照灯只能水平左右摇动，不能上下移动，所以它狡猾地溜掉了。

这次失利后，我们马上对图-4的探照灯进行了改装，使它能上下左右移动。但后来0044号再也没有遇上P2V7，改装的探照灯也就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虽然我们没打下过P2V7，但其它部队击落过。当我看到《解放军报》上刊登击落美蒋间谍飞机的头版消息和社论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也参与过，为之尽了一份力。

1961年11月6日被我军高炮部队击落于碧河永宁电的台湾P2V7U电子侦察机残

进驻格尔木

1959年“三八”节刚过，我们奉命进驻青海格尔木机场，这次由大队长梁平带队，去了0042号和0044号两架飞机，副大队长邓远金留在普集，作为预备队。

3月11日我们飞抵格尔木。格尔木机场是个盐湖机场，这里空气稀薄，喘气都不太舒服。机场旁边有一些帐篷。据说二战时美国空勤人员曾在这里驻扎过。我们没有住帐篷，而是乘坐汽车到达了35千米以外的平房式营房。在营房指挥室里看到挂出的西藏地图后，我才知道这次是去西藏执行平叛任务。

开始，每天的任务是飞往拉萨上空侦察地面的情况。图-4飞得很低，地面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没有发现有叛军在地面集结。返航后我们取下航拍的胶卷，看见拉萨城内没有什么动静，再往后仔细一看，发现返航途中拍的胶卷上有情况，像是一支队伍在集结行动，队形不像解放军那样整齐，分析是叛军。这表明在拉萨的外围有叛军在活动，可能想包抄拉萨城，我们立即将这个消息向指挥部报告。

次日我们再次飞往拉萨，这次便看见拉萨外围出现了叛军的骑兵。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冒出来了。当我们返航后第三次出发时，0044号机上各个炮塔装满了弹药。由于指挥部要求我们携带炸弹实施轰炸，我们飞机的弹舱也挂好了弹。

在进藏平叛的陆军指挥部里，驻有我们空军的一个联络小组，他们负责协调指挥部和我们图-4间的无线电联络。联络小组常用白板放在地面，告诉我们部队的行进方向和叛军的行进方向。在我们飞往拉萨途中指挥部传来指示，称叛军在X（年代久远，已经忘记）方向，距离X千米，要我们前往轰炸，我们按照指示飞往目标。

我们携带了250千克和100千克炸弹。找到目标后，我们发现目标太小，有点儿浪费炸弹，不过还是扔了一些100千克炸弹，准确命中目标，炸得叛军人仰马翻。后来003号机也从青海出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样轰炸叛军的图-4便增加到了3架，刚好一个大队。3架图-4一边扫射，一边投弹轰炸。

在西藏开阔的草原上，叛军根本无处躲藏，而且也没有能威胁我们的高射武器。战斗几乎是一边倒，叛军很快就吃不消了，纷纷后撤。此时指挥部又通报我们，陆军部队已与叛军交上了火，叛军边打边撤。指挥部命令我们：叛军向雅鲁藏布江边撤退，可能有外逃的迹象，让我们去侦察一下。

那时正值三四月份，西藏的高山上都有积雪。0044号飞机沿雅鲁藏布江飞行，轰炸员通过瞄准仪向地面观察。他在雪山上发现了一些黑点，然后他让机长再飞低一些，看清了雪地里的黑点是叛军的一些步兵和骑兵，骑兵人数较少，队伍中还有穿红衣和白衣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便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回答：穿红衣的是叛军匪首！当时我们并不是见着叛军就扔炸弹，因为毕竟炸弹有限，需从千里之外通过空运过来，成本非常高。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要瓦解叛军，首先就要炸穿红衣的，此后我们只要一见到穿红衣的叛军就扔炸弹。

我空军曾将图-4轰炸机改装成无人机投放平台

雅鲁藏布江上的牛皮船

叛军发现我们临空后立即隐蔽起来，部分叛军还溜进了雅鲁藏布江边的树丛中，使我们难以发现目标，只好沿着雅鲁藏布江飞行。飞了不一会儿，轰炸员发现江面上有几艘橡皮舟，飞机降低高度后轰炸员又说，不是橡皮舟，是牛皮船！一大两小，一共三艘。图-4的瞄准仪可以自动对焦，虽然船在江上不断晃动，但轰炸员仍然报告说，看见船上有穿红衣服的，还有穿黄衣服的。

我们又向指挥部作了报告。指挥部回电：密切注意其动向，里面可能有西藏的上层人物。此时我们飞机上的通讯员发现地面有电波干扰，虽然频率不同，但说明牛皮船里一定有电台。我们又将情况报告给了指挥部。

指挥部回电：有电台的可能是叛逃中的达赖喇嘛，准备轰炸。

我们顺江飞行，第一次进入目标后我们才接到“可以轰炸”的命令，但投弹己为时过晚，图一4从牛皮船上空一掠而过。

接着，我们在空中来了个大折返，第一转弯……第二转弯……第三转弯，第四转弯后我们开始第二次进入目标。飞机下降高度，轰炸员打开弹舱门，瞄准仪再次锁定最大的牛皮船……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指挥部的命令：0044号，解除轰炸，解除轰炸！我们以为听错了，请指挥部重复一遍，回答是：解除轰炸，立即返航。虽然我们心里有一百个不解，但命令就是命令，不容违抗，于是我们关上弹舱门，向格尔木返航。

图示：1959年，独立4团进驻格尔木，图为0046号机机长孙勇从贡嘎返航后作目标说明。此时正值换装，大檐帽为老军装，王圣文戴的是新式解放帽。

按规定，没有使用的炸弹不能带回机场着陆，于是我们问指挥部：剩下的炸弹怎么处理？指挥部说：弃弹。在格尔木机场40千米处有个元宝湖，我们准备前往那里弃弹。

轰炸喇嘛庙

当004号机正在飞往元宝湖时，指挥部又给了我们一道命令：停止弃弹，飞到贡嘎（拉萨市以南，羊卓雍错以北）去，轰炸那里的一个叛军目标——在贡嘎西北方的一座喇嘛庙。由于庙宇是个最高点，其它地方都很低，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指挥部在电台中说：喇嘛庙现己被叛军包围，庙楼上有一名副区长和四名地方干部，他们带有电台，正在与步兵指挥部通话，他们处境非常困难，无法突围。现在命令你们去支援一下。

如果只炸喇嘛庙很简单，可庙里有我们的同志，怎么炸呢？我们问指挥部庙里同志的位置何在。指挥部回答：“你们尽量避开东北角，要炸西南角。现在平叛部队离喇嘛庙还很远，不能马上赶到。请你们去把喇嘛庙炸掉，叛军一个指挥部也在庙里，去炸掉那个指挥部。”

我们说：“可能会炸到自己的同志。”

过了一会儿指挥部又说：“庙里的干部已经看到你们的飞机了，他们一致要求你们投弹，因为现在叛军已开始攻楼，即使不炸他们也活不成，抓到照样是被处死，请你们赶紧轰炸！”

我们低空飞向喇嘛庙，投下一枚炸弹，炸弹准确下落，喇嘛庙的西南角被炸塌，砖瓦堆成一片。过了一会，指挥部传来战报：喇嘛庙被炸掉一个角，一楼叛军全被炸中，主梁没有塌，二楼的干部全都安然无恙，任务完成得很好。

我们又问剩下的炸弹怎么办？指挥部说：“现在没有目标，剩下的炸弹全部扔掉。”我们问：“是作安全弃弹处理吗？指挥部回答：“不，全部引爆！“

于是我们便在元宝湖弃弹，炸弹投下后湖面随即变成一片白色。我们拿望远镜一望，原来这些白色的东西全是炸死的鱼。

我们在格尔木机场着陆后，大家情绪都不高，因为本来可以炸掉那只牛皮船，船上明显是叛军的指挥机关，炸了一定会立大功，但指挥部却解除了任务，使我们白白错过了立功的机会。

这时地勤开始检查飞机，一名机械员突然喊道：“怎么中弹了？“当时我们刚下飞机，正在整理枪弹和跳伞包，一听中了弹，急忙扔下手中的东西，跑到机械员那里去看，发现2号发动机内侧果然有一个洞。我们又仔细检查，发现起落架的钢梁上塞了一枚子弹头，起落架支撑杆上、3号发动机外侧等处都有弹孔，一共是13个中弹点，其中3枚子弹头在飞机上，其余10个是弹孔。根据弹道分析，子弹是叛军从山上斜着打过来的。经过有关部门对弹头验证，确认是美制柯尔特冲锋枪的11.4毫米子弹。

因为我们完成了轰炸喇嘛庙的任务，又在飞机中弹后安全返航，所以0044号机组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我空军改装的图-4空中预警机进行飞行测试

达赖迟早会回来

叛乱平息后，独立4团参谋长赵吉星到西藏军区开会见到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问当时为什么不让图-4炸掉那只牛皮船？张国华说：“你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当时也不可能给飞行员更多的解释，只能叫飞机解除任务。根据你们的报告以及我们掌握的情报，可以断定这三只牛皮船上的人就是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那个穿黄衣服的就是达赖。当时我们报告了中央，中央回电说不炸，说他将来要是反悔了，还会回来！“

赵吉星说：“可是没有炸他，他不就跑到国外去了吗？”张国华说：“国外又怎么样?将来全世界都共产主义了，他还能往哪儿跑？他迟早会回来的。”

离开图-4部队

wenhua大革命开始后，趁成都飞机制造厂（现成都飞机公司）选调飞行干部的机会，我离开了战略轰炸机部队，离开了日夜相伴的飞机和战友。到成都当军代表，转搞航空装备建设，直到我退休。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图-4，我的好伙伴和战友。

图示：晚年的王圣文仍然热衷航空事业。图为他（左）与我国著名航空史家陈应明先生（右）在B-29轰炸机模型前的合影，一身旧式军服的王老胸前挂满军功章，突显其对我国航空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