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法一线,民警辅警遭遇暴力抗法、恶意投诉甚至诬告陷害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刑法》已将“袭警罪”单独入刑,但在实际维权过程中,民警辅警仍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涉及民事赔偿、名誉权纠纷等案件时,往往需要个人承担诉讼成本,甚至因法律知识不足而陷入被动。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理应为民警辅警的合法权益“兜底”,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制,让执法者不再“单打独斗”维权。

1. 袭警案件频发,但民事维权成本高
近年来,袭警案件数量居高不下,部分违法人员不仅暴力抗法,事后还可能恶意投诉、诬告民警。尽管公安机关会协助处理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如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往往需要民警、辅警自行起诉。由于诉讼程序复杂、周期长,许多人因怕麻烦或缺乏法律知识而放弃维权。
2. 工伤待遇≠全面保障,诉讼风险由个人承担
目前,公安机关对因公受伤的民警辅警主要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解决医疗费用,但民事赔偿部分(如侵权人应承担的额外赔偿)仍需个人通过诉讼主张。许多基层民警反映:“打赢了官司,但律师费、诉讼费比赔偿还高,得不偿失。”

3. 恶意诉讼、诬告案件增加执法心理负担
一些违法人员滥用法律程序,以“警察打人”“滥用职权”等理由恶意投诉,甚至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由于缺乏专业法律支持,部分民警辅警被迫自费聘请律师应对,不仅耗费精力,还可能因证据不足或程序问题败诉,严重影响执法信心。
二、症结:缺乏制度化的法律保障机制1. 公安机关内部法律支持不足
目前,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主要承担案件审核、执法监督等职能,较少直接介入民警辅警的民事维权案件。许多单位认为:“民警个人被侵权,属于私事,单位不便插手。”

2. 民警法律知识有限,诉讼能力不足
民事诉讼涉及证据收集、诉讼策略、庭审辩论等专业环节,普通民警难以独立应对。例如,某地一名辅警在执法中被殴打,法院判决侵权人赔偿5万元,但因对方转移财产,执行困难,最终未能拿到赔偿。如果有专业律师介入,可能通过财产保全等手段提高执行成功率。
3. 财政支持缺位,维权成本转嫁给个人
目前,公安机关普遍未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民警辅警的法律援助,导致维权成本由个人承担。相比之下,一些大型企业、政府部门会为员工提供法律顾问服务,而执法机关却缺乏类似保障。

1. 设立“民警维权律师团队”,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公安机关可聘请专业律师,组建“民警维权法律顾问团”,为遭遇恶意诉讼、民事侵权的民警辅警提供免费咨询、代理诉讼等服务。例如,深圳市公安局已试点“民警维权律师库”,由市局统一采购法律服务,效果良好。
2. 建立“执法维权专项基金”,覆盖诉讼成本
各级公安机关可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付民警辅警维权案件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基金来源可包括财政拨款、社会捐赠(如警察基金会)等,确保民警“打得起官司”。

3. 完善“公职律师”制度,强化内部法律保障
鼓励公安机关的公职律师(或法制民警)参与民警维权案件,提供法律指导。同时,可探索与地方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建立“警律联动”机制,降低维权门槛。
4. 推动“执法权益保障”立法,明确单位责任
建议在《人民警察法》修订中,增加“公安机关应当为民警辅警提供法律支持和维权保障”的条款,从制度上确立单位的法律责任,避免维权“踢皮球”现象。
总之,不能让执法者“流血又流泪”。民警辅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执法权益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如果连执法者的合法权益都难以维护,又如何让他们安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机关应当主动作为,建立制度化的法律援助机制,让民警辅警在遭遇侵权时不再“单打独斗”,真正实现“执法有保障、维权有依靠”,让民辅警在执法办案工作中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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