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古代封建王朝的管理体系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最上层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元廷，接着是一级、二级行政区划。这些行政区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种动态调整的，其中的关键是要利于统治，不能尾大不掉。东汉末年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原本各州只是监察区划，结果演变了行政区划，弄得各州刺史都成了一方诸侯，以至于后来的“州”越分越小。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王朝来说，一级行政区划如果太小，元廷精力损耗过大不说，处理事情的及时性也会不足。可如果一级行政区划太大的话，其一把手能调动的资源就太多了，且容易和元廷离心。从历代王朝的行政区划图可以看到元朝的一级行政区划（即元朝行省）是最大的。前有东汉之鉴，元朝为何还会把行省弄得那么大，难道其统治者们不担心地方自立吗？

元朝的行省分布

1、贵族领主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为了凝聚力量和快速扩张而开始实行领户分封制。所谓领户分封制，主要由“忽必”和“莎余儿合勒”两部分组成，二者的意思分别是分子和恩赐。分子比较好理解，即分封儿子，延伸开来就是分封亲族，像后面比较出名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就是在成吉思汗给他三个儿子的封地上建立起来的。

由于成吉思汗给老大、老二和老三的封地都在蒙古本部的西边，故而他这三个儿子及他们各自的子孙均被称为西道诸王。既然有西道，自然会有东道，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及他们各自的子孙就是东道诸王，享有蒙古本部东边的广大封地。诸王之下则是由成吉思汗恩赐领地的“投下”，这些人主要是一些跟着成吉思汗打江山的功臣和部分主动归顺的部落首领。

元朝的贵族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秉着“以亲驭疏”的理念，继续沿袭了这套分封制度，比如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然凡事都有利弊，弊端就在于宗王数量太多、实力太强，容易生乱，比如忽必烈至死都没平定的海都之乱。有鉴于此，忽必烈出台了很多制度来削弱诸王的实力。不过削藩之事向来不能过猛，不然诸王绝对要闹事，一个海都就那么难缠了，如果诸王群起而攻之，元廷压根承受不住。

既要稳，又要管，行省制就很有必要了，元廷以派遣到各行省的官员来和宗王分权而治。由于这些宗王的辖区大而散，行省就不能太小，不然发挥的作用有限，比如忽必烈在安西王的辖区等地分设陕甘川三个行省，还在宗王比较集中的漠北和辽东分设岭北和辽阳两个行省等等。这办法倒也不是忽必烈首创，当初蒙哥也曾在宗王比较集中的西域设行省，比如别失八里等处行省。

后来被察合台汗国夺走的别失八里行省

2、反元势力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到忽必烈灭亡南宋，仅70余年。如此短的时间内征服了如此多的地区和人口，岂不需要时间来消化和巩固？想想清朝，其入关之后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可那又如何？纵使到了乾隆那一代，不还是爆发了席卷中原腹地的川楚教乱吗？回过头去再看看灭了北宋的金国，初时有王彦的八字军发起反抗，后面又有耿京的义军等等。

忽必烈灭了南宋之后，活动在广东的邓荣、何时、赵若榉、林桂芳、马南宝、黎德和欧南喜等人先后聚众反元，他们的义军规模动辄上万、上十万，因此造成“岭海骚动，朝野震惊”。福建的许夫人（抗元英雄陈文龙之女）、黄华、陈钓眼和陆广等人亦各组义军反元，其中黄华所部义军一度迫使忽必烈抽调四个行省的军队围剿。这还是部分浮出水面的，没有浮出水面的反元势力又该有多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旦某地有反元势力冒头，元廷必须在短时间内将其势头按下去，不然容易引发全局混乱。此种情况下，如果行省太小，就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行省稍微大一点，平乱的效率自然会高上许多。且看忽必烈设立的江西行省就囊括了广东大部，江浙行省同样囊括了福建大部。除了军事之外，较大的行省对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的融合能够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矛盾，经济的交流则可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强化民众对元朝的认同感。各行省之间肯定会存在界限，如果将行省放大，行省内部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自然会有一定的便利性，毕竟战争过后，百业凋敝、人口锐减、区域差异明显，如果让元廷事无巨细地来应付这些事情，则事倍功半。

促进文化融合

1、事权制衡

元朝建立之初并非是重武轻文，其元廷内部亦有不少深谙治世之道的大咖，比如忽必烈麾下的张文谦和郝经等人。有这些智囊在，忽必烈不可能在没有经过权衡利弊的前提下推出行省制的。首先，行省即行中书省，是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其所有权力都源于元廷，也就是说行省并不是半独立的联邦，元廷有权管理行省的各项事务。

其次，邻近大都的山东、山西和河北等地均未划入行省，而是由中书省直辖，确保元廷有足够的实力来控扼行省，同时行省和中书省亦可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再次，前文中提到出镇地方的宗王和那颜等势力和行省亦是相互制衡的关系，宗王不听使唤，有行省防范，同理，行省不听使唤，亦有宗王防范，纵使二者均不听使唤，元廷亦有分化瓦解的基础。

元朝权力框架

另外，行省内部的事权并非完全取决于一人意志，元廷为行省设置了一套比较复杂的事权制衡体系。其一，行省像中书省一样有很多官员来分工，比如平章、左丞相和参知政事等，其中一把手多由怯薛侍卫出身的皇帝亲信担任，其他官员则由元廷任命各族官员担任，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事，一旦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则需按群官圆署制的要求开会讨论。

其二，行省之下有路，路之下有州府县，各级区划官员的任命权由元廷掌控，就像中书省和行省相互制衡一样，行省和其辖领的下级区划亦相互制衡。与此同时，元廷在路府等区划内还会设置达鲁花赤一职，而达鲁花赤代表的是元廷的意志，有监督之权。除了达鲁花赤，御史台也在行省有安置专人监察。如此一来，行省内部很难有人可以一家独大。

行省之下的层级结构相当复杂

2、打破地理

想当初大禹分九州，其依托的就是山川形势，比如秦岭南北两侧的梁州和雍州。后来的秦汉、隋唐等王朝在划分行政区划时，莫不遵循此法。然而这么做也是有弊端的，一旦王朝势微，一级行政区划就能够利用地利形胜来自立。就拿刘备的蜀汉来说，其国力远不如曹魏，可依然能够凭借益州的地利和曹魏抗衡几十年。

有鉴于此，元廷在划分行省时便有意识地打破地理界限，使行省难享地利之便。岭南的两广不是有五岭为凭吗？元廷便让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直接伸入岭南。巴蜀的四川不是天府之国吗？元廷便将位于秦岭之南的兴元路（今汉中、安康）划入陕西行省。山西不是表里山河吗？元廷干脆就让中书省直辖了。这种布局不光犬牙交错，还形成了一种以北制南的态势。

和四川更接近的汉中被划入陕西行省

乃至这些行省的治所，元廷亦是别有用心，比如元廷将湖广行省的治所设在鄂州（今武昌）、江西行省的治所设在龙兴（今南昌）、河南江北行省的治所设在汴梁（今开封）、云南行省的治所设在中庆（今昆明）。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之地。一旦行省有事，元廷的反应速度只要够快，便完全有可能在治所之处给他们来个一锅端。

从经济角度来说，治所的交通条件越好，也就越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便将这种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元廷取行省之经济，而弱行省之军事。当初秦始皇之所以大修直道、驰道，最大的目的是增强对地方的控制力，而元廷打破山川地理来划分行省，让行省与行省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同样也是这种考虑。

确保行省与行省之间交通便利

综上所述，元朝推行行省制，并且将行省搞得那么大，确实有元廷的一番考虑在里面的。疆域的暴增和蒙古的固有传统会让元廷面对很多前朝没有经历过的问题，元廷必须在前朝的行政区划之基础上有所创新，可以说行省制是大势所趋。至于元廷是否担心地方因此而做大，当然是担心的，正因为有疑虑，方才从行省的地理条件和行省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下手，不断完善整体机制。

明太祖说元朝“失之以宽”，此言里面包含了他对元朝行省制的一些不同意见。他也没说错，元朝的行省制确实存在“大而宽”的问题。可这个话说回来，任何新制度的诞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元朝的国祚毕竟不到百年，就看科举制从出台到完善用了多少年。再则，明朝的三司制、清朝的省制，不都是在元朝行省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吗？总而言之，元朝的行省制对历史发展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元朝史》

《马可波罗行纪》

《元代分封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