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国共之间的和谈处于僵局。在此期间蒋介石将政权的重担交予李宗仁，自己则在幕后继续操控。李宗仁及其派系视和平谈判为当务之急，遂派遣代表团北上与中共展开谈判。然而蒋介石的暗中破坏导致谈判进展缓慢。在这关键时刻，于右任被派往北平参与谈判，但又受到蒋介石的严密监视。这位历经风雨的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身处多事之秋，究竟能否摆脱监视，扭转乾坤？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一个不富裕的家庭，经历了早年丧母的苦难。他的伯母为了他能有未来，放弃了再婚的机会，全心全意地抚养他长大。这种艰苦的家庭背景，塑造了于右任刻苦勤学的性格。他的聪明才智让他早早地展露头角，16岁时就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秀才，到了20岁更是一举成名，夺得清朝的岁试状元，被誉为“西北奇才”。

这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并未安于官途，他的生活轨迹在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而发生了剧变。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至西安，这一政治变动激发了于右任的革命思想。他抱有刺杀太后的念头，还以极具挑衅的方式，剃光头发，拍下了手持大刀、身披光膀子的照片，并创作了直指时弊的对联和诗歌，猛烈抨击慈禧的暴政。

这种激进的行为很快使他成为清政府追捕的对象。为了逃避追捕，他被迫更名换姓，南下至上海，进入了由法国人资助的震旦学院。学院创办者马相伯因不满校方变更为教会学校而离开，于右任也随之离开，并与马相伯一同创办了复旦公学，这也是后来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于右任前往日本，期间接触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在日本他继续深化自己的政治理念，还开始运用笔杆作为斗争武器，发表批评封建专制和外来侵略的激烈言论。他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虽然前者在一场火灾中被毁，但他并未气馁，转而创办了《民吁日报》。

于右任的新闻事业多次因为他尖锐的社会评论而遭受打击，包括被捕入狱和报社被查封。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发声，他的《民立报》更是因直言伊藤博文“死有余辜”而再次被查封。即使在面对重重压力和威胁时，他仍旧不屈不挠，一次次以新的身份和方式重返舆论战场。

政治方面，于右任虽然历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南京临时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和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角色是作为监察院长的长达34年的任职期。尽管他以清廉著称，但在国民党普遍的贪腐环境中，他的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于右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情操的人物。周总理曾在1938年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评价说：“于右任虽不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但他公正且有民族气节，只是有时过于谨慎，缺乏果断。

于右任在民族危机时期的立场是坚定的。1935年，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号召，公开支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西安事变平息后，于右任一度深受启发，他曾感叹地对马文彦说：“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共产党的目的是真正的抗日。

为了使公众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于右任曾巧妙地将我党的宣言在南京散播，他巧妙地将文件做旧，增加了文件的传播力，使得宣言迅速在南京地区广为流传，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于右任虽然在国民党中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政治立场有时显得不够鲜明，但他的爱国心和对抗日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还在教育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创办了多所学校，并设立奖学金，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

在1949年蒋介石突然宣布“退隐”，将代总统之职交由李宗仁，此举引起了一系列政治波动。于右任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公开表达了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

在南京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议的紧张氛围中，周恩来预见到局势的恶化，他私下约见于右任，提出了一个安排：“如果南京不签字，解放军将过江，到那时我希望您留在南京，我们会派飞机将您接到北平。”于右任在权衡形势后，答应了这一安排。

果不其然南京政府坚决不签，解放军迅速发起了长江渡江作战。于右任原计划静候解放军，却在此时被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发现。该军官带着士兵来到于右任的住处，命令他立刻离开南京。于右任试图以健康问题为由拖延，但对方强硬地安排了直接的转移，于右任无奈之下只得提出：“那就先送我去上海。

在上海于右任与他的第五位妻子沈建华以及几个年轻的家庭成员团聚。他的长子已经在国外定居，而次子警告他说：“作为国民党的监察院长，今早我发现不少可疑人物在咱们家附近徘徊，恐怕有不好的意图。

深知自己处境的于右任意识到国民党计划的漏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无力改变局势。此时，从广州有飞机来接那些国民党的高官，于右任在次子的建议下决定前往广州。

数月后，随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蒋介石开始催促所有官员迁移到台北。于右任心中忐忑不安，焦急地想要与在重庆等候的家人团聚。但是，当他匆忙赶到重庆时，发现妻子和女儿已经先行一步前往成都，后因整理家务又返回了陕西，从而与他擦肩而过。

经过一番努力寻找后，于右任未能找到家人，情急之下，他只得跟随国民党官员前往台湾，这一行动完全出乎他的意愿，实际上近乎于被迫。这样于右任便与留在大陆的妻女失散，远隔重洋，在台湾的日子里，除了与两位侄儿相依为命之外，再无其他亲人。高仲林和女儿在西安同住，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期盼与丈夫的重逢。

1962年的春节前夕，于右任在其日记中表达了对日益增长的生活开销的担忧：“春节将至，开支巨大，如何是好？”数日之后，他再次记录道：“近日支出激增，实在感觉愧疚。”这些文字显露了他在经济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随着2月的深入，于右任因喉部感染而被迫住院。尽管病情有所好转，他仍坚持要求出院，对医生的再三劝阻置若罔闻。在他出院的那天，日记中写道：“今晨起床，病情稍缓，却急于归家。医疗费用高昂，难以为继。”这段文字透露了他因经济困窘而作出的艰难决定。

于右任的经济困境并不影响他深厚的家庭情感。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留在了大陆，而于右任在台湾的生活中，高仲林一直占据着特别的位置。尽管于后来有过其他婚姻，高仲林始终是他心中的重要人物。

于右任与高仲林的相遇可追溯至1898年的陕西饥荒。当时，19岁的于负责管理粥场，他注意到一位姑娘每天伴随两位老太太来领粥，自己却从未进食。经打听得知，该姑娘是家境贫寒的庄户人家的女儿，她将粥让给了两位无依无靠的老人。于右任对她的善心和无私深感钦佩，并通过媒介向她求婚。不久两人喜结连理，这位姑娘便是后来的高仲林。

流亡台湾后，于右任保存着高仲林为他制作的衣物作为纪念。通过香港的朋友，他与大陆的家人重新建立联系，虽然距离遥远，但他通过书信和物资支持向家人传递爱与思念。

1958年，于右任与高仲林的金婚纪念之际，他特别思念妻子，常抚摸那双布鞋和布袜以缅怀往昔。这种深切的思念反映在他的诗作《忆内子高仲林》中，流露出对共度岁月的深情厚谊。

高仲林80岁生日之际，于右任无法回国参与庆祝，这让他异常忧伤。随后周总理得知于右任担心在大陆的妻子过寿无人问津，便安排屈武前往陕西以女婿的身份为其庆祝。屈武不仅带上了自己的家人，还特意带上了于右任在上海的外甥，确保这个简单但意义重大的任务得以完成。

在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好了接待准备，二十余人的庆祝团队为高仲林老人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八十大寿。庆祝活动让高仲林深受感动，她对于党和政府的细心关怀表达了衷心的感激。

屈武完成使命后，担心安全问题，决定通过一种隐晦方式来传递这一消息给于右任。他与邵力子讨论后，决定使用周敦颐的别号“濂溪先生”来替代周总理的名字，以避免消息被特务截获，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屈武将这份满载深情的信件和高仲林寿宴的照片委托给了吴季玉，这位老友成功将信件安全送达。于右任在读到信件后，立刻理解了背后的含义，心中充满了感激。

他随后托吴季玉回信，同样用“濂溪先生”来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和感谢。周总理听闻于右任的感激之情后，心中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他对屈武说：“只要于先生心中感到欣慰，那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963年，吴季玉的不幸遇害给于右任带来极大的打击，他的健康因此急剧恶化。这位曾经的政治人物，在人生的晚年，体会到了流亡的孤独与家国之痛，终其一生，都在为回归故土而祈愿。

1964年11月10日的夜晚，于右任在台湾的住所中安静地离世，享年86岁。他的去世是平静的，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使得他的逝世带着一种无声的凄凉。家人和朋友们将他生前所作《望大陆》一诗视为他的精神遗产，诗中流露出对故土的无尽眷恋和对未来的哀愁。

《望大陆》诗的每一句都饱含深情，透露出他对大陆的无限思念与对家人的深厚爱意，特别是对妻子高仲林的不舍。这份情感超越了政治和地理的界限，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柔软内心。

1970年6月8日，周总理在接待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代表之后回到了他的西花厅办公室。在他的桌上摆放着一堆尚未处理的信件，其中一封来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信件尤其引人注目。

“国民党资深人物于右任的元配夫人高仲林，已年近九十，身体多病，现独居无依。近期由于政府疏散人口的政策，她被迫搬离自己的住所。她的家乡三原也无亲人可依，她唯一的女儿不久前病逝，令她处境更显孤立。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逝世，数年后他的女儿于芝秀也因病去世，使高仲林成为了彻底的孤独老人。了解到高仲林的困境后，章士钊非常不忍，便向周总理反映此事，希望能为高仲林提供特殊照顾，他建议：“对于高仲林夫人的迁移问题，或许可以特别处理，以表现政府的人道关怀。

周总理在深思熟虑后，决定采纳章士钊的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对高仲林的迁居问题给予特别照顾，以体现政府的仁政和对国民党老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