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出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的中纪委领导班子。
一、
中纪委重建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陈云用了八个字形容，叫做是“积案如山、积信如山”。仅常务书记黄克诚，每个月收到的控诉信和申诉信就有6000多件。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陈云在中纪委常委会上强调，一定要解放思想，把一些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使之把党内思想搞统一。
经中央主要领导同意，中纪委决定由黄克诚牵头，由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调查和复核。
很快，刘少奇一案的情况经过复查基本弄清。黄克诚在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事实清楚。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涉及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两种不同的态度。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做好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
经过陈云和黄克诚等人的努力，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当这一重大决定形成时，黄克诚露出了笑容。因为这不仅仅是为刘少奇平反，事实上是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为甄别历史遗留的案件，黄克诚不顾年老体衰，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每个案子，他都要听取汇报，亲自接待来访者，处理群众来信，对一些重要的案件，督促有关部门抓紧平反、纠正。每听到一个错案得到纠正落实，某个干部的沉冤得到昭雪，总是欣慰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黄克诚同志对别人平反的事十分积极，对自己的事却不太在意。黄克诚同志到中央纪委之时，有人就说应该先给他平反。黄克诚同志自己却十分淡然，他说，我现在有工作可做，有地方可看病，有工资发，我还在乎这些做什么呀。我们县当年有一百多人参加革命，现在活下来的就只有两个人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就很知足了。而且总提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对党和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纪委的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推开。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遗憾的是，在黄克诚大将主导的这一系列平反的冤案中，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的冤案，却没有在黄克诚手中得到平反。这也成了黄克诚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
二、
对于粟裕，大家肯定不会陌生。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大将身经百战，功高如日月。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然而就是这样一名屡立战功、心胸宽广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中，被强行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大帽子，使其蒙冤不白。
粟裕是在1958年遭到错误批判的，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面。
一是“一贯反领导”，说粟裕与彭德怀、聂荣臻、陈毅三位领导都“搞不好”。粟裕时任总参谋长，但是却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有不同的看法。粟裕认为为应付突发事件，应抽出几个军做统帅部战略预备队，不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士由统帅部统一机动，而彭则认为没有必要。
另外 ，毛泽东要求粟裕有事向他报告，粟按毛泽东的要求每周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对此又感到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便给人产生了“将帅不和”的错觉。
粟裕与聂荣臻之间也有些小误会。聂任代总参谋长时，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因此对呈送毛的文件有所控制，粟裕于是按聂荣臻的意见办理。岂料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聂荣臻不得不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应该承担责任，也向毛做了书面检讨。
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在肯定了粟裕工作的同时，批评了聂荣臻，这一事件引起了聂荣臻对粟裕很大的误会。
批判粟裕的第二个问题是“争军权”，“向党要权”。1955年，我军正处在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初期，为了解决国防部和总参在文件署名时的不明确，中央军委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到了军委扩大会议时，有人便借题发挥，将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借此争夺军权。
实际上粟裕作为总参谋长提出的设立统帅部战略预备队的建议，意在建设一支战略预备队伍，当发生突发事变时不必临时从各个军区抽调部队，既可避免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同时能够迅速有效地把握战机。但是在批判粟裕的时候，这个有理有据有远见的职责内的建议，竟被硬生生地认为是粟裕“有夺取这几个军的阴谋。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告洋状”。1957年11月，彭德怀和粟裕带着军事代表团访苏时，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时，想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这件事后来被一些人诬陷为粟裕“告洋状”、“里通外国”。
三、
粟裕的党性极强，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只要认为是正确的，都秉直上书，其做法，只惟实而已。他不愿参与到复杂的党内斗争，然而他的性格和做法必将有意无意地得罪某些领导干部；同时他对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往来”，朴实无华却在重大工作问题上据理力争，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当然使某些人难以容忍。
陈赓曾于60年代初与粟裕同在上海疗养，陈赓直言道：“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粟裕的军事才华和卓越贡献自不须赘言，其性格上的“不迎合”、“不吹拍”正是粟裕蒙冤的重要原因。
面对劈头盖脸的所谓批判，粟裕只能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检讨。检讨虽然过关了，但是粟裕却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心中感到非常压抑,过去的功绩，也遭到了淡化、转移乃至磨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叶剑英认为粟裕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于是粟裕正式向中央写了申述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种种不实的批判。
令人不解的是，这份由叶剑英批示的申述报告，在交由总政处理后却石沉大海。1984年2月5日，粟裕还是没能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
据楚青回忆，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将一份书面材料，报送给了胡耀邦和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在材料上写道：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四、
陈丕显的这份批示，随后交到了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手中。在黄克诚的安排下，楚青在1983年2月2日得到了向杨尚昆汇报机会。
杨尚昆在听完楚青的汇报后，告诉楚青：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一下，研究一个方案，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听听他的意见，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回到家后，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让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并转陈杨尚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我的申诉。
没等到楚青再向杨尚昆汇报，粟裕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1983年4月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令人没想到的是，杨尚昆没有等到粟裕病情好转的那天。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粟裕去世两年后，黄克诚大将也因病逝世。逝世前，他仍对粟裕没有得到平反而耿耿于怀。
1994年，粟裕逝世10周年之际，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指出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标志着粟裕1958年的受批判蒙冤正式得到了平反，而此时距离粟裕蒙冤，已经整整36年了。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粟裕大将的平反，经历了一个曲折且漫长的过程，甚至惊动了时任中央的主要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出了黄克诚这个中纪委常务书记的权限。但在粟裕的平反中，黄克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正是在他的安排下，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才有了向杨尚昆汇报机会，最终加快了粟裕冤案的平反步伐。
参考资料：
新华网：《中纪委恢复重建之初：积案如山、积信如山如何解决？》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为纪委凝铸忠诚底色——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