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辞职的请求。这一请求的起因是他在1957年与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提出了反冒进的思想，主张经济建设要稳健发展，反对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
然而，这一立场与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思想发生了冲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并多次要求周恩来进行检讨。之后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各领导小组，大大削弱了周恩来的权利。
一、杰出革命家
周恩来在新中国建立中的重要功劳不言而喻。他从在五四运动开始就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当时就和邓颖超等人组织了天津学生的示威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党员之一。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重要活动和会议，还在1927与叶挺、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在军事指挥和战略谋划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协助毛泽东等领导人制定战略方针，参与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参与长征期间的军事指挥和战略调整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同时发表了《论目前抗战形势》等文章，分析了抗战的长期性和持久战的必要性。
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周恩来也参与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工作。周恩来与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他还代表中央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支持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与红军建设的正确主张。他还推动了根据地的法制、廉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负责全国的政府工作。他组织和领导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周恩来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外交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生活上周恩来具有谦虚谨慎的品质，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尊重他人。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二、大跃进的产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1952年9月，毛主席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且明确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家也从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
此时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一方面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冷战格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十分激烈。毛泽东认为，只有加快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力。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于是他希望通过“大跃进”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经济的快速腾飞。
其实毛泽东的“跃进”思想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已经萌芽。他在1956年春曾经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是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这些会议和文件的通过，标志着“大跃进”思想的正式形成，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想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热情，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干劲。但过于强调速度和数量，必然会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条件，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如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等，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
三、周总理提出辞呈
“大跃进”思想的初衷是好的，就像毛泽东一直强调的那样，要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以较高的速度来发展经济。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这种对经济建设速度的强烈追求，为“大跃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1957年到1958年期间，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冒进情绪逐渐抬头，周恩来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强调必须尊重客观规律，避免急功近利的做法。在1957年底，周恩来明确指出，必须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强调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实际情况。他提到，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经济政策中显得尤为重要。周恩来在多次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批评了当时的冒进倾向，并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在修订规划时小心翼翼地坚持原则，避免过于激进的表述，以确保经济政策的稳健性。
刘少奇也强调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他反对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他主张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要考虑实际条件，注重质量与效益的统一。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也多次批评了当时的冒进倾向，指出经济建设不能脱离实际，要防止急功近利的做法。刘少奇在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中明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也多次强调综合平衡，认为经济建设要保持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不能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速度。他主张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要考虑财政、物资、市场等多方面的平衡。陈云着重批评了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失衡。陈云注重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他认为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
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提出了反冒进的决策，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扎稳打，避免过急过猛。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批评了反冒进，认为这是“右倾”，并指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不利于当时经济建设。在1958年1月的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更是严厉批评“反冒进”，称之为“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种对反冒进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促使毛泽东更加倾向于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1958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辞职的请求。随后毛泽东提出要防止闹分裂，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是否适宜，意在请辞总理之位。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刘少奇等领导们也都不同意，认为周恩来的工作无人可替代，同时极力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最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尽管如此，周恩来并没有真正辞职，而是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继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信息来源:
[1]1956年在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国史网.
[2] “大跃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3]纪念周恩来逝世40周年：他的一生这样走过.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