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鸿烈

（一）由旧军队到革命行列

1929年年底，我在东北讲武堂毕业。毕业后，参加了东北军，先后担任过东北陆军教导队教官，第十六旅司令部副官、参谋，106师少校参谋，张学良武昌行营办公室中校股长等职。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我于1937年5月又投到四十三军沈克部下，被军长沈克任命为106师驻南京办事处中校处长。1938年秋，四十三军在河南与日寇作战，损失很大，但蒋介石不予补充，沈克对蒋介石不满。辞去军长职务，我也辞职不干，跟随沈克到了西安。

我在十六旅当参谋时，吕正操同志任参谋处长，我们俩关系不错，以后又有很多交往。七七事变后,吕正操同志率领647团(任该团团长)留在了冀中抗日前线。我到西安之后，就想到冀中和吕正操同志一起参加抗日，当时，吕正操同志的后方留守处驻在虢镇，他的爱人高崇德同志也住在那里。我便到虢镇找到高崇德，并通过她给吕正操同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我欲去冀中参加抗战的愿望。吕正操同志很快回了电报，表示欢迎我到冀中去。于是，我在1939年2月便由西安到了虢镇留守处参加了工作，并等候去冀中前方。

我到虢镇留守处不久，即1939年3、4月间，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袭击虢镇留守处的事件，抄走了部分枪支、弹药、电台、马匹、车辆、粮食等物资。后来，虽经多方交涉，要回了部分物资，恢复了留守处的组织机构，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有增无减，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高崇德同志计划把留守处存放的枪支弹药运到冀中抗日前线。

1939年7月份，派我带领25名士兵负责押运这批物资。计有轻重迫击炮各一门，炮弹两千发，步枪，手枪60余支，子弹十万余发。从虢镇出发，绕道洛阳，于十月到达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路上，经总部批准，在晋东南留给唐天际部迫击炮一门、炮弹五百发)。

八路军总部领导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到后,专门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后来，朱德总司令又和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他询间了大后方的情况，向我介绍了八路军抗战和日寇进攻解放区的一些情况。左权参谋长也先后两次和我谈话，还邀请我吃过一顿饭。八路军领导的谈话，使我耳目一新，受到了深刻教育，尤其当我看到朱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和战士们打篮球的热烈场面，真是官兵不分，情同兄弟，和旧军队截然不同，使我对八路军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我们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周，然后左权参谋长给开了沿途证明信，我们便押运着武器弹药继续向冀中行进。出发的第三天，到达桐峪，桐峪是八路军129师的驻地，师长刘伯承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留我们休息几天。恰在这时，左参谋长打来电话,说吕正操司令员不久将回总部,让我们在此等候。在桐峪一直等了四个多月,在此期间，我有机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革命报刊,使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了革命道理，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

吕司令员到来之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虢镇事件的经过，交待了押运的武器弹药。不久，吕司令员又派我再次回到虢镇去接运留守处的家属。

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并不真心抗战，而是把精力用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上，西安的反动头子蒋鼎文对虢镇留守处经常派特务监视，使接运家属不能公开进行。我经过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等同志研究，决定采取秘密接运的办法。结果，只接出两批，就再也无法继续进行。这时蒋鼎文四处打电话，说我是共产党，要逮捕我。跟随我的警卫员葛彦章也在一天深夜携枪逃跑了。在这一情况下，伍云甫等同志让我迅速离开西安，于是我化装到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又将我爱人刘莜萍也介绍来洛。1940年11月我与刘筱萍一同到了八路军总部。

自1939年初我接触八路军以来，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团结，英勇抗战的模范行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形成鲜明的对照。使我认识到，要救国救民，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到了八路军总部以后，我立即向左权参谋长提出去抗大学习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在1940年12月，我便进入抗大学习(设在河北浆水)，刘莜萍也同时到八路军总部卫生学校学习。

到抗大后，领导上让我担任了第九班班长。在新的环境里，我努力学习，刻苦锻炼，认真改进自己的思想。当时抗大比较艰苦，烧柴吃粮经常由学员往返五、六十里自己去背，一般学员都能背八、九十斤，我刚去时只能背三十斤龙右。经过大约半年的锻炼，我就和一般人背的一样多了。由于我各方面的进步，曾被评为全校模范学员，我所在的第九班被评为模范班。1941年11月组织上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二)接受派遣前的一段插曲

正当抗大第六期准备举行毕业考试时，一天黄昏，滕代远校长和何长工教育长突然找我谈话，让我马上去总部,准备接受任务。当晚8点我就由浆水出发,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到达总部,下午,左参谋长和罗瑞卿主任便向我交待了任务。

当时总部来了两个日本人，口称是受日本华北派遣军谋略科长派遣，经朝鲜义勇军介绍来的，说谋略科长是日本共产党员，因犯错误被升除党籍，他们来八路军总部的目的，是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做些贡献的，将来抗战结束后，请中国共产党给予证明，并帮助谋略科长恢复党籍。还具体提出在军事情报、医药、弹药三个方面提供援助。要求八路军方面派一名负责人到北平去，以便联系。他们还提出，对派到北平去的人，工作、生活和安全问题均由他们负完全责任。

根据那两个日本人提供的电台波长和呼号，我总部经过两次联系，均很顺利地联系到谋略科长。因为我在旧军队干过多年，社会经验比较丰富，领导上就决定让我以十八集团军外交办事处长的身份前去北平。

左参谋长与罗主任和我谈完上述情况以后,又对我说:“因为事关重要,经组织研究,决定你马上做准备,争取早日出发。”第二天上午,我和那两个日本人见了面,为了给我起“良民证”，他们还给我照了二寸半身照片。他们说马上回北平给我办“良民证”办妥了就回来接我,并约定了接头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1941年8月25日，我提前两天到达约定的接头地点——范子侠旅司令部，结果等了整整四天不见那两个日本人来接。正在这时，范子侠司令员突然接到总部的一封电报:命令我停止外出，速回总部。这时总部已由武乡迁至麻田，我连夜赶回麻田。正遇上紧急的反扫荡战斗。

原来那两个日本人是日寇的间谍，说的那一套都是假的，他们的目的是来侦察我总部情况的。他们回去之后，敌人就发动了大规模扫荡。这次扫荡敌人采取了和以往不同的方法，经过两天周旋，就将我们四面包围起来，结果我们受到重大损失，左权参谋长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事隔不久，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又两次找我谈话，意思是为了加强对敌伪的瓦解争取工作，打算派我到华北做敌工工作。因前不久日本特务给我照过像，我思想上顾虑很大，所以一直没表示同意。

接着，彭总又亲自和我谈话，他态度很产肃地说:“张涛(我当时的化名)同志，听说罗主任两次和你谈话，分配你任务都没谈通，是这个情况吗?”我说:“是”。并说明了对日本人给照像有顾虑的问题。

彭总说:“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吗?”

我说:“解决了。”

彭总又语重心长地说:“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就已申明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服从分配，这是党组织对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现在党中央决定加强敌工工作，组织上经过认真考虑，打算分配给你这样的任务，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

停了一下，彭总又说:“当然，日本人给你照过像，要加以警惕，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警惕不能过分了，过分担心害怕就不对了。再说，日本鬼子在大半个中国有千千万万，怎么会凑巧碰上那两个给你照像的呢?退一万步说，假如你这次出去，真的碰上那两个鬼子，今天组织上需要你去，你去不去呢?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你要再三考虑,慎重对待!”

彭总还明确对我指出:不接受任务是错误的，是不能原谅的。然后他又用一种缓和的口气说:“你这次出去，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要有勇气与和信心去克服它、战胜它。”

在彭总批评教育下，我痛心地流出了泪水，深深感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就说:“彭总的指示，非常明确，我不接受任务是严重错误。请彭总放心,我马上向罗主任去做检查。坚决接受外出任务。”我还向彭总提出一个要求，要求刘筱萍和我一同去。彭总高兴地说:“谈话就到这里吧,你爱人的问题,我和罗主任商议一下再定吧。”他握了握我的手又说:“祝你顺利成功!

当天晚上，我找到罗主任去做检讨，并向他汇报了彭总和我谈话的经过。罗主任说:“彭总已经来过电话了，说你认识得很好，对你很称赞。关于你爱人，我们研究过了，同意她与你一起去。至于派出的一些具体工作,由申伯纯、林一同志和你们详细交待。”就这样,我准备潜入华北,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了。

(三)从八路军总部到北平

我接受派遣任务之后，总部情报处负责人申伯纯、林一同志分别和我谈了话，对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不久，刘莜萍由卫生学校调回了总部，组织上让我们俩单独住在一个院里，除必要的人员以外，不准接触其他任何人，集中精力做准备工作。

在准备过程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正好当时刘筱萍留的是男式发型，要长长了也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期间，组织上专门为我们请来一名日语教师。每天教我们学习日本话，还为我们订了敌占区的一些报刊供我们阅读，以便了解日伪军及敌占区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把从西安到洛阳、由洛阳到八路军总部沿途国民党驻军的番号及主要官长的姓名搜集起来，通过反复熟悉记下来。整个准备工作，从42年4月末一直到8月初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才算基本结束。

这次外出，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潜入华北平津保一带,搜集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对一些关键做法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要求:一、落脚地点，主要目标是设法打入伪华北治安军齐燮元部,如实在无法打入,再设法向其他方面找落脚点;二、规定我和刘莜萍要装做互不认识，沿途不准说话，不能同居，以目视互相联系;三、我们出发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设法克服，要勇往直前，不准轻易返回总部;四、在前往途中，如我发生意外，刘筱萍要返回总部报告;如刘筱萍发生意心外，我要继续前进;五、我们外出后直属总部领导，未经批准，不得与任何单位和领导人发生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出发前，组织上用几大车粮食为我们换来了六百元伪币，做为活动经费。当时敌占区规定一个人只准带一百元，多了就予没收。为了携带这些钱，刘彼萍几经周折，学着为我们俩各做了一双新鞋，把钱藏在鞋底里(每只鞋放了一张一百元的)。

1942年8月初，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刘筱萍也长起了长长的头发，一天夜间，我和刘筱萍都化了装，我打扮成商人模样。留着小胡子，戴着墨光眼镜，穿着白黑裤，随身带着一个小包袱，在星光照耀下悄悄离开了可爱的总部。当时，我们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到了游击区，几乎天天遇到敌人扫荡，我们就到处躲藏，一直转了五，六天。后来，通过关系花十块钱买了两个“良民证”，刘筱萍的那个叫“刘玉英”，我的那个叫“郭山的”我对那个“良民证”感到特别别扭，觉得“郭山的”根本不象个名字，本来打算再换一个，可是一时找不到关系，这时组织上又派人来催我们抓紧继续前进，我们只好继续前进了。

一天夜里三点多钟，我雇了一头毛驴，让刘筱萍骑上，我跟在后面步行，走了三十多华里，第二天一早到达武安汽车站。吃过早点后，我们把新鞋换在脚上，就上了敞篷汽车，刘筱萍坐在车的前半部，我在车的后半部找个地方坐下。正要开车的时候，一个日本鬼子带着两个伪警察来检查，非让我下车不行，我刚从车上跳下来，汽车就开走了。

我被警察带到一幢三间大的空房子里，里面只有一个扫地的老头，其他什么人也没有。过了约一个小时，一个带墨镜和口罩的家伙带着两个人走进来，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并摸了摸身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过了半个小时，又来了四个便衣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带的什么东西，把包袱打开，把衣服解开!”他们把每件衣服、鞋、袜子都查了一遍，又仔细摸了摸我的身上，然后，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的?路上遇到八路没有等等。我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什么问题也没发现就滚蛋了。下午一点多钟，扫地的那个老头对我说:“你没事了，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走!”

我从那个大房子里出来，顺便在路边小摊上买点东西吃，便急急忙忙去追赶刘筱萍。

再次上了汽车，我心里七上八下，心想刚刚进入敌占区我俩就走到两下里，刘莜萍会不会回去呢?转念又想，刘筱萍是个聪明人，只有这样短短几小时，她不会轻易回去，可能在邯郸等我……。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汽车到了邯郸，我在车上东张西望，发现刘被萍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站着，我高兴极了，立即装做要下车的样子在车上站起身来，目的是让她也看到我，只见她轻轻点了点头，我心里才踏实下来。

下车后，她在前边慢慢走，我在后面悄悄跟着，走了一会儿，她走进一家旅店，我也拐进那家旅店。住下之后，通过旅店挂的牌子，我们互相看了各自住的房号，心里就更踏实了。

晚上七点多钟，我忽听到刘莜萍高声对茶房说:“今晚去北平几点有车?”茶房说:“十点半有一趟。”“那请你给我买一张十点半去北平的硬席车票吧。”过了一会儿，我也让茶房给买了那次车的车票。

九点左右，我们一前一后离开了旅店，到车站等候上车，在排队检票的时候，一个警察突然把我从队伍当中拉出来，我让他检查我的小包袱，那个警察连理都不理。正在这时,又有一个人被拉了出来，只见那人把几块钱塞到警察手里，就立刻被放过去了。我也学着那个人的做法，朝警察手里塞了三块钱，结果什么也没检查，就放我过去。这时，离开车时间只有几分钟了。我左看右瞧见不到刘莜萍，心里十分着急，眼看火车马上就要开动,我只好连忙跳上车厢。上车之后，我稍微沉静了一下,就到各车去找刘筱萍,可一直走到最后一个车厢也没见到她,我心里不免有些惶恐。一直到天亮，火车到了石家庄，才在一个车箱里碰到刘筱萍,看样子她也正着急找我,原来我俩就坐在同一个车箱里,相隔只有五六个座位,白白闹了一场虚惊,

(四)在困居北平的日子里

几经曲折，我们于1942年8月15日到达北平，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正阳旅馆。

当时，敌人对旅店检查得很紧，到北平的第一天就遇到五次盘查，以后一连几天,每天都盘查三四次,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每天白天到大街上去蹓逛，直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回旅馆:二是隔两三天就更换一个旅馆，我们在北平住了一个半月，先后换了20多家旅店

到北平之后，我们就研究怎样打入伪治安军的问题，但经打听，该军已整编结束，不再要人。后来又听说伪华北治安军在北平黄寺办了一个军官学校，正在招生，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我跑到黄寺一看广告就又失望了。广告规定，学习半年，毕业后当班长，学习一年，当排长。花费时间长不算，而且出来后只能当个最下级的军官，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作用呢?因此，我们就暂时放弃了去伪治安军的打算。

在旅馆里,每天都遇到敌人盘查,我总觉得“郭山的”这个“良民证”是个问题。怕万一碰上熟人,暴露了我的“良民证”与真实姓名不符,露了马脚。所以,总想再设法换一个“良民证”。不久，碰到了我的一个同乡张国文。这个人曾在旧军阀王怀庆部当过副官长，在北平曾一度有钱有势，是个很吃得开的人。我想托他办个“良民证”准没问题。

一天上午，我和刘莜萍就前去拜访他，去时给买了点礼物，去后刘莜萍又给他的两个孩子每人十元钱。可张国文对我们却非常冷淡，还没等我提出办“良民证”的事，他就说:“现在我不是前几年了，外面的事我什么也不敢沾，整天担惊受怕，光怕出事。请你们也要为我着想，最好少来我家。”快到十二点了，他不仅连让吃饭的客气话也不说,而且借故出去了。我们只好忿忿地离开他家。

转眼间我们来北平已有一个多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天天提心吊胆不算，而且什么事情也未办成，打入伪治安军没找到门路，换“良民证”碰到冷若冰霜的张国文，随着日期的不断延长，又碰到了经济困难。我和刘莜萍两个人每天吃饭、住宿要花几块钱，过了中秋节，天气逐渐变冷，又要添置衣服，仔细一算，带来的钱剩的不多了，最多还能维持一个月的时间，这怎么办呢?

一天，刘筱萍和我说:“这样吧,我去当家庭教师,可以挣几个钱，好维持咱俩的生活，以便继续想法解决开展工作的问题。”于是我每天陪着她到处去找招家庭教师的，当时，北平街头经常贴有招家庭教师的广告，我们看了广告，就到户里去联系。第一家找了一个姓吴的伪军官，因为人家嫌刘萍说的不是北平话，不同意。接着又找到第二家，刘莜萍进去谈，我在外面等着。过了不大一会儿刘筱萍哭着出来了，原来这家只有一个男人带着孩子，谁知那小子是个流氓，当教师的事还没说完，他就动手动脚要调戏刘莜萍。刘莜萍讲完这些，非常气愤地说:“就是难死我也不去找这个职业了!”

听了刘筱萍受的污辱，我思前想后，真有点陷入山穷水尽的感觉。于是，便向她提出:“现在看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是否回总部一趟，一方面向领导汇报一下这段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顺便再要点钱来?”

刘筱萍一听，立刻急了，她擦把眼泪说:“你怎么这样考虑?来的时候组织上怎么说的了?……我决不活着回去!”说完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和刘筱萍正在天桥无精打采地闲逛时，突然在阅报栏的一张晚报上发现了一则题词，题词的落款是:河北省警务厅长朱兆熊。一看到朱兆熊这几个字，我高兴极了，刘筱萍悄声问:“你认识这个人?”我点了点头，然后拉她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我把有关情况向她做了具体介绍。

朱兆熊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跟随大军阀孙传芳当过军长。我在联军军官学校上学时，他是我们的中将监督，后来，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失败，联军军官学校由南京迁往沈阳，与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合并，他又任我们的中将教官，可说是两次做我的老师。1929年，我在东北讲武堂毕业时，因考取了前三名，受到张学良的嘉奖，朱兆熊感到非常光彩，曾为此邀我到他家吃饭。不仅如此，当时他唯一的儿子病死而我和他儿子的年龄差不多，他老俩口在孤独悲伤之中，就把我当成他们的义子，经常在星期天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们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过现在已分别十多年没有联系了。

刘筱萍听完上述介绍之后，非常果断地说:“这个关系很好，我们一定要利用，我的意见马上就去找他。”于是，我们立即回到旅馆，结算了帐目，带好衣物，当夜就乘火车去往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

(五依靠朱兆熊打入献县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我们到达保定，先找个旅馆住下，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打发茶房给朱送去。信的大意是:

朱公恩师钧鉴:

违教十余年，实感想念。今因携眷回籍探亲，喜闻恩师在此，特前来拜谒。请拨冗延见，幸甚幸甚！问师母好！

愚生：张涤暴·即时

茶房去后不久，朱家的佣人跟着一同回来了。那佣人见了我说:“朱厅长和太太请张先生到公馆去住,不要住旅馆了。”我说:“我们先去看看朱厅长和太太，住的问题以后再说。”但那个佣人执意要让我们到公馆去住不可，说如叫不去我们，他将受到责怪。我和刘筱萍只好带上东西，雇了两个人力车，随同那佣人到了朱的公馆。

朱兆熊夫妇对我们极其热情，特别是他的老夫人，激动得流着眼泪说长道短,表示格外欢迎。去的当天下午，朱兆熊就派人给我们换来了“良民证”“良民证”上都写了我们的真实姓名。

在朱家期间，我和朱兆熊一连谈了几个晚上，有时谈到夜间两三点钟。朱兆熊谈了他十年来的坎坷经历，我也谈了十年来的往事，还谈了大后方重庆、西安等地的一些情况。朱兆熊一再表白:“我推心置腹地对老弟说实话，老哥哥年逾六旬，井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不过为了吃饭，为了活着，我也是不得已做了些违心的事情，实则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啊。”看样子他总想摸我的底细，不只一次地说:“以老弟过去的经历和过人才干，我认为你此次北来，决不会单纯是为探亲的，必负有重任。不管老弟有什么心里话，请只管对老哥哥直说:我绝对以人格为老弟守密。”

朱兆熊

我和朱兆熊在东北时都加入过青年党，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怀疑我是共产党，从谈话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有关共产党的事他一句都没询问过。为了应付他的问话,我说:“老师一向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素有强烈的民族观念，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苦衷，学生深信不疑，将来如需我作证的话，我定会挺身而出，这一点请老师放心。至于我有无特殊任务，我实告老师:没有。即使真有什么任务，纪律也不允许随便说出，这里边的道理想老师是明白的，请恕学生直言。”

刘筱萍和朱的夫人谈得也很投机,并认了她做干妈。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我向朱提出了去治安军的问题。我说:“我的老母已经岁数很大了，为了对老人尽忠尽孝，这次回来我打算不再回南边去了,可没个事干又怕在家呆不住。老师知道我是个军人，别的干不了，请老师能否在华北治安军给我找个差事?”

朱说:“治安军齐督办我倒认识，但交往不深，再说治安军早已整编就绪，不好进去。如果你愿到地方团队去倒可以，河北省一百多个县哪里都行。因为警备队、保安队都属于我管辖。”我说:“去治安军老师有困难，去地方团队也可以。”

就这样，因为我老家是献县，朱兆熊就给献县伪县长王君朴写了封信，介绍我到那里去。临走时，朱兆熊还特意赠送给我三百块钱。

献县是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大县，交通比较发达，北有通往天津的滹沱河、子牙河，西有通往武强、深县的滏阳河，南有沧石公路，东临津浦铁路，中间有平大公路南北穿过,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日寇长期用重兵把守。

我的原籍虽是献县，但家住在离县城三十里的农村，我从小没进过县城，再说在外多年，对家乡的情况也不了解，尤其在口寇统治下，究竟会遇到什么情况也难以预料。

我和刘筱萍坐汽车到达献县，刚一下车就碰上一个身着伪警察服，腰挎大刀的警察前来检查，可万没想到这个伪警察原来是我的一个熟人，一见面他就高声说:“原来是涤暴老兄，你从哪里来?快，快，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说着，就把我和刘筱萍领进一个饭馆里。

这个人叫杨国洪，原在东北军于学忠部当过参谋，那时我在十六旅当参谋，我们都是青年党分子，因为关系甚好，还结拜了盟兄弟。

吃罢饭，杨国洪又在他的一个朋友家暂时给借了一间房子，安排我们住下。当晚，我和杨国洪进行了长谈，一直谈到下三点多钟。从谈话中，我得知他在献县伪警察总局警务系当警长，已经两年多了，他还介绍了一些治安情况。我对他说:“我是回原籍来探亲的，路过保定时拜访了厅长朱兆熊。”并把朱写的信拿给他看。

他看了信，知道我打算在这里工作，十分高兴，照顾得更周到了。

我和刘筱萍经过研究决定:为了早日解决落脚点，打算先去见伪县长，然后再回家看看。

为了给我们壮门面，杨国洪又给找了两间象样的砖房住，后来，他看我和刘筱萍穿着一般，给我借来了毛料衣服、皮鞋、礼帽，给刘彼萍借来几件毛料旗袍。他说:“涤暴兄你不知道,这地方人都是势力眼,你穿阔气点,显得有气派,他会高看你一眼,不然,你有省厅长的亲笔信县长也会看不起你。”在这同时,杨国洪还故意在外面散布了一些吹捧我的话,什么东北讲武堂毕业呀，是地方绅士呀，省警务厅长亲自介绍来的呀。等等。

这天，我按照杨国洪事先给约定好的时间，穿上他给借来的衣服，前去见县长王君朴。

王君朴除县长一职外，还兼任伪警备队大队长，另外警备队还有两个副大队长，一个叫崔志禹，是个土匪出身，吸食白面，一个叫刘金钊，是地主兼资本家，吸食鸦片。这两个家伙都不懂军事，而且互相争权夺利，都不听王君朴的，因而王君朴对他们很不满意，早有心撤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在这种情况下到来，使王君朴感到格外高兴，当他看了朱兆熊写的信之后，便高兴地说:“涤暴老兄来得正好，我热诚欢迎。目前，警备队正需整顿，我正需要象老兄这样既懂军事，又是地方绅士的人前来帮助。”

我说:“我是一个武夫，学疏才浅，如县长不弃，能给安排个混饭吃的差事，那我就十分高兴和感激了。

王君朴接着又说:“老兄是讲武堂毕业，精通军事，又是地方绅士，人杰地灵，还是省里介绍来的，我想向日本大平联队长和中川顾问推荐你当一位副大队长，肯定不会有问题。”我说:“既然县长如此器重，我愿效犬马之劳，为报答县长栽培情谊，纵是肝胆涂地，也在所不辞。”

由于谈话投机，我们由晚十点一直谈到夜间十二点。临结束我说:“今晚县长真诚而热情的谈话，使我实为感动。至于整顿警备队的问题，我看应从长计议，妥善商讨。这样吧，请县长稍候，等我回家看看老母，回来后再来拜访县长。”王君朴说:“先谈到这里吧。请涤暴兄在家不要多住，因治安关系，久住亦有许多不便，要早去早回。”

最后,王君朴又说:“你回家的时间定了,我让警察所派人送你回去，以免路上发生意外，我道过谢,就从王君朴那里出来了。

第二天，杨国洪派了四个伪警察，将我和刘筱萍送到我的家乡张旺屯村。

在家住了两天 ，我利刘筱萍就又回到了献县城里，在再次见王君朴之前，我和刘莜萍对第一次与王君朴谈话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王君朴对我表示欢迎，并准备整顿伪警备队都是真实的。但鉴于我们对警备队的情况还不了解,如果按王君朴的安排我去当副大队长，可能会引起崔志禹和刘金钊的嫉妒。同时也会激化崔、刘二人对王君朴的不满,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为了把事情办得更稳妥，决定我先不去当副大队长，而是向王君朴提出训练伪警备队分队长、小队长的建议，从抓基层开始。

经过杨国洪又一次约定，我和伪县长王君朴第二次见面了。一见面王就开门见山地说:“关于整顿警备队的问题，我愿听听老兄的高见，请你先说说。”

我说:“上次县长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肺腑话，我深受感动。根据县长谈的情况，警备队需要进行整编，的确迫在眉睫，但几天来我反复考虑，还是以不要操之过急为好。县长让我当副大队长，我非常高兴，果真如此，我决不辜负你的期望。但这样做可能引起崔、刘二人对县长的不满，与各方面不利。对警备队的整顿，我有这样一个不成热的建议，请县长参考。”

接着，我向他谈了分期训练分队长、小队长的想法。并说:“这样，既可从基层把可靠人员掌握起来，又便于警备队的整顿工作。至于将来崔，刘二人的去留问题，主要是争取日本联队长的支持。”

王君朴说:“涤暴兄这个建议好是好，就是慢了点，有些远水不解近渴。”

我说:“从表面看这种做法是慢了些，但实际上更为稳妥，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等把分队长、小队长掌握起来，崔、刘二人就再也无法左右了。”

王君朴听后连说:“好，好。那咱俩一起去和日本顾问中川谈谈吧，我顺便也给你向中川介绍一下。”

我和王君朴一同找到中川，王首先向日本人把我吹嘘了一番，什么省里推荐来的,东北讲武堂毕业,是献县本地的绅士等等。然后，把训练警备队的想法谈了谈，中川听了表示非常赞赏，并让我三天内搞出一份具体训练方案，以便请示日本大平部队长。

我按时把训练方案交了出去，不久，大平召见了我和王君朴，询问了一些有关训练的设想，就批准了训练方案。1942年10月中旬，,我被任命为献县警备队训练所长兼教育主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