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余，当时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总队长。
一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之后，划冀东为不驻军区。接着，蒋政权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成立五个特警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警卫地方。因此于学忠抽调我和张砚田分任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队长（我和张砚田原系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我驻防杨村，张驻防山海关），其营长和连长亦由第五十一军抽调，排长和班长准由我和张砚田在本团内选拔。特警总队每队五千余人，系由河北省各县新征来的士兵组成。我和张砚田各率所部新兵，分驻武清县和沧县，开始训练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奉于学忠命令由原驻地开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我的总队部先驻蓟县，旋又移驻通县。张砚田的总队部驻防抚宁县之留守营。
当第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我们这两个总队因系地方特警，不算正规军队，所以没有随同开走。于学忠离河北前，曾密召我们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同年七月，商震继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后，改河北特警队为河北保安队，仍令各总队长安心供职，驻守原防。
同年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二十二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后，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伪政权统辖。不过名称虽然更换，内部人事却无任何改变。
这时，我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应如何应付，商震嘱孟润生密告我：“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
我的大儿子张玉珩听说我在伪冀东政权任职，认为我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妻于德三也劝我迅速设法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我因以密告我妻说：“我的意思现在虽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玉珩儿，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同年，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我和张砚田密请张树声介绍往见宋哲元，表明愿随宋抗日。张树声慨允所请，旋即向宋禀报。宋甚愿与我们相见，为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耳目起见，约定在天津旧英租界十七号路宋宅与我们会晤。张树声与宋约定时间后，即通知我们在家等候，宋当派人前往邀请。届时，宋派副官陈继先到我家相邀，我们遂一同前往宋宅见宋。宋对我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近又听俊杰（张树声字）兄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声明，请二位注意。我宋哲元绝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坚定立场，不再动摇。”宋还嘱咐我们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以防日军侵略。说罢，即命萧振瀛送给我们每人各一万元。我们向宋致谢，说：“我俩今后愿一心一德追随委员长为国效力！”宋连称：“好，好。”我们遂与宋握手告别。后来保安队在通县起义，与我们这次和宋哲元晤谈是有关系的。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我派心腹刘春台（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对刘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并嘱刘密告我：“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刘春台辞别冯治安即往见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当将我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
这时，日军驻通县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为预防第二十九军进攻通县，特召集我和张砚田在通县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并出示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要我们根据地图作出防守计划。我起立发言：“我俩都是行伍出身，没有学问，不懂得军用地图。但我俩确具信心，保证能守住通县，并可配合皇军打垮二十九军。不过目前兵分力薄，战守均无把握，我的意见，莫如先抽调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县待命，然后再徐议攻守，如何？”细木深以为然，当即照准，并认为我们忠实可靠，遂令散住各处的日侨亦集中通县，以便保护。
我随即与张砚田分别下令，调动所辖散驻各处的部队集中通县待命，并对调回的部队分别讲话，暗事部署。这时，冀东伪保安处处长刘宗纪见我神色异常，料知有变，因窃与我耳语说：“你预备反正，如何瞒得过我。但我也是中国人，岂肯甘做异族鹰犬。望你小心布置，大胆发动，我当追随左右，尽力协助，以襄义举。”
我见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炸北平，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视，遂与张砚田密议，决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通县起义。到时，我派兵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冀东伪政府（在通县文庙内），把汉奸殷汝耕禁闭起来。我同时又派兵前往西仓，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细木闻枪声四起，料知有变，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细木一手持枪，一手指斥我军官兵，大声叫嚷说：“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奸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细木的话还没有说完，即被我军乱枪击毙。其余特务见势不妙，急反身窜回特务机关内，闭门死守，旋被我军攻入，占领了特务机关。
我部营长沙子云奉我命督队进攻西仓日兵营。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三百余人，连同宪兵、特警及日侨大约有六七百人。闻我保安队起义，知众寡悬殊，难以力敌，遂集合宪警和日侨于兵营内，负隅顽抗，以待外援。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我忠勇官兵牺牲于日军炮火之下约二百多人，迄未得手。我见此形势，若再不能突破，日军开来大部援兵，内外夹击，更对我军不利，于是决定改用火攻，下令全军：“有能从汽油库（亦在西仓，距日兵营很近）搬汽油一桶到日兵营四周的，即赏现洋二十元！”士兵激于爱国义愤，闻命踊跃争先，顷刻间，汽油桶已堆满日兵营四周。我见汽油已运到，下令前线士兵，纵火焚烧。刹那间黑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沸腾起来。我军复用大炮和机枪猛烈轰击，集中扫射。接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势从四面冲入，远的枪击，近的刀砍。激战至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日军驻顺义一队约二百人，亦被我驻顺义的苏连章团奉我命于同日乘日军不备，突行夜袭，迅速予以歼灭。苏连章团完成任务后，于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整队开回通县。苏团开抵通县为正午十二时，适日军派来轰炸机二十四架，对我通县起义军滥施轰炸，苏团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众。日机从正午十二时起至黄昏时止，轮番轰炸，达七小时之久。苏连章见日机轰炸猛烈，防空无备，实在难以支持，于是脱去军服，弃械逃走。
张砚田因见日军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乘日机轰炸、我忙于防空之际，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该队官兵亦因此相继结伴逃跑。
三
张砚田、苏连章等相继逃亡，这对通县起义军影响极坏。我获悉后，深感局势危急，像这样混战下去，我军愈战愈少，日军越来越多，势难坚持，遂决定趁当夜日军尚未合围，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第二十九军合兵一处，再作后图。于是我将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由我亲自督队，平行转进。及开抵北平城下，始悉第二十九军已行撤出，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正在这时，日军从城内杀出，适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将殷汝耕劫走。敌复从城内开出装甲车二十多辆，集中火力向我起义军猛烈轰击。我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和区队长张含明因在火线上督队奋战，致中敌弹相继阵亡。我英勇的官兵，因冲锋肉搏，伤亡亦众。
我见第二十九军已去，本队形成孤立，加以前被阻截，后有追兵，若聚兵一处，待至天明，敌机必来轰炸，这么一来伤亡必多，实无异束手待毙。于是决计趁天色尚暗，化整为零，分全军为一百二十个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由连排长率领分批开往保定集合。孰意行至中途，竟被孙殿英部分别截击缴械。及我到保定后，我部官兵闻讯，都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请求我向孙殿英交涉，索还武器，仍愿开赴前线为国杀敌。我当即用好言安慰，嘱令静待后命。嗣后，我见宋哲元，宋握我手太息地说：“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促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这时，孙殿英适来保定，闻我在此，自知理亏，遂拨转马头避回防地。
不久，我被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报告起义经过。蒋安慰我说：“你这次在通县起义，虽败犹荣，不必懊丧。所有损失，由余饬军政部立即予以补充，以便休整后再投入战斗。”接着又问：“你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我回答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以平民愤，而昭炯戒。因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刘春台劝阻，说殷逆系何应钦代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衔有中央密旨，我们似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委员长，转解中央法办较为妥当。因此未及时执行枪决。孰意解至北平城下，竟被日军劫走，殊属憾事。”蒋听罢，未置可否，要我先回旅馆休息，明日可往见何部长，再详商补充办法。次日我往见何应钦，何既置补充事不提，又不许我仍回本队，任我为军政部开封第六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一九三八年，复改派我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我因病恳辞，终未到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