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智经济原创）
通常而言，经济增速越高物价水平就越高，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将促使物价涨势走弱，因而发达经济体CPI同比涨幅显著低于新兴经济体。然而，自2020年以来，物价规律被打破了，从中外物价水平来看表现的尤为明显。全球主要经济体物价持续高位震荡，近4年多以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CPI始终显著高于2%的目标值，甚至一度飙升到8%以上。虽然近两年发达经济体物价有所高位回落，但主体发达经济体最新的CPI涨幅仍然超过2%的政策调控目标。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持续处于低位运行，CPI甚至跌到负值，今年10月份为0.3%，显著低于3%的政策调控目标值。
中外物价出现显著的结构性反差，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均衡状态下的物价特征范畴，充分反映出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发达经济体表现出高通胀、高债务、经济低增长的特征，而中国则表现出低通胀、高债务、经济增长由高放缓的特征。出现这样的特征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释。
资料来源：WIND、学之智经济
一是全球供应链和物价传导受到冲击。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自由主义出现严重倒退，影响了全球供应量，冲击物价水平上升。这样的影响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
其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体系遭受破坏，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再次执政，必将采取加征关税的消极做法，将使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这种冲击不仅使得全球物价传导机制受到阻碍，还加剧了物价波动的不确定性。
其二，地缘政治冲突加重，严重冲击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链。地缘政治冲突往往导致关键运输通道的中断，如红海危机导致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地中海油轮航线的中断，迫使航运公司重新规划航线，增加了时间和成本的不确定性。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最重的是能源供应，包括石油、天然气等。这些能源是许多工业生产的基础原料，其价格上涨会传导至下游产品，对整体物价上涨形成压力。
二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政策推升物价水平。
经济结构方面，发达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收入稳定且水平较高，通常拥有较为完善的消费市场，终端需求相对较为旺盛。然而，供给端面临产业空心化问题，出现了供需结构性矛盾。在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甚至断裂的情况下，供需结构性错配就较为明显，发达经济体就容易出现高物价风险。
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可能是不可逆的困境。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现象，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上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要求也不断提升，这不但加重了生产成本，也带来生活成本上升。为了应对这一困境，发达经济体需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寻找高附加值产业新的增长点。但也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淘汰和转型。一些无法适应新技术、新模式的传统产业逐渐萎缩，甚至消失。
宏观政策方面，为了应对需求不足，均长期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得流动性泛滥，必然抬升通胀水平。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和消费产品价格。例如，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也对全球物价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如，为了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主要央行都大量投放流动性，使得通胀水平显著提升。
虽然财政政策对物价的影响没那么直接，但也显著抬升了物价中枢水平。一方面，增加政府支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领域，会直接增加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需求的增加会推高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而对整体物价水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加大减税力度，对个人减税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这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推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
三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抑制物价水平。
经济结构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生产规模。从初级加工到高端制造，中国制造业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和细分市场。这种全面的生产能力使得中国能够迅速扩大产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将价格抑制在相对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等措施，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上涨。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上注重保持稳健性，不存在大幅抬升物价的流动性条件。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并非流向消费端，而是更多地流向生产供给端。M2的增长主要由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推升，贷款的用途主要投向制造业产能扩张，其结果将促进产品供给的增加。从这个角度而言，货币政策的宽松可能并非抬升物价，反而还会进一步抑制物价水平。
财政政策方面，过去更多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起到带动投资需求扩张，进而拉动物价上涨的效果。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基建投资增速放缓，对物价的抬升作用也就逐渐减弱。未来，财政政策应逐渐从支持投资向支持消费转变，更多地带动终端需求扩张，这才是稳定物价水平的关键。财政支出应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例如加大对育儿、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投入，持续改善民生条件。这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和压力，解决敢消费、愿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推动有效需求扩张。
此外，为了应对产能过剩问题，还应持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淘汰落后产能、推动技术改造的力度。那么，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以及加大对企业创新、质量管理、品牌建设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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