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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写道的：
“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它将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根据这种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成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来开展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1、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抓住时代的特点，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学说，在关于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方面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思想，而且他还根据这种思想，在1919年3月创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之后，马上就把开展世界革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共产国际一大认为，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因此共产国际应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来行动。不仅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而且列宁当时都认为，只要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
随着红军在国内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在苏维埃领导中产生了通过共产国际向其他国家输出俄国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但是，以开展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国际在其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从属于任何一国的民族利益。共产国际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具有超国家的性质。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完全从属于世界革命斗争的利益与需要的力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单位，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力量，比如，苏俄红军最初曾宣誓效忠于共产国际。
尽管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具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思想，但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苏联领导人，而且日益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是在俄国共产党和列宁的积极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而且还是由于它自建立伊始，就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同苏俄、同苏联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物质上依赖苏联。
尽管共产国际的章程规定，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它在共产国际中占据了特殊的最具影响的地位，对共产国际的各方面的活动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共产国际在决定重要问题的时候，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苏共的意见最具影响。
到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从属性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共产国际已成为斯大林推行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共产国际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之后，它便被苏联领导人积极地利用起来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服务，共产主义运动便被迫屈从于苏联领导人的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主要根据苏联的政策来决定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如果莫斯科把中国的国民党看作是苏联可信赖的同盟者，那么共产党人就必须与国民党妥协。
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利用共产国际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并使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屈从于自己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在世界革命者的心目中，它是第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权，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并且在工业化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同旧的沙皇制度比较起来是真正的解放，因而它对世界无产阶级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国际内部日益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更加有利于苏共对共产国际其他成员的控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革命政党在国际和国内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党的观念完全相反，共产国际日益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党的工作和党的统一方面，引进了官僚主义的观念一不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在理论上也都如此。
这就使共产国际日益成为全世界革命者“唯一的世界党”，其执行委员会，即常设的领导机构，被赋予特别的权力，它的指示对各国支部来说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以开除某一成员或撤换一国支部的领导人，甚至在违反大部分成员意志的情况下予以撤换，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只是拥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授予他们的那部分权力。这样，共产国际就自上而下建立起了铁的纪律和最严格的集中制。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没有再被召开过，共产国际内部权力的集中化进一步加强。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直接参与共产国际的政治决策，而是由共产国际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对决议的作出全权负责，但事实上，共产国际主要的决议草案都要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都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或斯大林的同意，没有他们的同意，哪怕是口头上的同意，共产国际领导人就不能采取任何一项重大的措施。
苏联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控制比以前更强了。
2、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共产国际的建立是与世界革命的开展结合在一起的。
早在二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指出：俄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认为，德、法、意和英国的革命形势正是世界革命大转折的标志，是全世界革命的前夜，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俄国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环。
1918年1月，列宁还乐观地估计说：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列宁当时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国际建立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促进世界革命的开展。
但是，事实证明，苏俄领导人这种关于世界革命前景的看法是过于乐观了。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芬兰工人的革命、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的苏维埃共和国、保加利亚的工人起义，意大利的革命都只是昙花一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快又陷入了低潮。
在此之后，列宁逐渐转变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并开始改变共产国际激进的战略路线。1920年未，列宁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两大力量的斗争中，任何一方都不会很快取得胜利。
1921年春，发生在德国中部地区的“三月斗争”失败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大部分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形势不允许苏俄和共产国际推行进攻性的革命战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对“左倾主义”的立场及其“进攻性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大多数站在共产党一边，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和蔡特金进行的谈话中，列宁声称：
“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低落，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到来，如果我们对此抱有幻想，将是危险的。”
在列宁的最后几部著作中，他试图对世界革命激进的路线进行修正：资产阶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巩固，这就需要考虑推迟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变得复杂起来，在新的条件下，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的时期内应集中力量进行防御斗争，建立起统一战线。
对列宁和俄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共处时期的不可避免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无可争辩的、为历史经验检验过的理论结论。苏维埃国家的对内政策，尤其是它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结论之上的。但是，和平共处理论的提出使俄国共产党和列宁立即遇上进退两难的处境，保卫俄国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方针既相互联系又相抵触。
3、与德国关系的矛盾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德国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在共产国际的总战略和苏联外交政策中占据十分特殊的地位。
在纳粹分子在德国上台之前，共产国际一直把德国视为帝国主义体系中爆发下一场革命的突破口，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德国也是苏联与之保持着真正的“最惠国待遇”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对外贸易一半是同德国进行的。
德国的工业和德国的技术人员对于苏联的工业化乃至军备生产都至关重要。与德国的关系是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1921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奠定了苏德实用主义联盟的基础。
苏联通过这一条约从德国得到了国内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在随后两国签订的秘密议定书中，又规定了德国国防军同红军进行合作的内容。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条约和中立条约使两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曾经被苏俄寄予革命厚望的德国成了它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苏俄的一些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在德国开展世界革命的想法，尽管两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苏俄仍然试图支持1923年德国的共产主义政变。而在这一试图失败后苏俄仍然与德国保持着实用主义的关系，从德国获得了一些技术和军事援助。
于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不知不觉地面临着难以协调的两大任务：
一方面，作为世界革命战略上的首要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一场反对德国的革命；而另一方面，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们必须保护自己与德国的联盟。这两项任务，每一项都十分重要，这就需要苏联领导人对德共实行密切的监督。
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理论，显示出了其同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方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而遭到了来自共产国际内部左翼分子的怀疑和抵制，引起了共产国际内部的摩擦。他们甚至指责苏联领导人忘记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并企图同资本主义强国相勾结。
列宁对世界革命概念的修正，始终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在1923年秋，当一些国家的革命形势高涨起来的时候，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这种革命形势应该被利用起来，于是在11月下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高会议上，他们不顾台尔曼等人的反对，秘密地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定。
重病中的列宁无法关注这一问题。会后，苏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向德国派去了一些军事情报人员，并提供了一些武器。然而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只有在汉堡举行了起义，在经过60小时的艰苦奋战之后，最后失败了。
自1924年起，在美国的带动下，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趋向繁荣，革命的风暴已成为过去，苏联显得更为孤立，这就客观上要求苏联领导人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资本主义的稳固性，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在回答苏联改革的命运以及延缓世界革命等问题上更加具体地确定自己的国际战略方针。
这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了反对派联盟。他们认为，若无西方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要取得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反对派认为应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同时加快苏联内部的工业发展速度。
斯大林上台之后，他虽然没有抛弃世界革命的目标，但更多地把加强苏联自身的力量和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在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斯大林认为，俄国不再需要等待外国的革命；国内革命的巩固将使俄国能够援助国外的革命。因而，他要求首先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此，赢得巩固和发展的时间，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避免战争就成了形势的客观要求。但是，作为世界革命象征的共产国际成为苏联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障碍。
4、共产国际解散的借口十月革命以来，意识形态因素一直是影响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共产国际推行的世界革命战略失败之后，虽然列宁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战略，苏联领导人也在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仍然没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不加掩饰的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的企图使得苏联的外交官很难展开工作。而共产国际则是其中最大的障碍。一些主张与苏联发展关系的西方政治家也在全力促使苏联领导人放弃在国外鼓动革命的行为，放弃共产国际。
对此，苏联领导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年终，在苏共15大报告中，布哈林模仿张伯伦的如下谈话：“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同你们做生意，可是请你们把共产国际收起来行吗？”
出于对共产国际的警惕，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处在西方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缴获了大量的关于法国反侦查机构在1920-1942年期间对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机构的活动进行密切监督的材料。
由于1929一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国际形势，共产国际成了法西斯国家建立联盟的借口，并使苏联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公开宣称反对共产主义。
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尤其令苏联领导人不安的是，德意日打着反对社会主义的旗号，组成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且他们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努力得到了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纵容。苏联面临十月革命以来最为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在外交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改善同美国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对法西斯带来的威胁。1933年11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罗斯福互换照会，苏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苏联与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也建立来了外交关系。苏联还改变过去对凡尔赛体系的敌视态度，加入了国际联盟。
无论是消除法西斯国家攻击苏联的借口，还是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共产国际都成了障碍。
因此，在1935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就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在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的讨论中已经指出：
“苏联作为和平和民主的伟大的保卫者，所起的积极的世界作用，将促使共产国际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成为过时。”
然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并没有决定在1935年解散共产国际。虽然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档案材料来解释苏联领导人，在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上的真正考虑，但是，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解散共产国际的条件显然尚未成熟。
共产国际虽然已不再开展世界革命，但是尚未完全失去其利用价值。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革命”这一概念不是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而只是是作为一项意识形态上的方针。
这次大会为各国共产党规定的战略是：
实现广泛的人民阵线，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建立起人民阵线。斯大林赞同共产国际新的政治方针并参加了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即便是放弃激进的世界革命策略，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国家作出让步，转而实行较为温和的人民民主阵线政策，共产国际仍然是苏联与英法等国发展关系的障碍。这种障碍在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表现了出来。
5、苏德战争与共产国际解散在这场冲突中，苏联不能推卸与战斗的西班牙人民主动团结的责任，否则就有丧失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心目中的一切威望的危险。从某一方面来讲，这一责任与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外交路线是相一致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可以说它同这一路线所采取的战术形式是矛盾的。因为苏联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要巩固同法国的军事联盟，并同英国达成谅解。但是，无论是当时的法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都不能容忍西班牙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对苏联政府来说，支援西班牙共产党就意味着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恶化。
看来，能够使援助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外交目标相一致的唯一办法，就是保证西班牙共产党的革命不要超越法国和英国可以接受的程度。对苏联来说，西班牙事件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斯大林之所以帮助西班牙共和国，只是为了使共和国能多存在一段时间，并在反对希特勒的联盟体系的组织内部，达到西方民主国家肯接受的让步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为了使西班牙共和国获得胜利。
尽管共产国际转变了激进的革命路线，尽管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态度谨慎，但是英法等国家对苏联的担心仍然没有消除，并且这种担心大于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扩张的担心，因而他们对德意法西斯的扩张实施绥靖政策，企图推动希特勒进攻苏联。并且这种担忧在美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苏芬战争爆发之后，33%的美国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引起了欧洲更大的消极反应，因为“共产主义威胁西方文明”。30%的美国人认为，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危险；16%的美国人认为，希特勒是引起欧洲动荡的重大策源地，而斯大林只是“模仿了他的方法”。
在西方舆论界看来，共产主义的威胁甚于希特勒的扩张带来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苏联企图与西方国家结盟，建立集体安全，应对德国威胁努力的失败。
在为营造欧洲集体安全而努力的同时，斯大林也不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939年夏天，在同英国和法国进行谈判的同时，苏联代表也在同德国进行着谈判。在与英法进行的谈判遭到挫折，并从希特勒那裹得到了苏联领导人所需要的东西之后?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与这一转变相适应，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再次改变路线，取消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的口号，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斗争的口号。
他下达指示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弱化反法西斯的斗争，并且，不允许各国共产党给希特勒撕毁合同、进攻苏联的借口。
虽然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斯大林对苏德战争的担心并没有消除，他只是要赢得时间，准备战争。显然，共产国际的存在无疑仍然可能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借口。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也把共产国际再次置于尴尬的境地，正如西方舆论界所宣称的，“苏联要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曾考虑解散共产国际。1941年4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层里开始出现一些怀疑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否适宜的言论。
1941年4月20日，斯大林在同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进行谈话时表示，共产国际妨碍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发展以及自己的任务的实现。因此，“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1941年4月21日，季米特洛夫同爱尔科利和多列士也讨论了关于“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帮助的机构”。
1941年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关于发表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的决议的根据相关间题。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还没有就解散共产国际作出最终的决定，苏德战争就爆发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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