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曾在1945年与毛主席有过一面之缘。虽然那次见面的时间非常之短，但毛主席却给唐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84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唐纳依旧感慨不已。

唐纳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吴县。唐纳是马继宗最为人熟知的笔名。

唐纳的父亲名叫马培甫，是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母亲名叫费文英，秀外慧中，通读诗书，喜欢刺绣。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唐纳从小嗜书如命，也对英语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中毕业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高中毕业于省立苏州中学。

唐纳故居

1930年，年仅16岁的唐纳已经拥有出众的文采和聪慧的心性，并以“巨珏”、“瞿觉”为笔名，在《吴县日报》频繁发表散文、短诗，小小年纪就小有名气。

临窗读书时，少年唐纳也关心着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困苦。在民族危亡之际，唐纳时刻怀揣着激情、热血和使命感，愿意为了民族的命运竭尽全力去战斗。

1931年11月，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共同成立了革命文化团体：社会科学者联盟。唐纳踊跃加入该组织，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当中。

1932年3月，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唐纳被当局联合通缉，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上海。

在上海，年仅18岁的唐纳应《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主编姚苏凤的邀请，开始为“每日电影”撰写电影评论文章。

姚苏凤

唐纳的影评文章文笔辛辣、观点新颖、逻辑严密，给上海影剧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受到一大批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由于读者对唐纳的文章抱有很高的期待，上海知名报纸《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中华日报》“银座”、《大晚报》“剪影”等副刊都向他约稿，接连不断地刊登他的影评文章。唐纳迅速名满上海滩，与知名影评人石凌鹤齐名，被人们称为“影评双雄”。

1935年，唐纳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成为一名编剧。由于他相貌俊雅，气质出尘，电通影业公司的同仁建议他试水大荧幕，既不会影响电影评论工作，又可以挖掘自己的潜能。唐纳接纳了这一建议，从此成为身兼电影评论家、编剧、演员3职的艺术工作者。

1935年10月，唐纳与江青一起出演了电影《都市风光》，两个人因此相识。1936年，唐纳与江青结婚，但很快就分开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之际，唐纳成为《大公报》旗下的战地记者，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在烽火连天的前线采访，以“笔”为战斗武器，向世人揭露了日军的暴行，也开启了他的报纸生涯。

唐纳笔下的新闻稿件，聚焦瞬息万变的战场，真实描述了战斗的艰辛和中国军人的英勇。读者阅读时，仿佛置身于枪林弹雨的抗日前线，保家卫国的士气油然而生。

1937年12月，南京被日本人占领，国民党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唐纳也跟随一大批上海影剧界人士转移到武汉，武汉一时间群星荟萃。

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的武汉

为了宣传抗战，向人们传递“抗日必胜”的信心，唐纳提议筹办“大公剧团”（隶属于《大公报）。

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名声响亮，而且人脉广，能力强。因此，他的提议获得得众多影剧明星的赞同，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唐纳通宵达旦地赶写剧本，于1938年夏天完成抗日话剧剧本《中国万岁》。

后来，话剧《中国万岁》连续演出5场，场场一票难求。演出结束后，各界人士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抗日必胜”的信念深深进入到人们心里。

1938年，唐纳与女演员陈璐结婚，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同年冬天，唐纳经香港回到上海，成为英国驻华大使宼尔的私人秘书。

宼尔

1943年，应英国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唐纳加入英国新闻处，采写真实的抗日事迹，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民英勇无畏、誓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精神。

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一次酒会上，唐纳和毛主席偶然相遇。突然的会面，让唐纳有些局促不安。

这时候，毛主席大大方方向唐纳伸出手，风趣地说：“和为贵，和为贵。”场面一下子轻松起来。

1945年，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赴重庆

毛主席的话十分高明，既表明他在个人私事上抱着“和为贵”的态度，又对外表明他在国共和谈这件事上，也有着十足的诚心。毛主席显露出来的胸怀和魄力，让唐纳敬佩不已。

1945年8月，8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唐纳回到上海，被聘请为《时事新报》的总编辑。虽然在《时事新报》的工作经历并不愉快，但令唐纳没有想到的是，在该报任职期间，他会幸运地遇到一生所爱。

1946年，唐纳以《时事新报》总编辑的身份出席记者协会活动。在摩肩接踵的大厅里，一位优雅的姑娘走入他的眼眸。

这位姑娘容貌姣好、光彩照人，唐纳只是看了几眼，便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向周围人打听她的身份来历。

从一些熟人的口中，唐纳得知这位姑娘名叫陈润琼，曾就职于《上海法文报》和《自由论坛报》，精通英语、法语。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有魄力、有手腕，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

唐纳和陈润琼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钟情，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她身边，向她作了自我介绍。由于两个人都掌握英语技能，交谈起来没有隔阂。经过几次愉快的交谈，唐纳大胆地向陈润琼表白。

但不知道是出于女性的羞涩，还是尚未对唐纳产生好感，陈润琼拒绝了唐纳的表白。于是，唐纳踏上了旷日持久的求爱之路。

不久后，唐纳离开《时事新报》，应《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的邀请，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上任后，唐纳与报社同仁徐铸成、宦乡、陈虞孙等人，联合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全国爱国进步报纸的标杆。

1947年5月，记者李肇基、麦少楣被国民党特务毒打，唐纳主持的《文汇报》，团结《联合晚报》、《新民晚报》，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

报道见报当天，淞沪警备司强行关闭了三家报社，逮捕了数名记者，唐纳在朋友的帮助下成功逃脱，来到香港。

办报是唐纳的执著和理想，是他宣传爱国思想的阵地。在香港，唐纳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筹办香港《文汇报》。在他的积极推动下，香港《文汇报》于1948年9月9日创刊，唐纳担任总编辑。

文汇报创刊号

港版《文汇报》成立之初，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作为总编辑的唐纳原本只需要负责编辑工作，但从1937年开始，他便与《文汇报》结下了长达11年的缘分，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挚爱和深情。

在报社最艰苦的日子里，唐纳四处奔走，筹措资金，最后筹集了两千元，帮助《文汇报》度过了难关。后来，为了替报社节省经费，一向养尊处优的唐纳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住进简陋的旅馆，与报社同仁们一起艰苦度日。

在港版《文汇报》任职的日子里，唐纳全情投入，办报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1949年2月，唐纳突然提出离职。这是因为1949年2月，陈润琼只身赴美，在联合国就职。为了赢得陈润琼的芳心，唐纳决定追随她而去。

临行前，唐纳给导演郑君里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几句话，道出了唐纳去国离乡时的感伤情绪，寄托着他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和不舍。

抵达美国后，唐纳任职于《纽约日报》，后又进入《中西日报》。在陌生的土地上，唐纳内心的爱国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

1950年，唐纳完成话剧剧本《回国之前》，这个故事讲述了留学生张某即将带着妻子从美国回国，热切期盼着回国后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临行前，张某的朋友前来送别，他们追忆往昔，并互相交换了对美国的看法。

在剧本中，张某有这样一段台词：“在我们三个人中间，只有我离开中国太久，算起来快有4年了。虽然，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中国的消息，但终是隔膜而且不够的，回国以后，真要好好向人民学习才对。”这是唐纳借张某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表达他对祖国深深地思念。

1952年，陈润琼离开美国赴巴黎，唐纳毅然决然跟着她去往巴黎。在巴黎，唐纳每天给陈润琼送鲜花和情书，几乎从不间断。

唐纳的一片痴心终于打动了陈润琼，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陈润琼发现了唐纳身上的可贵之处，也对他动了情。

1952年，唐纳和陈润琼的爱情修成正果，在巴黎举行了婚礼。结婚后，唐纳和陈润琼开了一家餐厅，取名为“京华餐厅”。陈润琼有能力会做事，餐厅的生意日益兴隆。

1960年，唐纳和陈润琼生下一个女儿，给她取名为懿华，后来又改名为忆华，寓意“盖忆华者，忆我中华也”。

右一为唐纳，中间为唐忆华

去国离乡数十载，唐纳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祖国。1978年，阔别祖国整整29年的唐纳，终于带着陈润琼踏上了回国之路，后又返回美国。

即便有了第一次难忘的回国之旅，但唐纳怀念祖国的心情只增不减。1984年12月14日，唐纳给好友夏其言邮寄了新年贺卡，他在卡片上写道：“听到你们可以到处游山玩水，欣赏祖国的伟大风光，使我神往。异乡虽好，我怎能忘记祖国。”

1984年9月29日，唐纳和一位老朋友聊天，曾谈到39年前与毛主席的会面。当时的种种，他依然历历在目。据唐纳回忆：“毛主席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主席，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

想到这些，唐纳的耳畔回荡着毛主席那句轻描淡写的话，忍不住感慨：“毛主席真了不起，不仅胸怀开阔，而且智慧过人......”

1985年秋天，唐纳带着妻子和女儿再次回国，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祖国。这次回国，他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也回到了故乡苏州。

看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71岁的唐纳欣喜不已，他激动地向妻女讲述了如烟的往事，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慨叹唏嘘。离开苏州时，唐纳的眼里布满了哀伤。

唐纳

1988年，唐纳逝世于巴黎，享年74岁。

唐纳去世时，他为人熟知的身份仅仅是电影评论家、编剧、演员、著名报业人。直到唐纳去世很多年后，人们才发现他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2008年，《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名为《叶剑英：最后十年》的文章，文章的配图是叶剑英与唐纳、罗青长、叶选基和叶选宁的合影，从图片的文字说明可以看出，这张照片拍摄于1978年。

要知道，在1978年，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一位战功赫赫、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那么，他怎么会突然接见一位普普通通的“旅法华侨”？

一时间，唐纳的身份，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猜想。

叶剑英、罗青长等人与唐纳（左三）合影

2013年11月29日，作家叶永烈在《作家文摘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叶剑英为何接见唐纳》的文章，揭开了唐纳的身份之谜。在文章中，叶永烈写道：“唐纳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

从文章中得知，早在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担任部长，罗青长担任秘书长。而唐纳也在这时加入“中调部”，成为“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

1978年，唐纳回国时，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中央军委工作，“中调部”直属于他领导。因此，唐纳受到叶剑英的接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叶永烈的文章，还提到1978年唐纳回国之行的其他细节。1978年，唐纳携妻子陈润琼回国。抵达上海后，“中调部”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安排他们住进上海东湖招待所。

回国期间，唐纳与陈润琼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他们想见的朋友，都由“中调部”负责接到上海东湖招待所，与他们会面。在上海东湖招待所，唐纳见到了好友叶露茜和夏其言。

除了是“中调部”成员，唐纳还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做了哪些事情？

唐纳好友夏其言回忆：“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1937年，夏其言加入共产党。以此推算，唐纳早在1937年之前就已经加入共产党。

唐纳曾就职于《时事新报》，知情人居欣如曾说过：“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

1946年11月19日，唐纳与《文汇报》同仁郑永欣乘坐火车由上海抵达南京，与周恩来会面。在长达30分钟的会面时间里，唐纳只准备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回答：“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

唐纳与周恩来会面是秘密行程，没有对外披露。从唐纳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与周恩来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的问题，显然是在向周恩来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由此可见，唐纳是一名潜伏在报业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原来那位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著名报业人，是活跃在报纸行业的地下工作者，他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躲过了多少难以预见的危险。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以隐秘的方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1988年，唐纳临终前，曾作了一首诗：“人生能有几回醉，痛哭狂撼青春楼。冷风醒思重洋外，空余残阳染白头。”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思念着最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