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纵观华夏古代历史，朋党可谓是连绵不绝，不管统治者采取何种措施，朋党都无法消除，因为这是源于人性的选择。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会独立存在，他/她会因血缘、职业和诉求等因素与其他人关联在一起。当一群大臣出于共同的利益、主张和目标而结朋聚党，就是朋党。

明朝后期出现的东林党正是属于朋党性质，有人说东林党代表了广大士绅地主的利益，东林党人宁可坐视明朝崩溃，也要持之以恒地抗税，比魏忠贤等人还不如，而东林党人如果能够正常收税、交税，明朝就不会因为缺钱而快速覆亡。事实是这样的吗？明朝没钱的这个锅真的应该让东林党来背吗？

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

1、东林党占了多少税基？

明朝和宋朝不一样，明朝是真正把重农轻商刻到了骨子里。从朱元璋所设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开始，明朝的税收就注定以农业税为主，而农业税的多寡取决于自耕农的人口数量和他们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毕竟绝大部分的士绅地主都能轻松获得免税待遇。在不变法、不改制的情况下，只有自耕农拥有的田地得到保障，明朝的税收才能得到保障。

蛋糕只有那么大，如果有人多吃一口，自耕农自然就会少吃一口。东林党不都是大地主、大士绅吗？他们一个个的肯定都占有很多田地资源吧？作为东林党创始人之一的顾宪成出身商家，其父去世时给他和他的三个兄弟留下了三百亩的良田，平均每人七十五亩。继顾宪成之后主持东林书院的高攀龙虽说出身书香门第，但是在他从容赴死后，他的家人不得不卖了祖宅基地来维持生计。

东林党创始人之一——顾宪成

在《东林点将录》上类比智多星吴用的缪昌期看似出身大户人家，可他连赴京参加会试的盘缠都只能找朋友们借，正所谓“无以治装，谋之虞山诸友”。类比黑旋风李逵的魏大中出身贫寒，前期一直靠自学成才，后来为官也是两袖清风，其妻有一次想弄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体，结果只能拿出两枚鸡蛋和数颗桂圆。

遍观东林党人，真没几个出身豪富之家，绝大多数都是像上述诸人一样出身中产或贫寒之家。他们不是某些人嘴中的“大地主”、“大富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目的也不是因为舍不得自家的钱袋子而和朝廷对抗，他们最初只是对朝廷的各种弊政不满，要不然也不会有诸君子殉难的事情发生。

东林六君子

2、宗藩占了多少税基？

不论是明朝的分封建国，还是清朝的列爵不临民，皇族宗室都属于特权阶层，且都属于二八定律中的“二”。有人说明朝宗室给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远大于清朝宗室，也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反对者认为明朝自靖难之役后出台了很多限制宗室的制度，比如成化皇帝曾经下令将宗田收归官府管理，剥夺宗藩的收税权，还有将宗藩的俸禄折钞发放等。

甭管怎么说，明朝宗藩对朝廷财政的影响肯定是消极的，只是或大或小的问题。就拿比较有代表性的福王朱常洵来说，他作为万历皇帝最喜欢的皇子，就藩时获得了由其自行收税的近两百万亩上等养赡田，据说当时河南穷一省之地都无法足数凑出这些田地，直到万历皇帝下严旨从湖北和山东调拨一部分才够数。

难辞其咎的万历皇帝

就福王府的这些田地，已经达到了顾宪成之父所留遗产的六千六百六十六倍。万历皇帝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儿子不够好，又赐下了不少盐引，让福王府可自行贩盐牟利。可以说仅此一王所占税基便可抵成千上万的东林党成员，而明朝宗藩又何止福藩一家？朱常洵的叔叔-潞王朱翊镠仗着生母李太后的宠爱，先后获得了总计近四百万亩的田地，以及各种自行收取杂税的特权。

福藩和潞藩在宗藩中只能算后起之秀，比之起步更早、发展时间更长的藩王大有人在，比如从明初传承下来的蜀藩，其所占田地不计其数，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之说。这些藩王的存在并非只是需要朝廷支付多少俸禄去养的问题，朝廷或许明面上只是付出了百万两白银的俸禄，可实际上减少的收入远不止此。

耗资巨大，堪比皇陵的潞简王（即朱翊镠）陵

1、东林党让朝廷少收了多少税？

关于东林党抗税的说法一直都存在，那么东林党是否导致明朝无法正常收税？早在东林党的起步阶段，明朝就没有正常收税。万历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广派宦官到地方上“开矿”、“收税”。所谓“开矿”，压根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掘矿藏，而是变相抢钱，比如宦官们在探知哪户人家有油水可捞后，就说该户人家的宅子下面埋有矿藏，然后就带着人去抢。

再不就是强行指定某些富人去开矿，甭管有没有矿可开，反正到期就得交钱。试问这是正常收税吗？这摆明就是破坏秩序、竭泽而渔，结果万历皇帝的内库是增加了些收入，可朝廷的正税却不增反减。值此之时，东林党人方才开始了各种抗税活动，而有些人却把他们的“抗矿税”说成是“抗商税”，无视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的巨大差别。

万历皇帝派宦官到各地充任税使

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东林党人同样做了很多事情，比如高攀龙曾主张地方上的劳役由“上富户”出大力，“中富户”出小力，“下富户”则免于承担，意在保护中产。还有朱国桢曾建议有关官员免除地方士绅在朝廷规定之外的特权等等。这里并不排除某些东林党人在利益面前成了“老鼠屎”，但是东林党人在大方向上确实没有那么糟糕。

此外，从万历朝到崇祯朝，东林党真谈不上把持朝政。前脚在万历朝起步，后脚就被魏党针对，好不容易在崇祯继位之初找到了些存在感，可随着钱谦益被排挤出内阁，东林党又一朝回到解放前。即使东林党在地方上的作为褒贬不一，可决策权又不在他们手里？把朝廷财政困难的锅甩给东林党，是否合适？

不容忽视的魏党BOSS-魏忠贤

2、崇祯让朝廷少收了多少税？

朋党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哪位皇帝，可朋党价值体现的多寡却能取决于皇帝，正如某剧中的孝庄太后对康熙皇帝所说的那样，“圣君从来不怕党争，怕党争的是庸君，圣君会利用党争，庸君则不会”。崇祯皇帝作为明朝的亡国之君，虽然赚足了同情心，但是他依然谈不上圣君。他最光辉的事迹也就是他利用党争搞掉了魏党。

可惜他高开低走，因为自身对朋党的憎恶而排斥东林党及其他朋党，进一步破了坏内部的团结。据统计，他先后更换了五十余人次的内阁大臣，像他这样频繁变动决策层必然会让已经很棘手的财政问题更加棘手。崇祯元年，毕自严等人主持天下财计，明朝财政压力骤减，形势转好。翌年，崇祯下令加收征新饷一百多万两白银，毕自严急忙提出一系列补救措施，可崇祯一条都没采纳。

崇祯时期的形势图

放着宗藩和权贵这两大奶牛不用，崇祯一门心思就是给百姓增负，一旦百姓扛不住了，必然揭竿而起，届时朝廷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崇祯十年，李自成等人成了朝廷大敌，崇祯用“暂累吾民一年”的说法来加派两百万两白银的“剿饷”，最后一年变两年，两年变三年，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取消。

崇祯十二年，崇祯已经在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他以练兵为由再次加派七百三十万两白银的“练饷”，最终弄得烽火燎原。圣君缺钱是想办法开源节流、量力而行，崇祯缺钱是取之于民、变本加厉。如果将东林党和崇祯放在一起来说，崇祯要承担的责任无疑更大。当时的明朝就像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而崇祯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和掌舵人。

壮烈的结局并不能让崇祯免责

综上所述，东林党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东林党成员也不是拒绝为明朝做贡献的“蛀虫”。想想东林六君子的大无畏精神，东林书院门前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成员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绝不会把明朝灭亡的锅甩给东林党。不是所有的文官都是东林党，更不是所有的坏人都是东林党。

明朝的财政问题从朱元璋最开始的制度建设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比如轻视商业和分封藩王等。暂且不说东林党代表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即使东林党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代表了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那是东林党的问题吗？我们不能否认明朝在历史上的伟大和一切荣耀，但是也不能为了推崇明朝而将明朝灭亡的锅肆意甩给东林党。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实录》

《东林点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