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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额尔古纳河河岸边，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独自一人，正悄然踏入这条寂静的界河。她的名字叫傅索安，19岁，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家庭，原本只是一个充满梦想的知青。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斗殴事件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被迫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选择——逃往苏联。
逃离中国：跨国逃命的开始
1968年5月8日，在中苏边境的额尔古纳河畔，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傅索安，步履蹒跚地跨过边界，投向苏联边防哨所的方向。傅索安在一次集体斗殴事件中，由于冲突导致3人重伤、1人失去一只眼，傅索安为了逃避可能的严厉惩罚，决定冒险偷渡到苏联。
当傅索安踏入苏联境内，她的衣服湿透了，泥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她的面容虽然显得疲惫不堪，但她的眼神中还是透露出一丝坚定。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无法回头，只能向前走。河水冰冷刺骨，她的双脚几乎失去了知觉，但她还是坚持走向了前方的苏联边防哨所。
哨所的苏联边防兵在例行的巡逻中发现了这位异常的访客。他们迅速将她带到哨所内部，进行了初步的身体检查和审问。傅索安用她仅知的几句简单的俄语表达了自己逃离的原因，她提到了身体的不适和对未来的恐惧。
苏联边防兵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感到意外，但他们按照标准程序，报告了这一事件。不久，几名高级军官抵达哨所，他们对傅索安的背景和动机进行了更详细的了解。由于她的故事涉及政治逃亡的可能性，决定将她暂时安置在边境附近的一个军事设施，同时上报给更高级别的情报部门。
克格勃的目光：特工之路
傅索安的独立和大胆的行为在边界处引起了克格勃的高度关注。她的背景和情况被迅速汇报至上级，而苏联军情局对于这样一名潜在的情报人员的价值做出了积极的评估。决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与培养，为此，1968年7月27日，克格勃派遣了安德烈上校前去与傅索安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安德烈上校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他的任务是评估傅索安是否适合进行情报工作。他在一个简朴的会议室内与傅索安见面，这个房间位于边境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内。会面时，上校详细询问了傅索安的过去经历，包括她的教育背景、她在中国的生活以及决定逃离的原因。
在进行了几小时的谈话后，安德烈上校得出结论，傅索安不仅具备成为克格勃特工的潜质，而且她的个性特质非常适合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因此，他决定推荐傅索安接受进一步的专业训练，并将她送往特维尔市的谍报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训苏联最精英特工的机构。
抵达特维尔市后，傅索安被纳入了一个严密的训练计划，这个计划涵盖了广泛的军事和情报收集技能。她接受了格斗技术的训练，学习了如何使用各种冷兵器和火器。此外，她还被教授了高级的监视和反监视技术，以及如何在敌对环境中进行信息收集和传递。
除了实战技能的培训，傅索安还接受了语言和文化的教育，特别是那些与她未来可能执行任务相关的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她学习了英语和日语，这为她之后的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她还被训练如何在各种社交场合中进行潜伏，包括如何掌握和利用社交礼仪以增强自己的掩护身份。
在特维尔市的谍报学校，傅索安经历了苛刻而系统的训练，每一项课程都旨在将她塑造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克格勃特工。她被教授在极端压力下如何保持冷静，以及如何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包括逃生和自卫。
东京刺杀案：冷血与勇敢
1970年4月，傅索安作为刚毕业的特工，接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前往日本刺杀一名从苏联叛逃的武器专家，巴甫伦夫。为此，她采用了“李娜丽”这一化名，并在精心策划后飞抵东京。
抵达东京后，傅索安首先对目标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跟踪，以确定其日常行为模式和可能的弱点。巴甫伦夫居住在东京的一个高档住宅区内，周围保安严密，常有保镖随行。这为傅索安的行动带来了额外的挑战，但她依然找到了接近巴甫伦夫的机会。
傅索安在一家高级餐厅获得了侍应的工作，这家餐厅是巴甫伦夫常去的地方之一。通过这种方式，她能够近距离观察目标，同时筹划如何进行接近。在数周的观察后，她注意到巴甫伦夫有在餐后散步的习惯，且通常只由一至两名保镖陪同。
傅索安计划在一次散步中实施暗杀，她精心选择了时间和地点，确保行动的隐秘性和成功率。为此，她准备了一支装有毒药的特制枪支，这种枪支外形似普通的手提包，不易引起注意。
在实施行动的当天，傅索安在餐厅内表现得如常，随后假装下班离开，实际上她换上便衣，迅速前往了巴甫伦夫散步的路线。当巴甫伦夫和他的保镖出现时，她利用人群作为掩护，靠近了目标。
在巴甫伦夫经过一个相对隐蔽的街角时，傅索安装作与一位路人发生争执，吸引了巴甫伦夫的注意。这时，她趁保镖分心将毒药枪从手提包中偷偷取出，迅速而准确地向巴甫伦夫射击。毒药立即发挥作用，巴甫伦夫倒地不起。
此后，傅索安迅速离开现场，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多条逃跑路线，成功避开了追捕。东京警方虽然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由于傅索安的行动计划周密且留下的线索极少，警方难以追踪到真正的凶手。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东京刺杀案”，在国际间引起了相当的震动。苏联方面对这次行动的成功保持了沉默，而傅索安的身份和角色始终没有被公开。
高风险生活：孤独与放纵
傅索安在完成了“东京刺杀案”后，回到苏联，她的生活逐渐陷入了无尽的循环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派遣执行高风险任务。每一次任务完成后，她都会被匆匆送往下一个目标，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休息和恢复。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持续的压力使她的身心状况开始出现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傅索安越来越多地依赖酒精来缓解她的紧张和疲惫。每当她从任务中回到基地，她总是能找到方式偷偷喝酒，尽管克格勃的规定非常严格，禁止特工有任何形式的酗酒行为。她的房间里经常藏有几瓶偷来的伏特加，她用它们来驱赶寒冷和孤独。
傅索安的健康状况因此迅速恶化。她经常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在训练中无法保持集中，这在以前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尽管如此，特维尔学校的医疗团队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注意到了她的异常情况——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提示长期酗酒的可能。医生们建议她暂停所有任务，进行身体和心理的恢复。
然而，这个建议并未被特维尔学校的高层采纳。在他们眼中，傅索安是一个极为宝贵的资产，尤其是在完成了如此高风险的任务后。因此，尽管医生的警告，学校决定继续使用她，将她的健康状况视为次要问题。她被派遣去执行更多的任务，其中不乏一些极为危险的。
这样的生活方式加剧了傅索安的健康问题。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她甚至在任务中需要依靠止痛药来维持行动能力。她在执行任务时的表现开始出现波动，尽管仍然保持着高效率，但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冷静和精准。
每次返回特维尔学校，傅索安都感到身心俱疲。学校的日常训练和准备活动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在训练场上，她的反应变慢，动作不再灵活。她在射击训练中的表现也开始下降，偶尔会错过原本不会错过的目标。
在连续的高强度任务和个人健康问题的双重压力下，傅索安的生活越来越显得无望。她被迫接受每一次任务派遣，而这些任务往往都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每次出发前，她都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而回归的时刻，她只能依靠酒精来暂时逃离现实。
生命的终点：被遗弃与自我了结
1974年3月，傅索安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她不断感到剧烈的腹痛和身体虚弱。在特维尔学校医院的一次详细检查后，医生给出了严重的诊断结果——傅索安患有晚期肝癌。这个消息对于一直在高强度工作的傅索安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得知这一诊断后，医院的医生建议尽快将傅索安送往莫斯科的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希望能通过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来延缓病情的发展。然而，这个建议需要克格勃总部的批准和资金支持。
学校的医疗团队向克格勃总部发送了多份紧急报告，详细描述了傅索安的病情和治疗的紧迫性。尽管如此，来自克格勃总部的回应却迟迟未到。时间一天天过去，傅索安的状况越来越糟，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上级的指示或帮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领导开始意识到，克格勃总部对于傅索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眼中，这位曾经无畏无惧、执行多项高风险任务的特工，现在只是一个无法继续贡献的病重特工。没有了实际的使用价值，克格勃对她的态度变得冷漠。
学校最终决定不再等待总部的指示。他们决定让傅索安留在学校医院，不进行积极治疗，而是每天给予她足量的止痛药和杜冷丁，以减轻她的痛苦。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是让她等待死亡。
傅索安被安置在医院的一个单独病房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反复的止痛和昏睡。医务人员虽然尽力照顾她，但在无法进行实质治疗的情况下，她的状况每况愈下。
随着病痛的加剧，傅索安渐渐感到无力和绝望。到了1974年4月13日，她在一次夜晚的病痛中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她用医院提供的床单制成了一条绳子，选择在病房内的窗户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此之前，她用自己割破的手腕的血，在墙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悔”字，表达了她的最后情感。
来自
张东宝著. 问鲁迅 汉字何罪[M]. 2009
狂花凋落: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作者: 东方明 著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40420840 出版时间: 199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