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各级各地财政都不容乐观，多次号召大家“勒紧裤腰带，准备过苦日子”，可地方部门要正常运转，必须要有足够财政支持才行，单个乡村在整个县级财政支出不算多，但备不住乡村两级群体庞大，全国有4万多个乡级行政单位，包括乡、镇、街道、民族乡、苏木、民族苏木等；村级行政单位有近70万个。想想有多少干部，需要多少的财政支出才能维持日常运转？

李昌平给出了答案是肯定的，他以自身经历为实例说明完全是可以的，“我1985年当乡镇党委书记，2000年第四次当书记，总共做了四个乡镇书记，在我当书记的10年，我们乡村两级干部的工资都是靠自己，除了工资外，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都是靠自己，没有靠国家，而且还向国家上缴。”

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情况，但也有人不完全认同。那时候很多乡镇都有乡镇企业，其实就是乡镇的集体企业，收益自然归乡镇所有，有些乡镇甚至比县城还富裕；同时那时候农民的“三提五统”还没有取消，提留村级留一部分、乡里留一部分，剩余的都上缴给国家。有人也指出，不是所有地方都收入那么高，收入不够的怎么办呢？搞摊派，增加了农民负担。

李昌平也给出了五条建议，第一集体资产经营；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第三特殊经营；第四转移支付壮大集体经济；第五乡村高度组织化。

集体资产经营其实不是新鲜事，对农村情况熟悉的就知道，农村“三资”清理基本完成，目的就是将“三资”合理经营起来产生集体收益。比如集体闲置校舍、医院等资产，山林、水库、河流等资源，实际要将这些闲置的集体资产、资源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就像你有产品，却没有销路一样。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有些地区经营很好，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比如集体购买大型机械，包括收割机、拖拉机、种植机械等等，再比如组成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统一销售农产品、做农产品初级加工等。

特殊经营项目由乡集体或者村集体搞，特别是一些稳赚不赔的项目。个人觉得这是最难实现的，无异于“虎口拔牙”，比如定点屠宰，都知道赚钱，凭什么给你乡村呢？

转移支付作为集体资本金，其实这才是大头，也是可以用政策实现的。每年从中央到地方，转移给乡村的资金都是上万亿，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作壮大集体经济的资本金，那农村现状肯定比现在要好。

乡村高度组织化，目前乡村产品是属于高度分散状态，没有丝毫定价权，没有竞争力。如果，能将这些农产品组织起来，由原来的单纯追求产量模式转变为追求品质模式，延长产业链，提升价格收益。实现难，太难了，基础早已没了。

李昌平也讲到，“我认为只有乡村两级干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才有自主权，才能当家做主，才能体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自古以来就是“拿谁的碗服谁管”，以前的村干部敢对乡干部的不合理安排说“不”，乡干部敢对区（县辖区，区辖乡）干部甚至县干部的不合理安排说“不”，敢为农民叫屈；现在为何不敢了？就是饭碗问题，以前是农民养，现在是财政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