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往往与劳动力、生产力等密不可分,而这种丝丝勾连、相互制约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细节上,还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整体运作上。
电影作为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往往也脱离不了对各种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在乡村电影中尤为明显。
乡村电影有其天然的“城”“乡”并置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城市、乡村的财富分配,乡村人、城市人的收入差距等所引发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城乡所分别代表的现代性与传统性都深刻渗透到中国乡村电影中。
在中国乡村电影的影像表达中,社会空间作为各种内在结构和外部形式元素综合博弈的场所,持续生成其内在意义。
每个阶层都有属于他们的社会空间,而“权力”正是隐藏在生产关系身后,掌握着这种社会形态的看似“不在场”的支配力,它往往通过约定俗成的规则,制约和规训着有不同身份、地位的独立个体的行为。
电影通过技术手段将真实的或虚构的空间呈现出来,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我们能够窥探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和组织关系。
人们对空间的占有和争夺无不沾染着“权力”的痕迹。新世纪中国乡村电影中所表现的乡村人向城市空间的涌入就是乡村人想通过对上级阶层空间的争夺,来达到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目的。
新世纪的中国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城市化迈进,乡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人们或固于乡村空间感受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或不断涌入城市,积极索求全新身份,形形色色的人群在城市空间这个有限的容器里碰撞摩擦,构成特殊的社会生态。
他们在各种意义上的差异演化成无法消弭的巨大鸿沟,甚至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尖锐对立。乡村人想通过向城市空间的迁移来获取优等资源,消除两个阶层的“隔离”。
长久以来城市空间所形成的平衡社会生态并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打乱,因而乡村人只能寄生在城市空间的无名角落,形成有别于城市生态系统的弱者生态。
他们极力想要确认自己的“城市人”身份,但又无法摆脱“乡村人”的身份,从而在城乡身份的错位、纠结之中产生了身份认知的巨大危机。
如在影片《路过未来》里,耀婷、新民和刘倩等人在深圳打工拼搏的目的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提升自己的阶层,几个人以此为目标展开了积极行动。
然而三个人都没有实现改变阶层的愿望,最终还是坐实了“城市异乡人”的身份:新民在城市只能从事食药中介这一灰色行业,打拼多年却只能为父亲买一块墓地,最终和耀婷离开了拼搏多年的深圳,李倩也死在了城市的整容手术台上。
城市不是乡村人获取名利的堡垒,而是始终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处于强势地位。在城市“权力”的运作下,乡村人受到迫害。
乡村电影中所展示的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间,很多时候是作为统治人和区分人的机器存在,被外来者“侵入”的城市又被分为主城区、街区、街道等,在权力的连续规制下,作为“闯入者”的乡村人只能寄生于城市的无名角落。
城市将其空间管制的能力发挥到极端,如《泥鳅也是鱼》的主人公甚至不配拥有像样的名字,只被简单地用“泥鳅”来标志,他们无法进入城市权力的中心地域,只能住在狭窄逼仄的茅屋。
人的欲望被城市权力的威力完全压制,“城市人”和“乡村人”被隔离开来。身处城市空间中的乡村个体陷入身份指认的危机,最终男泥鳅丢掉了生命,女泥鳅被城市排斥出局。
影片《高兴》中的男主人公无法进入豪华区域,全力借助空间实现对外来“他者”的区分、排斥和驱逐,城市以主人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者的压制。除了宏观层面上阶层身份的难以逾越,在小范围内,同样存在权力的运作,现代社会是通过空间来统治和管制人的社会。
“权力在社会空间中流动游走、锻造人、规训人和统治人,并通过空间的建筑和布局来发挥作用,单个的医院、学校、工厂、警亭、监狱,片区式的街区、乡村、城市都可以作为统治之用,都是权力发挥作用的场所。”
《盲山》中,代表国家权力机关解救被拐女大学生的警察在几近隔绝的凋敝山村失去了行使权力的能力,警察的权力被限制,村庄作为地域空间的主体,其长久以来形成的规则发挥作用,警察在村庄权力的控制下,面临着“正义身份”无法确认的危机。
《光荣的愤怒》《天狗》等影片中同样存在封闭乡村空间中权力的滥用,正是因为在封闭的穷乡僻壤,外界才难以打破空间范围内已经成型的既有规则,三兄弟才会肆无忌惮地对村里人实施暴力,让他们失去了身体自由的行动和正当的身份。
村民在三兄弟的威势下不敢反抗,正常的身份无法得到指认;《光荣的愤怒》中村长在三兄弟落网之后才敢宣泄心中的愤怒,在此之前他的“村长身份”无法得到确认,处于被三兄弟架空的境地。
《一个勺子》中主人公因长期生长在缺少现代文明规训的乡村而陷入尴尬处境,他对规则近乎愚蠢的维护造成了一系列的滑稽事件,一直以善良为行事准则的拉条子在现实中却处处碰壁,陷入现实与自身信仰冲突的囹圄之中,主人公的身体被乡村约定俗成的无形规则所规训,难以找到突破口。
《暴裂无声》中“三角形”多次出现,昌万年办公室的金字塔摆件十分瞩目,这是权力的象征物,昌万年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经常利用权力压制百姓,位于中产阶层的律师迫于淫威静默不语,没有话语权的哑巴则彻底丧失了正常人的身份,始终处于失语状态,而炸裂的三角形山石象征着张保民世界观的崩塌。
底层的无力、中产阶层的冷漠自私、上层的伪善残暴尽数包含在影片当中。《老狗》的卖狗过程极具戏剧性,父子二人卖狗、赎狗的关键步骤是求助于在警察厅当民警的亲戚,由警察表弟出面,狗的价格上涨了三倍,最后也正是因为有警察表弟的带领,父亲才得以将狗赎回,整个过程充满了空间权力的作用。
原本物质性的空间通过内在的构置生成了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持续输出监视的力量,空间的封闭性使得规训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