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下场往往都不好。
早年间，杨虎可算是一位革命大侠。
1888年，杨虎出生在安徽宁国县杨山乡。据上海滩老人讲，杨虎本姓胡，父亲以烧制砖瓦为业，人称胡窑匠。杨虎是胡窑匠的第三个孩子，乡间都叫他胡三儿。
胡三儿两岁那年，母亲染病死了，胡窑匠不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觉得自己养不活三个孩子，一叹气就把家中最小的胡三儿卖给了同村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的杨允龙。
杨允龙买下胡三儿后，给胡三儿取了个大名，叫杨德顺。
至于杨德顺为何后来改名叫杨虎，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当年孙中山见到杨德顺，觉得他相貌堂堂，虎虎生威，特意给他改名叫杨虎，字“啸天”，取“虎啸长天”之意；另一种说法说杨德顺发迹之后，为铭记胡家的生身之恩和杨家的养育之恩，以谐音“杨胡”改名“杨虎”，激励自己在乱世中能够“虎啸长天”。
不管那种说法是真，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此人的确是乱世中的虎狼之辈，绝对撑得起这个名字。
杨虎少年时在私塾读过几年书，12岁到宁国县西街魏天源药店当学徒，17岁弃店从戎，考进清军武弁学堂，两年后转入两江讲武堂，毕业后又升入南洋高等警务学堂。
在讲武堂，杨虎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早早地就加入了同盟会。他的思想很激进，认为革命就应该敢于拼杀，使用绝对的暴力。1909年，从南洋高等警务学堂毕业后，杨虎在南京成德中学短暂地当过一段体操教师，随后就带着策动革命的目的投身进了新军第九镇。
由于军中鱼龙混杂，杨虎不久遭到歹人告密。那时候，杨虎的狠劲就暴露了出来，军中同道都劝他赶紧逃命，他却凶狠地说，不手刃告密者，咽不下胸中恶气。
当天夜里，杨虎用一柄短刀将告密者结果后，潜逃去了上海。
到上海，听说革命志士蓝天蔚正在广东一带招募勇士，杨虎又马不停蹄地奔向广东。蓝天蔚问他，愿不愿意一同潜出关外，到奉天杀出一条血道。
杨虎拍胸应答。
然而，在关外，蓝天蔚、杨虎遭遇了乱世枭雄张作霖，武昌起义爆发后，只得铩羽而归。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一度用重金收买正在湖北宜昌组织鄂西革命军的杨虎，但杨虎不为所动，宣称要誓死追随孙中山。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后，二次革命爆发，杨虎奉命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部署军事。革命失败后，迫于袁世凯的重金悬赏追杀，杨虎随同陈其美一道，流亡日本。
在日本，陈其美将杨虎正式引荐给了孙中山。
1915袁世凯倒行逆施，妄图称帝。孙中山兴师讨袁，誓戮国贼，以谢天下。那时，孙中山视陈其美、杨虎为东南讨袁的左膀右臂，陈其美坐镇上海，主持江浙大局，杨虎担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实际扮演着革命尖刀的角色。
1915年12月4日下午，杨虎双手提枪率二十余人组成敢死队，夜袭肇和军舰，发动肇和舰起义，用军舰上的大炮轰击上海制造局。
此一举震动了上海滩。
杨虎也因此奠定了在上海滩的威名，赢得了孙中山的格外赏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蒋介石正是杨虎麾下敢死队的一员。也就是说，论资历，杨虎可算是蒋介石当初的带头大哥。只是杨虎在革命江湖的大格局上比不上陈其美，蒋介石后来不太认这笔帐罢了。
1916年4月，杨虎再次以革命大侠的雄姿率领蒋介石潜入江阴要塞，并于4月14日策反成功，占领了炮台。北洋军阀恼羞成怒，派出大队人马前来围捕。危急时刻，孙中山没有忘记杨虎，特派蓝天蔚前去接应。
见到杨虎，蓝天蔚说，晚一步，就要被围死。快随我等绕道到江边去，那里有汽船接应。
杨虎说，佛挡杀佛，鬼挡杀鬼，没什么可怕的。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和部分国会议员回到广东，举起护法大旗，声讨北洋军阀。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杨虎深得孙中山器重，特被任命为大本营参军。
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十分复杂，各实力派军阀拥兵自重，明争暗斗，处处排挤孙中山。桂系老军阀陆荣廷出身绿林，暗中看好一身虎气的杨虎，多次派人收买，但杨虎革命义气当先，丝毫不为所动。
1920年，受到排挤，远走上海的孙中山重回广州，杨虎被任命为总统府参军兼警卫总队长。这一时期，广州的革命形势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孙中上此举可谓是将性命安危交给了杨虎。
果然，不久之后，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了叛乱。
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将叶举率兵炮轰总统府所在地观音山，并将总统府团团围住，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
危难时刻，杨虎挑选忠勇之士组成二百人敢死队，拼死护卫孙中山冲出包围圈，登上永丰舰。
这是继肇和舰起义之后，杨虎最为浓墨重彩、引以为傲的一笔。
因为护驾有功，北伐时，孙中山任命杨虎为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随后又升他为第二军军长。
孙中山逝世后，杨虎奉命班师。
蒋介石为了拉拢利用这位好拼杀、敢斗狠的军中虎将，特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
1927年3月21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部队，控制了整个上海。3月26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上海。随后，蒋介石一面将“共同奋斗”的旗帜授予上海工人纠察队，一面却开始密谋解除上海工人武装。
4月1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的杨虎，秘密与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联系，在龙华密商政变的具体行动方案。
早年间，杨虎曾加入过青帮，是“悟”字辈，辈分不高。政变前夕，为了抬高江湖地位，更好地控制青帮，杨虎在三巨头面前提出了“爬香头”的想法。“爬香头”是青帮中的黑话，意思是某人原先已入帮，只是辈分低，为了爬更高一辈而另外攀拜一位前辈香主，这样就和他原来的老头子成了同辈兄弟。
杜月笙最为识时务。
接下杨虎的想法后，他说，当下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仅有王德林、张仁奎两位先生。但他们早已关了山门，照例是不会开香堂收徒弟了。不过，张仁奎老先生门徒较少，没有形成什么气候，杜某人倒是愿意为虎兄走一遭，代叩山门。
有杜月笙出面，张仁奎只好顺水乘舟登高楼，收下杨虎的门生帖子。
此一番江湖布局完成之后，4月12日，杨虎便联合杜月笙等青帮势力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这便是他们一生洗刷不掉的血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依靠青帮流氓势力将上海纠察队“解决”掉之后，4月25日，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此后他与陈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丧心病狂地捕杀共产党人。
据统计，经杨虎直接下令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有300多人，另有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被杀的300多人中，有的被当街枪毙，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捆绑装进麻袋秘密丢入了黄浦江，其中包括被秘密枪决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等人。
杜月笙因为杀害了汪寿年，自知罪孽深重，一生都被一座渗血的大山压着，从此无缘回头是岸，但杨虎却没有这样恐惧、后怕、自愧的心理。在他看来，杀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强人的江湖就要杀伐果断，要想威震上海滩，绝不能心慈手软、畏首畏尾。
手握这样的强人逻辑，看一时，杨虎在上海滩的确像一头称王称霸的猛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他不仅是上海警备司令、保安处处长、淞沪警备司令，而且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可谓是黑白两道通杀，始终坐在”上海王“的头把交椅之上。
权势达到巅峰，心态最为嚣张时，杨虎甚至在上海滩放过这样的大话，就是蒋介石，也不能位在他之上，蒋介石在南京，他在上海，兄弟平起平坐，那是应当的。
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地位，1936年5月，杨虎不惜犯忌，在杭州西湖边花费巨资盖了一座宫殿式的别墅，而且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名字，”青白山居“。
对于杨虎这样的“兄弟”，蒋介石的心态很现实，也很不屑。一方面，当时局需要时，他会用其江湖之势，虎狼之性，另一方面，用完之后，他又会将其投入软笼子中，或者干脆将之一脚踢进床底。
有一点足以说明。
杨虎在上海，虽然气焰十分嚣张，但渐渐地他却失去了直接兵权，更显名堂的是，1931年他在南京只捞到了“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这一虚职，论军政地位，简直不如南京的阿猫阿狗。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讲民族大义，杨虎乃昔日的革命大侠，自然不会含糊。11月，上海陷落后，杨虎经杜月笙策划，化装成商人，先去香港，后又辗转到了武汉。
那时，国民政府已经由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见到杨虎，又起了利用之心，他对杨虎说，川军将领多有哥老会袍哥身份，啸天兄与他们私交颇深，可先行前去活动联络，以备将来建立陪都之需。
为了要杨虎为己卖命，蒋介石表示，将来建立陪都，重庆卫戍司令一职将是杨虎的。
这个说法对杨虎吸引很大，也正因为如此，到了四川后，他为蒋介石效命，劲头很足。
然而，过河拆桥，却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
关于杨虎“痛失”重庆卫戍司令一节，当时重庆官场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1938年，陪都重庆建立后，国民党中央机关相继成立，唯独卫戍司令一职无人领衔。就在这个时候，蒋夫人宋美龄格外殷勤，为杨虎的儿子杨安国牵线定下了一门亲事。
婚礼当天，宾客云集，新娘盛妆待嫁。不料关键时刻，新郎杨安国却突然失踪，宾主一片哗然，婚礼因此不欢而散。
原来，杨安国早就和朱培德的女儿有了前约，宋美龄不明原委，乱点鸳鸯谱，新郎不从，最终演了一出临阵逃婚的闹剧。
此事过后，宋美龄借题发挥，在蒋介石面前责骂杨虎，持家不能，焉能治国！
蒋介石有了毁诺的借口，最终将重庆卫戍司令一职交予刘峙，而将杨虎丢弃在了一边。
杨虎遭闲置后，内心郁闷却又不甘寂寞，而后他听从江湖朋友的建议，在重庆搞了一个保险公司，结果因为不善经营，很快就亏了本，关了门。
恰在这时，刚卸任驻苏大使回国的杨杰来看望他。杨杰素来知道杨虎野心勃勃，因此，他给杨虎支招说，啸天兄可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四川军人中活动，以便促成朝野上下联合抗战的声势，如此何愁不能东山再起。
杨虎认为这是一计良策，不久即开始活动起来。
那一段时期，杨虎每周都要以聚餐的名义，将一些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邀进寓所，桌面上大谈抗敌形势策略，桌面下则不断密商抗蒋、反蒋的种种可能、种种办法。
杨虎有抗蒋、反蒋之心，不是出于信仰，也无关进步，他内心的着眼点全在权势地位以及个人安危上。
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是极其高明的。这一时期，在与杨虎频繁接触后，周恩来抓住杨虎的心理，先是揭露了他过去的本质，那就是作为蒋介石的打手，犯下诸如“四·一二”那样的血债，不管从那条道路上讲，执迷不悟，只会越陷越深，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屡遭蒋介石排挤、打压，杨虎对此已有了相当的体会。
那怎么办呢？
周恩来在告诫杨虎不要一条道走到黑的同时，给他开了一扇窗。
周恩来劝勉杨虎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杨先生是奉命行事，知道错了就好。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对一个人，不但要看他的过去和现在，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将来。对于杨先生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必定一视同仁。”
杨虎为周恩来的才智胆略和人格魅力所折服，思想上渐渐有了一抹进步的红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杨虎以上将东南参议的身份回到上海。1946年元旦，他成立了一个叫“兴中学会”的社团，吸引大批旧属和帮会弟子参加起来。那天晚上，前来庆贺“兴中学会”成立的宾客多达上千人，其中包括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以及上海滩名流，例如孔祥熙、钱大钧、宣铁吾、杜月笙、黄金荣等人。梅兰芳、周信芳等名角也特地赶来，参加了当晚的庆祝演出。
据说，杨虎意气风发之时，杜月笙曾这样恭维他，啸天兄在上海滩一呼百应，没有此一时彼一时。
杨虎哈哈大笑，一脸傲然。
这一年夏天，内战全面爆发，中共上海办事处被迫撤离。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一道特别拜访了杨虎。杨虎设宴为他们饯行。席间，周恩来对杨虎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告诉他今后将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继续与他保持秘密联系。
此时的杨虎一身江湖正气，送别之时，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在话下。
这一幕恰好被几个埋伏在附近的特务看见。周恩来、邓颖超走后，陈立夫怒气冲冲地直闯进来质问杨虎，啸公，周恩来找你干什么？你怎么暗地里与共产党来往？
杨虎不以为然地说，周公馆就在附近，今天天气好，周恩来和他夫人出来散步，顺便过来小坐片刻，有何大惊小怪的。我和周恩来早在重庆就认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何来暗地交往。
陈立夫听了，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1947年11月，民盟成员章伯钧因遭到国民党追捕，秘密潜入上海，来到南昌路63号杨虎公馆。
见到杨虎，章伯钧直陈来意，啸天，目前的形势你已经看到，蒋介石搞独裁，失信于民，将来必自食恶果。眼下我处境凶险，恐怕只有你能助我远走香港。
杨虎说，现在上海各码头进出口都有便衣特务把守，差得很紧，如果现在就走，肯定不行。你暂且在我这里住几日，再想办法脱身。
几天后，杨虎家里来了一个海员模样的人，杨虎向章伯钧介绍说，这是盛京轮的领班李先烈，他会将你安全送到香港，只是你要暂时受点小委屈。
说罢，杨虎要李先烈打开皮箱，从中取出一套半旧的海员服，让章伯钧换上。章伯钧换上海员服后，冒充船上杂役，跟着李先烈躲过缉查人员的盘查上了船，安全到达了香港。
那一时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利用在“肇和中学”担任教员作掩护，一直与杨虎保持联系。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原系西北军旧部，在济南战场准备起义。吴化文早年曾在杨虎的军队里担任过官佐，对杨虎很敬仰。从秘密渠道得知杨虎在共产党那里“很有办法”，他便大胆地与杨虎取得了联系。
1948年7月的某一天，在杨虎的安排下，吴化文的秘密代表王一民在杨虎家中与吴克坚会面。当月下旬，王一民等又与吴克坚、杨虎等在国际饭店会面。吴克坚要王一民敦促吴化文早日起义。王一民答应等九十六军领到卡车、弹药等物资后就给予答复。
为此，杨虎特意给吴化文带话，大丈夫一言九鼎，率众起义是革命好汉。
吴文化听闻此话，不久率领两万余人在济南机场起义，从而加速了济南的解放。
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刚开始，原西北军旧部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即率领两万多人在贾旺起义，粟裕大军迅即南下，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
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保密局严加追查与“叛变”有关人员。
就在这个时候，杨虎闯入了保密局特务的视线。
原来，就在“叛变”事变的前几天，几名潜伏在江湾机场的保密局特务发现从徐州飞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机降落，舱门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竟然是杨虎。
特务们很纳闷，也很怀疑，杨虎何时离开上海的，他去徐州又为了什么？
就在特务们暗中调查时，杨虎竟兴致勃勃在上海为女儿杨天麟筹备起婚礼来。蒋介石闻讯，派人前往上海，要杨虎随同来人连夜返回南京。
杨虎的回答很干脆，也很霸道，请转告委员长，小女的婚事我必须在场，婚礼结束，我即刻前往南京面见委员长。
两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官邸见到杨虎，严厉质问，啸天，你去徐州干什么？张、何投共变节，你知道吗？
杨虎用江湖腔应付说，刘峙在徐州认了个唱青衣的戏子做干女儿，特地邀我去徐州捧捧场。自离开重庆以来，我和刘峙也难得有机会一聚，所以就去了。
蒋介石不相信，咄咄逼人地又问，局势如此吃紧，徐州是非之地，你千里迢迢去徐州，单为一个戏子捧场。啸天，你究竟是太浑噩，还是另有名堂？
听到蒋介石夹杂威胁的问话，杨虎“嚯”地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既然委员长怀疑我，现在就可以抓我，杀我。
蒋介石虽然不相信，却没有把柄，最后只好用心险恶地敲打杨虎，不要忘了“四·一二”。
其实，杨虎此次去徐州，并非策动起义，而是想试探一下刘峙的想法，看他对个人前途有何高见。不料刚到徐州，淮海战役就打响了，紧接着又是张、何起义，这一连串的巧合，加之杨公馆里本来就藏有一些秘密，这一切不由地让杨虎倒吸一口凉气。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上海。蒋介石害怕杨虎为共产党所用，接连派总统事务局局长陈希曾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来到“兴中学会”，要求杨虎立即设法将该会全部人员撤往台湾。
杨虎虚与委蛇，没有从命。
见杨虎没有动静，蒋介石又派杨虎的女婿、上海警备司令周立行送来十张飞往台湾的机票。对于自己的女婿，杨虎还是能够讲心里话的。
杨虎对周立行说，姓蒋的一向过河拆桥，失败了还不忘挟持兄弟，拉人垫背，跟他走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只会发霉发臭。
蒋介石见客气的方式不奏效，脸色一沉，紧接着就召来了保密局的毛人凤。
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凡是拒绝去台湾的重点人士，一律就地处决，特别是民主同盟会领导人张澜等人。
更阴狠的是，蒋介石授意毛人凤，可视情况，叫杨虎出面处置张澜等重要人物。
杨虎当然知道这是蒋介石一箭双雕的毒计，但何去何从，对他而言却是个巨大的考验。
抉择时刻，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吴克坚对杨虎说，还记得周先生对你讲过的话吗？也许这是你最后一个将功补过的大好机会，万望杨先生秉行大义，不要再被反对派利用······
杨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
杨虎问吴克坚，有具体的营救计划吗？
吴克坚说，张表老（张澜）正患有齿槽脓漏和尿道感染，急需治疗。眼下要想方设法先将张表老送进虹桥医院。虹桥医院院长丁患康、副院长郑定竹均是同盟会员。有两位院长和杨先生配合，将张表老从医院中营救出来，想必不难。
毛人凤的鼻子很尖。得知张澜被送进虹桥医院后，他立即报告蒋介石，建议逮捕张澜。
5月15日，毛人凤接到蒋介石指令，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大队长阎锦文带领武装特务数十人包围了虹桥医院，并且闯进张澜的病房，当面交待郑定竹暂时负责看管张澜。与此同时，阎锦文又派两个特务驻守在隔壁病房，包括郑院长在内的医护人员均不得随便外出。
意识到张澜随时有可能被特务逮捕带走，吴克坚紧急找到杨虎，商量对策。
杨虎说，毛人凤不是想叫我动手嘛，那我就动手叫他看看。
5月24日，杨虎命令阎锦文将张澜带到他家中来，理由是他要跟张澜最后谈一谈，对方识时务则罢了，不识时务，他就不再客气。
据杨虎后来说，当时他对阎锦文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如果他不老实，那就先杀了他，然后再放走张澜。
让杨虎没想到的是，阎锦文的心竟然是红的，用杨虎的话说，他原来是一个“红人”。
凌晨五点，虹桥医院副院长郑定竹背着药箱匆匆赶到杨公馆，不想刚进门就撞上了阎锦文。郑定竹以为营救计划暴露了，杨公馆已经被特务控制了。这时候，杨虎从客厅走出来，他拍着阎锦文的肩膀对郑定竹说，放心，阎队长是自己人。
当天黎明，张澜与杨虎握别，在地下党的护送，顺利逃离虎口。
送走张澜，杨虎的处境一度很危险。据上海滩老人讲，张澜走掉后，杨虎撒了一个谎，谎称张澜已被沉入黄浦江。毛人凤将信将疑，这时候杜月笙给杨虎捎来一封信，说上海是是非之地，我们是有旧账的人，走是一定要走的。
随信一同捎来的还有去往香港的轮船票。
这几张轮船票，既含有杜月笙的江湖情义，也有国民党的胁迫意味。杨虎表面上没有抗拒，但登上去往香港的轮船后，趁着领航的小艇返回码头之际，杨虎和姨太太两人悄然登上小艇返回上海码头，后来躲进了一栋英国人空置的房子里。
蒋介石得知杨虎私放了张澜，又在离沪途中弃船逃离，恼怒之下，下令悬赏三万银圆通缉暗杀杨虎。
周恩来获知这个情况后，派潘汉年将杨虎接到了北京。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杨虎受邀观礼。之后，周恩来又以政务院总理的名义宣布杨虎为政务院顾问，安排他住在当年恭亲王的王府里，每月补贴300元生活费，并且配以秘书、保卫人员和专车。
此时的杨虎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如果他能就此安享晚年，不失为历经沉浮之后的明智之举。然而，此前一直浸泡在旧上海江湖中的杨虎，却不知淡泊明志的道理，更没有甘于寂寞的暮年格局。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人物，论功劳，他解救过新中国的副主席，论资历，他曾护卫孙中山，并且在上海滩纵横驰骋了几十载。
总之，排资论辈，论功行赏，仅仅给他给个顾问的空闲头衔，“实在是不像话”。
周恩来得知杨虎要官做，曾委婉地劝告他：杨先生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做过一些工作，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考虑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和“清党”等问题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最好不要出头露面。
这一席话，如果心存自知之明的话，从中是能听出一身冷汗，也是能听出坦诚善待之意的。
然而，杨虎却“虎”性不改，从此走上了晚节不保的歧路。
那一时期，他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且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发泄心中的不满，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
杨家长子杨安国从台湾秘密回来看望他时，他说，你这次回台，转告蒋家父子，就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早晚会反对共产党的······
蒋家父子抓住杨虎“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立即派具有军统背景的杨虎姨太太陶圣安从香港返回大陆，对杨虎进一步实施策反。
双方接上头之后，杨虎便开始频繁地与台湾特务秘密往来。
1958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杨虎以为时机已到，便给蒋介石写了封密信，建议借用日本军事力量，从福建和东北出兵，南北两路夹击大陆，他负责策动内乱作为呼应。
杨虎觉得投寄此信，极可能被截获，很不安全。于是他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了一名即将返国的日籍侨民，托这名日侨将密信带到香港，再通过香港的国民党特务转交给蒋家父子。
杨虎自诩筹划周详，做得天衣无缝。实际上，他的一切不轨行为早已受到了我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结果，一到海关，这位日侨所携的密信就被我边防检查站查获。
1958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虎叛国投敌一案。在庭上，杨虎态度十分恶劣，如同江湖地痞无赖，当法官向他出示关键罪证那封密信时，他以无赖的腔调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表现，最终判处杨虎死刑，缓刑两年执行。
后来，鉴于杨虎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从人道主义出发，法院准予其监外执行。
1966年3月，杨虎病死在北京复兴医院，终年79岁。
此人一生，虎头狗尾。
得势之时，血腥杀戮，不知敬畏。
平淡之时，贼心不死，不知夹起尾巴做人，乃是江湖大智慧。
所谓忠勇，所谓大义，到头来全是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