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声，当时系第二十九军参议。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全国军民激愤，舆论哗然。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旬月之内，就集合了近十万人的队伍。这时，朱庆澜先生在北平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各大城镇也设立了分会。各地各界爱国人士听说冯玉祥先生领导抗日，纷纷踊跃捐献，支援前方。朱庆澜派杨慕时先后解送捐款与抗日同盟军约数十万元，李宗仁、白崇禧也派人送给冯先生协饷十万元，各地经后援会送去的捐款也不在少数。

西北军旧日的军官吉鸿昌、方振武首先向冯先生报到，参加抗日同盟军。吉鸿昌见了冯先生，跪在地上大哭，表示要随着冯先生抗日到底，以死报国。冯先生也流泪不止，双手扶起吉鸿昌，委吉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随又委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将同盟军一半留在后方训练，一半交吉鸿昌率领北上抗日，先收复了沽源，接着又收复了康保和宝昌，最后还攻下了多伦，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盟军也伤亡惨重，但士气旺盛，众志成城，以收复失地为抗日同盟军的首要责任。

这时，蒋介石、汪精卫电冯，阻止其抗日行动，冯置之不理。蒋又令何应钦组织实力破坏同盟军，何则先调冯钦哉进攻张家口，冯钦哉表示：“冯先生是抗日的，是受人民拥护的，又是老长官，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何又令庞炳勋以武力解决同盟军，并许庞炳勋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酬劳条件，庞即调兵遣将去打张家口。他的旅长陈春荣带着全旅官长去见庞说：“要打冯玉祥，我们不能去，因为他是抗日的，是保卫国土的，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去干这种事。”庞炳勋顿时大怒，便伸手打了陈春荣一个耳光，立即撤换了陈春荣的旅长职务（宋哲元听说此事马上邀请陈春荣到北平，委任他为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庞炳勋屈于冯先生的崇高威信，同时也受制约于部下（部下均不同意他倒戈攻冯）。他不敢马上进攻张家口，却想尽办法要夺得察哈尔省主席，于是派其秘书长代表他到张家口见冯玉祥先生说：“东北军是干儿子，他是亲儿子，如果叫他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必定拥护冯先生听其指挥。”这个表示，是他的缓兵之计，也是他伺机进攻冯先生的烟幕。

第二十九军由喜峰口撤至北平近郊后，便受蒋系部队的牵制和何应钦的监视，处境极为困难，只求如何保存冯先生和自己的实力，待机进行抗日。如何阻止庞炳勋进攻张家口，便成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我那时在第二十九军里任参议，经常和宋军长在一起。一天，我亲见宋军长坐卧不宁，一人在室内踱步，自言自语地叫着自己的名字说：“宋哲元啊，宋哲元！你就睁眼看着他们攻打冯先生吗？宋哲元，你就袖手旁观叫他们消灭抗日同盟军吗？不能！不能！一定不能！……”当日晚上，第二十九军举行了首脑会议，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秦德纯等全体出席，一致决议：“如果庞炳勋胆敢进攻冯先生，第二十九军即以全力消灭庞炳勋部。”会议并决定派秦德纯、冯治安二人去见庞炳勋，当面告知第二十九军有这样的决议，而且作了部署，请其斟酌行事。

庞炳勋这才撤回攻打张家口的部队，跑来见宋哲元，又哭又发誓，表白他没有攻打冯先生的意思。解除了冯先生后顾之忧患，宋军长将前后情况以及第二十九军的处境写成书面报告，命我亲送张家口，面交冯先生。随后秦德纯又代表宋哲元来见冯先生，详陈一切。冯先生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审时度势，发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如派宋哲元带第二十九军回察哈尔省，我便引退。”是年八月，何应钦遂命宋哲元率领第二十九军入察接事。宋哲元去张家口，冯先生在车站接他，宋见冯先生到车站来，车未停稳，即从车上跳下，向冯先生施一军礼。冯对宋说：“车站上欢迎的人很多，你先去办公，我在新村等你，过一会儿再谈吧！”宋军长在车站与欢迎的人见面之后，即到新村见冯先生。冯先生一见宋到，即放声痛哭，声震屋宇。宋流着泪向冯先生表示自己无能，致使先生空怀抗日救国的志愿，不得一展，只能委曲求全地听人家摆布……

冯先生不能在张家口住下去了，宋哲元与韩复榘（当时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协商，仍请冯先生回泰山五贤祠。冯先生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张家口，由宋派专车送至丰台，韩由丰台派专车接至山东，冯先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引退到泰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