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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政府政策遭受失败的同时，东欧各国都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
1、东欧各国的独立倾向波兰
战后波兰国内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苏情绪强烈。1944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的波兰新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只得到了波兰国内少数人的承认。
而大部分波兰人则追随不被苏联承认的流亡政府，支持与之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军事政治组织。他们认为波兰共产党人是外来力量，不愿让其参加政府，担心苏联的政治军事存在会损害波兰的主权。
“反动派散布挑拨性的流言蜚语，似乎苏联侵害了波兰的独立，或者说在波兰根本就没有独立。”
在与反对派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脆弱性，因此，为了消除社会舆论中出现的关于波兰依附于苏联的论调，他们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措施。
比如，1945-1947年间，从波兰军队中大批复员苏联军官。1947年，从波兰国家安全部召回了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为了避免被指责为“苏联的走狗”，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看起来对各种反苏言论无能为力。
波兰民族主义独立倾向的发展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关于这些民族主义独立倾向的报告不断地被发往莫斯科。苏联方面认为，波兰国内的反苏反共宣传，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波兰政府、民主党派放松了群众宣传工作，并且几乎完全停止在人民中宣传苏联以及苏军在把波兰从法西斯德国手中解放出来、在巩固波兰的经济及政治基础中的作用和意义。
因此苏联领导人对波兰领导人感到了不满。
捷克斯洛伐克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展迅速，在194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37.94%的选票和38%的席位，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大党，为了得到民族阵线中其他政党的支持，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致力于走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
在1945至1947年，哥特瓦尔德多次强调说，苏联的道路不适合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9月25日，在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哥特瓦尔德明确提出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通往社会主义的特色道路”的观点。这种言论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警惕。
而且，捷共领导人关于加强同美国关系的某种暗示，尤其是1946年11月4日签署的捷美加强和扩大双边贸的声明，更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指开始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过于追求同民族阵线的伙伴的妥协。
在1947年2月的时候，在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里，已经准备好了对“贝奈斯公式”和哥特瓦尔德的立场展开批评的工作报告，其中特别对哥特瓦尔德提出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特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1947年6月，苏共中央得到了大量的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的政治实践，进行批评的情报。其中指出了党际斗争的尖锐和“受盎格鲁-撒克逊”支持的反动分子活动的猖獗，指责捷共在美国影响增长的情况下，“揭露反动派及其国外盟友的宣传很不得力，共产党对敌对宣传的危害和反动派大规模行动的危害有时估计不足”，“共产党领导人把主要活动集中到夺取议会多数上，同时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来粉碎反动派，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和中产阶级中的最重要的阵地，党还没有表现出她是一个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
报告指出“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大选后形势不稳定，在组织上软弱，中央领导人缺乏充分的经验和马列主义知识。”因此，捷共领导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倾向于走民族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为组织软弱和“缺乏充分的经验和马列主义知识”。
罗马尼亚
战后，罗马尼亚联合政府内的政治斗争也异常激烈。受这一斗争的影响，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仅罗共领导人格罗查的立场明显发生了某些动摇，而且乔治乌·德治的“不健康情绪是如此之重，以致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这种情绪将可能会转变成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认为，由于战争的后果，苏联不仅无力完全满足罗马尼亚在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且甚至连它对罗马尼亚已承担的义务（原料和工业品）也将难以履行。因此，他们致力于寻求和发展同英、美两国的关系。随着罗马尼亚同英、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日益巩固和加强，乔治乌·德治开始疏远苏联驻罗马尼亚的代表，很少与他们会面，而对某些苏联代表则干脆不予理睬。
罗共领导人的这种独立倾向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惕。苏联驻罗马尼亚代表苏扎伊尔科夫认为，罗共领导人在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在英、美两国的帮助下，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们的这种盲目追求会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方向，在对待英、美两国的态度方面丧失警惕性。
“乔治乌·德治甚至向中央委员们证明说，‘连斯大林同志都赞成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试图以此说明自己在对待英、美两国方面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而英国和美国也明白乔治乌·德治的处境和整个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并作出了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许诺，给乔治乌·德治造成一种在英美的帮助下将能够摆脱困境的幻觉。”
最后，报告认为，以上诸多事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因为当前存在着一方面是乔治乌·德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是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向英美两国倾斜的危险趋向，这种情况要求毫不迟疑地采取根本性的措施。”
保加利亚
战后，保加利亚的社会政治制度相对较快地适应了苏维埃制度，同时保留着某些形式主义的外部特点。在苏联在东欧的附属国中，保加利亚变成了苏联一个最可靠的附属国。但是，保加利亚国内的政治形势也相当复杂，一场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斗争正在进行。
在这场斗争中，保加利亚共产党虽然口头上支持爱国阵线，但是，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和在全国开展革命的决心，因而对反对派展开了进攻。尽管斯大林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劝说，但是，共产党人也永远不会接受反对派存在的合法性。
1946年9月2日，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会谈时，谈到了关于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方针：
共产党和其他的“劳动人民的政党”应该联合成一个所谓的劳动政权。在共产党占优势的条件下，联合政党应该成为在实质上是共产主义的，而在外表上不显得是这样的和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尤其是在农民之中获得广泛基础的政党。尽管斯大林指出，这仅是“非常方便的面具"，但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无论是从国内政治角度，还是从国际局势方面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后，直接提出最高纲领的时刻就会到来。但是，斯大林无力控制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活动。
匈牙利
战后，匈牙利也存在强烈的反苏主义，正如拉科西在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匈牙利人对俄国人的传统恐惧尚未根除。很多匈牙利人对俄共的宗派主义、激进主义传统,反法西斯性质及其对民主联合阵线的潜在威胁心怀疑虑。
他们认为，匈牙利共产党随后可能会垄断政权和限制民主。在联合政府内，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政党与共产党为争夺权力展开激烈的斗争。1947年初，这种斗争更加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反对派公开奉行亲美反苏政策。他们批评苏联只是从匈牙利索取战争赔款，而不给匈牙利任何东西。可是美国却是匈牙利的恩人，只要在匈牙利结束共产主义专制，美国将向匈牙利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反对派还与美英势力加强了联系。社会民主党与英国工党的联系加强了，而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则与美国人有联系。因此，反动势力在匈牙利是有力量的，“追求修正主义的势力在匈牙利也还是很强大的。”
但是，面对这种状况，匈牙利共产党的政策则是无力的。正如苏联大使馆在1946年的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
“共产党醉心于空洞的宣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在一些州，共产党人做事过于绝对而无灵活性，忽略同其他党派的合作，从而把自己置于孤立的境地。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广大居民和各阶层争取到自己一边，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望在选举中赢得大量的选票。”
更加令苏联领导人担忧的是：匈牙利共产党有一种撇开苏联的总政策，去解决匈牙利问题的明显的独立倾向，并且时而表现出对苏联政策的不理解。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内部情况与东欧其他共产党内的情况有原则性的区别。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在南斯拉夫不仅没有广泛的反苏情绪，而且还以确立苏联模式为榜样，南斯拉夫与东欧其他国家另一个原则上重要的区别是，以铁托为首的少数领导人越来越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也更为显著。
1944年10月29日，铁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指出了苏联红军在南斯拉夫所犯的一系列违法案件，要求苏联方面采取措施，消除违法行为。这封信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并指责南斯拉夫方面将个别红军军官和士兵的一些行为和错误普遍化，侮辱红军。
另外，在一系列外交事务上，南斯拉夫指责莫斯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走与西方妥协的道路。为了实现自己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的要求，在1945-1947年，南斯拉夫一直在指责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全力相助。
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也日益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从战时起，南斯拉夫就确立了在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地位。为了把南斯拉夫纳入苏联外交的轨道，斯大林表示尊重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苏联将通过南斯拉夫帮助阿尔巴尼亚。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实际上对南斯拉夫的这种地位是不满的，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号召阿尔巴尼亚人“在发展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应该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的企图，也有违苏联的对外战略，在斯大林看来，南阿联邦的建立必然会引起英美的注意，使巴尔干的局势复杂化，因此他“建议”推迟“讨论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
但南斯拉夫方面一直没有放弃控制阿尔巴尼亚的努力，仍然在努力“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服从于南斯拉夫的利益，使阿尔巴尼亚成为它的原料附属国和第七个共和国。”此外，南斯拉夫对希腊革命的态度也引起斯大林的警惕。斯大林则恪守1944年10月同，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因而对希腊革命运动及其领导人都持冰冷的态度，他称希腊左派起义为“愚蠢的行为”，美英绝不会容忍一个红色的希腊威胁。
他们与中东之间的生命交通线，并建议希腊共产党要特别利用合法手段，把“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作为斗争的优先方面。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多次拒绝希共领导人提出的援助请求。而铁托则把英国在希腊的存在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南斯拉夫要求对希腊革命提供援助，要求对希腊共产党提供支持。
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反苏反共情绪，与苏联要求在这些国家建立对苏友好政府的战略意图明显相悖，对苏联战后的安全战略构成了重大挑战。
2、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战后，不仅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和反苏反共倾向的发展对苏联的安全战略构成了挑战。
而且，随着苏联与西方国家矛盾的发展，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苏联发动了旨在削弱苏联影响力的强烈的攻势，对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及其安全战略的实施造成了重大挑战，随着苏联与英美在东欧问题和德国问题上的矛盾的发展，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已经展开，并且都在酝酿对外政策的转变。
但是，到1947年上半年，大国合作战略还没有被最终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把注意力转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企图以此来削弱对手的影响力，在政治问题上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转入到了意识形态战线，以此来掩饰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
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步加剧，由于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战后，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空前增长，苏联红军在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成了苏联对外宣传的资本。为降低苏联的威胁，破坏苏联的影响力，“英美，尤其是美国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不断针对苏联的活动”，“由美国和英国的一系列部门组织”的关于“破坏红军”的运动“笼罩了世界所有的报刊”，“红军战士在占领国家的每件有违纪律的事情，都被鼓吹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怀好意地被加以评论。”
二战后期至1946年早期，苏联驻外情报机构从国外发回的所有报告的主题几乎都是“英美宣传的挑衅行为”。并且，随着美英与苏联矛盾的加剧，美英发动的这场宣传运动不仅针对红军，而且还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首当其冲的是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和内政。这些反苏宣传不仅局限在西方国家，而且还开始向苏联的势力范围，包括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渗透。
1944-1947年，东欧各国的政治发展以各政党争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方向，和确立对外政策方向——以苏联为方向还是以西方国家为方向的激烈斗争为特点。为了保留对东欧各国居民的影响，在东欧国家成立有利于西方的民主政府，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进行的自由选举中取得胜利，同时遏制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和苏联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的增长。
在这场斗争中，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共产党为首的联合政权和民主阵线内外的反对派，利用大众传媒和西方国家传统的影响渠道（各种西方通讯出版物，同东欧国家合作的协会，驻东欧国家的外国记者，政治精英同英美使馆的联系等)，把它们作为夺取政权、争取群众支持的最重要的斗争武器，在东欧国家发动了一场新闻战。
在索非亚，美、英、法大使馆都开办有阅览室，意大利和奥地利都设立了一些书店。保加利亚报刊管理处也正式允许出售英、美、法的报纸和杂志。1947年从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经常收到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居民中加紧活动的报告。
其中一份报告称：美国公使馆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保持着特别的联系；“美国之友”这一组织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美国青年朋友协会”特别关注学生和手工业青年；“红十字会”等社会保障组织对整个劳动阶层产生了影响。
在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其他每座大城市都有两所美国图书馆；美国影片租赁处使首都和其他地区近140-160家电影院处在它的影响之下。
3、英美在东欧的“颜色革命”战后，东欧虽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西方国家在东欧地区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可以依靠它在战争期间急剧发展的经济和科技潜力，向东欧国家提供实际的经济援助，从而对东欧国家的社会思潮产生影响。
接受美国的贷款，在东欧国家战后的政治纲领中成为广泛的共识，并得到普遍的支持。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从自由民主党到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把自己的活动纲领同获得美援相联系。美国积极利用自己在东欧的影响力展开宣传活动，并且得到当地部分知识分子和由反对党控制的媒体的支持。
比如，根据苏联驻华沙大使馆秘书佩乌金的通报，1945年夏天，美英在波兰进行的宣传活动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波兰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教师，艺术领域的工作人员。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共产党反对党的大众传媒也在积极地表现自己。
反对党报纸——波兰的《人民报》、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新闻报》和《自由言论报》，保加利亚的《农民旗帜报》，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机关报《正义报》出版份额都很大，拥有能够积极地支持自己政策的广大读者。
除了在东欧国家，美英在德国也加强了反苏宣传。
根据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局发回的报告：
“英美在德国的宣传机构已达到了极其巨大的规模”，“伦敦和华盛顿无线电通讯社专门进行反苏攻击。…英国宣传机构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对立起来，挑拨社会民主党人，推动他们与共产党决裂，号召他们投靠西方，并应允支持他们。…很明显，美国占领当局企图依靠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党派的联盟，来反对左翼民主运动。”
“英美和一部分法国宣传机关在苏占区进行反宣传的积极性大大增长。西方盟国政府的一些机关采取了一些措施，不仅不允许民主思想和苏联的影响渗透到西部各占领区去，而且还要削弱苏联在柏林的影响，甚至企图对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居民也施加政治影响。”
来自苏联驻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以及德国驻外机构的报告显示，英美在这些国家加强了宣传，其影响力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无论是按其规模、专业和资金拨款，战后西方国家的宣传努力都超过了苏联。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翻译的718部著作中，209部是英国作品，111部是美国作品，而苏联作品仅占135部。而在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影片租赁中，苏联影片所占的比重只有美国影片的23%。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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