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
黄杰，1909年出生，湖北江陵县郝穴镇人。
黄家早先是郝穴镇上的大户人家，有几进深的院子。她祖父仕途不就，家境开始衰落。祖父去世后，家业由伯父掌管，他是镇上的地主豪绅。黄杰父亲看不惯兄长鱼肉乡里的行为，自己开了一个油坊维持生计。
黄杰两岁时，父亲病逝，留下了她和一个7岁的哥哥，与母亲相依为命。
伯父在家族中非常霸道，常欺负孤儿寡母。黄杰很小时，他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镇上的商务会长齐家。齐家公子是个纨绔子弟，黄杰从心里瞧不起他，坚决反对这桩包办婚姻。
黄杰从小就大胆有主见，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平时谁要想欺负她母亲和哥哥，都是她出面理论。她和母亲商量，坚决不去齐家。她决定出逃。1924年夏的一个傍晚，不满15岁的黄杰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到武汉求学。
到武汉后，她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湖北省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迁到武汉，张榜招收女学生。黄杰看到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
考试时，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她写道：“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认识粗浅，仅仅写了大约108个字。考数学时，她没学过代数几何，只做出两道应用题。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考生见她不会做，就把答案抄了一个纸条扔过来，黄杰没捡。谁知监考老师早已发现，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黄杰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但心里一直怀有歉意。
揭榜那天，她鼓起勇气去看榜，竟然被录取了！和我同桌考试的一个女大学生，作文写了好几张纸，却没有录取，她不服气，认为老师把试卷搞错了。黄杰也感觉不对。
复试那天，她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笑着拿出试卷，上面用红笔写着4个大字“孺子可教”。
黄杰成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女生队一共有183名学员，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支妇女武装，负责人有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闯等革命家。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灰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人一支步枪，个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
女生队成立的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很高兴，特意让女生队全体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寄给他。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在军校最后一次大会的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
面对严酷的考验，一些人消极了，但黄杰勇敢继续革命，毅然加入共青团，而后由王典章、邓述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初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在家乡，支部书记彭之任领着她，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在沙市，黄杰坚决反对土豪劣绅，与民团团总的伯父势不两立，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迫害，特委将她派到松滋开展工作。她成立了中共松滋县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阴历二月，鄂西特委把特别支部改为中心县委，黄杰任县委书记。此时她只有18岁，是松滋县委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书记。
为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起义。黄杰和县委的同志分析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
她和同志们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建立了金鸡山等1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敌人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悬在城门示众。松滋工农自卫大队尚未进行训练，就被西斋区的土豪劣绅发现了，派一个民团中队进山搜剿。
情况危急，来不及开会研究，黄杰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起义队伍用一块临时准备的红布做红旗，放鞭炮发出起义的信号。九岭岗农民协会的农友们，听到鞭炮声，见到红旗，就手持菜刀、镰刀、斧头、锄头涌向敌人，喊杀声、鞭炮声漫山遍野。团丁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队伍中仅一人受伤。起义成功了，一下子夺得20多支枪，大家非常兴奋，从山上一路杀下，很多农友加入，队伍不断扩大。
九岭岗起义后，县委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用缴获的27支步枪，加上、大刀、长矛等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向西斋、石牌进军。一路上，杀了土豪雷敬之，烧了国民党区长雷新民、土豪田向芳、罗经伍的房子，开仓放粮，杀富济贫，宣传革命。起义队伍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鼓舞，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43军疯狂反扑。起义队伍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
黄杰和县委的同志决定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
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黄杰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黄杰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党组织决定她回郝穴镇暂避。
回家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要置她于死地。只因消息尚未传来，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她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这时，周逸群派人送来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
从此，黄杰离开了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9年4月，黄杰辗转到达上海，从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第一线转到秘密工作战线上。她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党的经费很困难，生活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黄杰在夜校学习了英语，考取了电话接线生。她很有学语言的天分，发音很纯正，尽管学习时间不长，但到老年还记得不少单词。
1930年7月，中央派曾中生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调黄杰协助。
一天，曾中生叫黄杰跟他到玄武湖公园的一个凉亭接头，研究重要事情。曾中生让黄杰里面穿一套衣服，外边套一件旗袍。两人一进公园就碰到一个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曾中生和他招呼了一下，就应付过去了。
那人走后，曾中生警惕地说：“见鬼了，不能去凉亭了。”凉亭里接头的人已经到了，曾中生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就拉着黄杰跳上了一艘游船，让船工往芦苇丛里划。划到芦苇深处的鹦鹉洲，曾中生给了船工一块钱（其实只需两角），让黄杰脱掉外衣坐船回去，然后，他跳下船向鹦鹉洲上的喇嘛庙走去。
黄杰把旗袍脱掉往芦苇里一塞，就让船工往回划。果然不出曾中生所料，黄杰回到岸上发现很多人，亭子里也有很多人，说要封船，抓一男一女，女的穿花旗袍。黄杰赶快出了公园，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家。
过了两天，有个人拿着曾中生的条子来找黄杰。条子上说：“我因事不能来，特托南兄接你，马上离开南京去上海，票已买好，南兄送你上火车，到上海后住其昌旅馆。”
黄杰到了上海，曾中生来到旅馆，说：“南京已经暴露，不能回去了，南兄是南区的区委书记，你就留在上海工作。”就这样，1930年9月，黄杰调到了中央军委作秘密交通工作。
从党的“五大”起，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了军事部，领导全国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1930年春，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红军，周恩来任书记，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朱瑞等为军委委员，欧阳钦是秘书长。
军委机关在成都路，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大家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女同志当“家庭”主妇，轮流买菜做饭，彼此不分职务高低，像一家人一样。
周恩来化名伍豪，对外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身穿长袍，一副学者风度。刘伯承到苏联留过学懂俄语，常在机关三楼翻译有关的军事著作。黄杰把他们当成长者和老师。
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活动，随时都可能遇到盘问、搜查和跟踪，因此必须随机应变。一次周恩来作报告回来，手里还拿着报告提纲就遇到搜查。他是教授，不能躲，非常镇静地把胳膊一伸，任凭检查。搜查的人看到他大学教授的派头，没敢多问，手上的稿件也没看就放过去了。
这样的情况，对黄杰来讲也是家常便饭。
一次，她去送文件，把文件藏在点心盒中，走到半路看到前面有一堆人，知道遇上搜查的了。她转身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点盐和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那里，就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去了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
还有一次，她给何香凝送信，门房看她的装束很平常，怎么也不让她进去。黄杰就到旧货店买了一件假貂皮大衣，雇了一辆黄包车，趾高气扬地来到何府门口，没等下车，门房就恭恭敬敬的跑过来，请她进去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让黄杰给刘伯承送一份重要密件并请他来议事。黄杰将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发现暗号没有了。
秘密工作机关都有自己的暗号，或是一盆花，或是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其它的一些办法。刘伯承家的暗号是在窗户上挂一条红绳，当时红绳没有了，表示有情况。黄杰看了看周围，又在弄堂里和房子周围转了好几转，没发现异常，但仍不敢贸然闯入，安全起见只好回到机关。
周恩来正等得着急，见文件没送到，很生气，认为误了事。黄杰很委屈，刚要辩解，刘伯承不慌不忙走了进来。黄杰焦急地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没去哪里呀。”“那为什么暗号没有了？”黄杰追问。
刘伯承一愣，想了想，一拍脑门笑起来，说：“莫要急，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位拿去拴鸡了，她刚从老家过来，不了解这些嘛。”大家哄堂大笑，虚惊一场。
1932年春，黄杰调到江苏省妇委，在钱瑛、帅孟奇领导下工作。工作中与刘少奇、杨尚昆等接触很多，刘少奇见了她不叫名字，叫梳小辫的姑娘，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黄杰被调到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1933年5月1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大游行，黄杰带领工人队伍到中国地界集合。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就得到消息，挥着警棍驱赶群众，双方发生冲突，黄杰为了保护群众被巡捕抓捕。
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叫陈一福的同志，她在宋庆龄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做秘书工作。两人商定：黄杰叫赵映华，陈一福叫张俊华，表姐妹关系，就住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分会主席的楼上。在审讯中，她们坚持一致口径，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宋庆龄又请了律师，为她们做了有力的辩护。
法院最终以违反民国紧急治安法治罪，判刑5年，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减半执行。黄杰在敌人的牢狱中度过了两年7个月的铁窗生活，1935年底出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