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民警应否介入民间纠纷？

#律师来帮忙# “民间纠纷”一词广泛存在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从宪法到地方性法规均有提及，通常与和解、调解制度相关，涉及公民日常生活中的人身或财产权益纠纷，然而在不同部门法中不能简单套用统一定义。若将其通用定义直接用于刑事诉讼领域，易出现和解适用范围过广，削弱刑法震慑力；同样，在《人民警察法》中滥用该概念也易引发执法混乱，如经济纠纷是否应由警方介入、邻里家事纠纷的处理边界等问题。警察介入民间纠纷应基于《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职责为前提，即警察任务必须围绕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换言之，只有当纠纷中存在侵害风险时，警察才有介入的合理依据。 警察公共原则是警察行使职权的首要准则，涵盖不得侵犯公民私生活、私住所，以及不得介入民间纠纷等核心原则。设立警察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行使权力必须基于“公共需要的时刻”。对于纯属公民个人之间的私法争议，如财产分配、合同纠纷等，应由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或司法途径解决，警察不得随意介入。唯有在民事纠纷引发刑事行为（如暴力讨债、家庭暴力等）或对社会秩序构成现实威胁时，警察方可介入处理。此种划界体现了私法自治和个人责任的理念，即个人事务应由个人负责，国家权力不得随意介入。然而，一旦民事纠纷演变成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其性质即发生转变，便落入警察职责范围。 民间纠纷可分为熟人纠纷与非熟人纠纷，前者依当事人关系区分为家事、邻里及朋友间纠纷，后者则依据警情内容划分为人身安全类与经济类纠纷。针对家事纠纷，警察仅在家庭暴力或违反保护令情形下才可介入。邻里与朋友间纠纷多属轻微琐事，通常不具危险性，仅当存在人身或财产安全风险时才可介入。非熟人纠纷则因情感基础薄弱、冲突激烈，私力解决难度高，易演变为治安或刑事问题，除经济或轻微口角外应主动介入。涉财类纠纷应细分为合同类经济纠纷与财产安全相关纠纷，前者多属民事交易摩擦，不宜警察介入，后者涉及对财物的物理性不端行为，如构成对公共或私人财产威胁，警察应依法介入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警察与“民间‬纠纷”的矛盾多由公安机关“不作为”所‬引发。当事人在民间‬纠纷中报警求助，若认为公安机关未履行职责，便会提起行政诉讼。尽管基层公安常以“民间纠纷不属公安管辖”为由拒绝处理，但实践中许多纠纷虽源于民间争议，却伴随违法行为，涉及对人身或财产的侵害保护。例如新郑、中牟、启东、如皋等地的案例均显示，公安机关未对围堵、放气、强行开走他人车辆等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理由均为“属民间纠纷”。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明确指出，民间纠纷可成为违法行为的诱因，但并不妨碍公安机关履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若违法行为已构成治安或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则有义务依法处理。 警察在执法中侵犯公民私权时有发生，尤其界定‬民间借贷纠纷与诈骗罪模糊不清，公安机关常以打击经济犯罪为名，实则‬插手民间纠纷，甚至违法替人讨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公安机关曾以查处经济犯罪为名，滥用公权力替当事人讨债，非法收受财物，对债务人采取拘留、强制扣押等手段‬，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如2015年“赵明利诉鞍山市公安局行政赔偿案”，公安机关就‬以诈骗名义介入经济纠纷。公安部自1989年起多次下发通知，严禁公安机关非法干预经济纠纷，不得将经济纠纷作为经济犯罪处理，杜绝利用公权力讨债牟利。2020年，公安部再次强调要集中整治以刑事司法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的行为。 当前，民间纠纷的处理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警察作为兼具预防与阻断功能的国家力量，是解决民间纠纷的“必备良药”。然而，若警察介入不当，不仅可能引发社会负面评价，还会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因此，警察介入应以立体化、深层次的方式展开，尤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持续的安全感，而非仅限于应急干预。在“节用”与“善用”的治理理念下，合理界定警察介入边界，不应被视为限制权力，而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权力效能的体现。通过延伸和完善警察在民间纠纷中的介入方式，既能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全面保护，也有助于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促进警察职责的有效落实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警察介入民间纠纷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无论出于传统认知还是现实需求，这一现象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鉴于我国民间纠纷数量庞大、类型复杂且突发性强，若不及时处理，往往容易升级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警察的及时干预和公力救济有助于控制局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因其便捷高效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破解警察介入民间纠纷的困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唯有加强理论研究、完善法律制度和健全执法程序，才能实现警察依法、有度地介入民间纠纷，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