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
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商封为西伯。以仁治国，周因之强盛，后形成商之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格局。在位五十年。相传曾被商纣囚于茭里（今河南汤阴北），在狱中演《周易》，通天人之理。
1972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在轻松愉快的谈话中，毛泽东指着在旁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说：“噢，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周恩来说：“周文王姬姓，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周文王姬昌，是周王朝奠基者，是上古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在文章、谈话中多有提及，且常以他和其他被传统文化称道的圣贤相提并论。
1920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就发动湖南自治运动所写的《“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以过去段祺瑞派乾州厅（湖南吉首）人傅良佐任湖南督军事为例，指出“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3页）1926年5月，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运动》，谈及“无人注意农民问题”时又说：中国农民运动，远自文武周公，以至现在之各学校，不过是研究如何发展农业，使农村资本化。
周文王
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土地改革运动时说：“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1962年1月，在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一例。即文王姬昌因触犯纣王被囚于羑里时，曾著述《周易》，穷探天人之理。
他借此谈了对文王此事的看法，说：“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了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父死继位
姬昌之父季历励精图治，对周国周边的戎狄部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周国势力的不断扩张，引起了商王的猜忌。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以封赏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名义上封为“方伯”，号称“周西伯”，为西方诸侯之长，实则软禁了一段时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周人葬季历于楚山。
季历死后，姬昌继位，是为西伯昌。
勤政爱才
《唐语林·卷二·文学》载：“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文王求贤
姬昌勤于政事，广罗人才，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拜吕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发布“有亡荒阅”的律令，规定奴隶逃亡就搜逋，谁的奴隶归谁，不准藏匿逃亡奴隶。于是诸侯叛纣而往归姬昌。
易经
《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
姬昌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善施仁德
商纣王发明了名为炮烙的酷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一滑倒就会跌落到火坑里，顿时皮焦肉烂，死于非命，但商纣的宠妃妲己看见此惨状却笑个不停，所以商纣就一直强逼犯人这样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姬昌很是气愤，诸侯和人民无不痛恨的咬牙切齿。姬昌向纣王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以此换取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西伯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姬昌得到了天下百姓的爱戴。
牢狱之灾
姬昌受封为三公，拥有雍州之域，势力扩展到江汉地区（丹江汉水流域），诸侯归附者有六州之众。
周的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
文王
周国大臣散宜生重价购得驺虞、鸡斯之乘、骊戎文马、有熊九驷及有莘氏美女给纣王。纣王大悦，“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此之多！”于是下令赦免姬昌出狱，赐给弓矢（shǐ）斧钺（yuè），使姬昌得专征大权。
断讼称王
《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
此时姬昌也还是一介诸侯，却已成为天下诸侯们的道德楷模。西伯昌断虞、芮之讼，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周人将这一年称为西伯昌受命元年。“告邑”的命名无疑也有着秉承这一制高点的意义。诸侯纷纷拥载，于是西伯昌称王，史称周文王。
崇尚中道
清华简《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文王 姜子牙
从《保训》简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病逝岐周
周文王五十年，崩，享寿九十七岁，葬于毕。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为政举措
开疆拓土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讨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须，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19]，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
迁都丰京
周文王六年，周灭崇（今西安市户县境内），建立丰邑（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筑灵台，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称丰京。
丰京遗址公园
接着周文王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天下诸侯多归服于周，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后世影响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而《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则有着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今天的文化基质……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
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保训》，“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礼记·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征观人法”――这是一套记载最完备、最系统、最成熟的鉴别人才的方法，既是“观人术”、相人术，又是“官人术”、用人术。周文王教导太师用来考察人品之高下、评定才能之优劣的“六征观人法”，对于后世识别人才、考察人才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后世的周公、孔子、庄子、吕不韦、曾国藩、刘劭、诸葛亮等识人、相人大家，无不深受文王“六征观人法”的影响。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开拓者文王、武王，判断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为标准。他曾说过“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评判人、鉴别人的观点，集中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中。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礼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意义是积极的，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