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作者：刘小川
在上一节，我们讲述了鲁迅作为一名文化斗士，挺直腰杆，一身硬气地对抗社会的黑暗。这也是鲁迅先生在大多数人心中的形象。但回到现实生活中，鲁迅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有着身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那么，在这一节中，就让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认识一下鲁迅。
长兄为父，担起家庭重责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身后还有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两个弟弟。周家出事之后，鲁迅早早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于弟弟周作人的未来，他倾注甚多。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时刻想着弟弟的未来，趁着回国娶亲，将周作人一并带到日本，悉心供应他上学。周作人旅日六年，大小事都不管，和日本女友开开心心谈着恋爱，所有的一切都是哥哥鲁迅来操劳。
因为要赡养家庭和资助弟弟，鲁迅提前离开日本，回到家乡谋生。但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太满意，他也为此苦闷过。好在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爆发，鲁迅受蔡元培推荐，在教育部任职做事，薪水还算不错。后来，他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手里有了一点积蓄，便考虑买房子的事情了。
鲁迅虽然反封建，但骨子里还是信守着传统的规矩，觉得自己作为长子，对整个家族负有照顾责任。八道湾的房子是个大宅子，鲁迅倾尽所有，出了大部分的钱。不够的部分，他卖掉了绍兴老屋。之后，他把母亲、妻子朱安、弟弟周作人一家以及周建人一家都接了过来，一起住在这里。在绍兴时，周家的日常生活由母亲掌管，来到八道湾后，就交给了弟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打理。
对此，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当家的不是鲁迅的妻子朱安呢？这里面也有故事。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早就定下的。朱家本是官宦之家，家境不错，只因为朱安年纪大了，所以和没落的周家结了亲。而早就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鲁迅，对这段包办婚姻并不情愿。可这毕竟是母亲为鲁迅敲定的事，于是鲁迅采取了这个折中的办法：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
对此，很多人觉得鲁迅无情，娶了朱安却一辈子不予理会，这其实是对鲁迅的误会。他当时完全可以选择退婚，但按绍兴习俗，如果被退婚，朱安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所以鲁迅还是心善的，他连朱安的未来都考虑到了，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
在八道湾的房子里，只有鲁迅是形单影只。二弟、三弟都有家有室，有儿有女，总是欢声笑语。只有鲁迅，平时自居一室，像个局外人一样。但这些鲁迅都毫无怨言，他是个大孝子，更是个好兄长，特别是对弟弟周作人，倾注了很多心血。
周作人在日本成婚后，鲁迅也一直供给着弟弟一家的吃穿用度。周作人回国没有工作，鲁迅也认真张罗，介绍他到大学来教书。周作人生病了，鲁迅更是心急如焚，悉心照料。
兄弟失和，痛彻心扉
可是弟弟周作人对这个哥哥，却没有很友好。在一起租住了三年多后，两兄弟突然失和。失和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当时鲁迅和周作人每月加起来有600元大洋的收入，全部都交给她打理家用。可羽太信子挥金如土，气派极阔，架子很大，家中不仅有管家，还有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的女仆，等等。
此外，羽太信子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还经常心血来潮，比如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这样挥金如土的生活，就是一月600大洋，也招架不住，所以家里的钱总是不够用，一身傲骨的鲁迅先生，不得不四处向朋友借钱。有时候拿着借到的钱着急往家赶，转头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了出来，鲁迅当时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汽车运走的呢？”
周作人夫妇那边主仆一大群，鲁迅这边形单影只。那边挥金如土，鲁迅这边衣裳皮鞋打着补丁到大学教书，到教育部上班。就这样，鲁迅先生一忍四年。因为对羽太信子挥霍表达过不满，羽太信子就诬陷鲁迅性骚扰。
那么对此弟弟周作人是什么态度呢？周作人也跟太太斗争过，但根本无济于事。鲁迅回忆：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但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所以在家庭安静与长兄鲁迅之间，周作人很快倒向了日本老婆，扭头开始斗兄长，并且，斗得很凶。他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书。那之后，鲁迅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带着母亲和朱安搬到了窄小阴暗的砖塔胡同。
第二年夏天，鲁迅到八道湾取书，周作人和日本老婆突然冒出来，对鲁迅恶语相向，周作人甚至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准备向鲁迅头上砸去，如果不是被别人赶来拦下，恐怕鲁迅免不了头破血流。
作为亲弟弟的周作人，为何把沉重的铜器砸向带自己求学、为自己找工作、给自己贴补家用、生病时悉心照顾自己的兄长呢？单单怪那恶妇吗？刘小川觉得理由并不充足。他认为，这个四十岁的人向哥哥行凶，日后向日寇献媚，向最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实施暴虐。这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
流氓底色的周作人
绍兴周家败落时，周作人只有九岁，还未形成人生的价值观。家族的破败之风吹进了他的灵魂，让他的童年变得不快乐、不天真，更不阳光。他终日浪荡在绍兴街头，没日没夜追随一帮二流子，打架挨打，撒泼滚地。鲁迅一生同情穷人，少年时就和穷人闰土交好，但少年的周作人则恰恰相反，他十四岁时去乡下收租，不仅毫不同情农民的困苦，反而觉得收租颇费气力，令人厌烦。
十四岁时，这个昔日的二少爷，已经变成了街头小混混，绍兴人都叫他“破脚骨”。这段街头小流氓的时光不短，而这也成了周作人一生的关键节点。街头邪恶流入到他的血液中，伏下了他日后的凶相和泼皮相。
周作人自己曾回忆道，当时绍兴有个破脚骨阿九，他从阿九的种种言行之中，学了不少流氓的手法。可以说，这位后来的著名教授，骨子里却是流氓的底色。
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周作人起于少年时代的基础性心理。所以他一副凶相，对着自己的哥哥敢下狠手。流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欺软怕硬，遇到强手就屈服投降，所以1924年，周作人在八道湾拿铜器砸向鲁迅。1938年，周作人在北平当了汉奸。
当周作人身穿长袍马褂，和一群日本特务头子、汉奸文人站在一起时，全国舆论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人发表《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希望他幡然悔悟，不要做民族之大罪人。
愤怒的艾青在诗里写道：“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里挨了一枪，毛衣的纽扣挡住了复仇的子弹。第二天，伪警署派便衣保护他。此时，周作人非但不忏悔，反而更嚣张，公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任职于汪伪政府，当上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
他为汉奸汪精卫辩护，对汉奸汤尔和叩头行大礼，但对自己的同胞，却冷血至极。当时中国的青年被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遭遇酷刑，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但周作人却装痴作聋，视若无睹。他还在广播里大谈特谈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等“治安强化运动”，称其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民众安居乐业的途径，殊不知此运动是沦陷区人民的恐怖噩梦。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确有过文化贡献，有一些散文可以一读。但是，周氏兄弟不可相提并论，鲁迅先生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周作人却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以名流身份做汉奸。他在北平穿貂皮大衣，住有二十多个仆人的大房子，参加各种上流人物的聚会，慰问日本海军伤员，送了一笔又一笔的慰问款。他在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在伪满洲国拜见溥仪。汉奸他做了八年，做到六十一岁，倘若不是抗战胜利了，他估计还要堂而皇之地做下去。
可令人忧虑的是，若干年前，周作人竟然红极一时，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为他辩解。对此，刘小川认为，吹捧周作人的书可以收场了。这会让读者受到蒙蔽，会让世人的是非观出问题。因为混淆是非再往下走，就是颠倒是非。
对家人温柔以待
好，我们说回鲁迅，搬离八道湾后，鲁迅借钱又买下一所旧院。他依旧形单影只，但很快，他的爱情来了。1925年3月，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给先生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大胆地向老师表示：她希望得到老师比在教室里授课更多的教导；4月，她登门拜访。
那时女师大正经历一场反对校长强权的学生风潮，许广平是闹风潮的学生领袖，而鲁迅则是学潮坚定的支持者。围绕学生风潮，他们开始了密切的通信，共同的态度和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深了。这些通信后来以《两地书》的名义公开发表，书中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却处处充满爱意。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连鲁迅自己当初也未曾意识到，前半生饱受感情折磨的他，竟然邂逅了爱情。
他们坚定地走到了一起，最后在上海定居，住在了三弟周建人家附近。他们还有了一个孩子，因为在上海出生，所以取名周海婴。生产时，因是难产，要做手术，医生问鲁迅：“留大人还是留小孩？”鲁迅不假思索答：“留大人。”
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里回忆道：“在小孩子出世的第二天，他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松是坚劲的，又含长命之祝福。鲁迅先生每天至少有两三次到医院里来，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来慰问。
小孩生病，他一定失眠。夜里写作时，他把门窗紧闭，不让烟味飘到孩子屋里。咳嗽也压低嗓子，不去惊扰孩子的梦乡。半夜他还时常蹑手蹑脚地上楼去，看两小时孩子，好让夫人多睡一会。
鲁迅曾经注意到“母爱的盲目”，现在他发现父爱也是盲目的。他关心孩子太细了，细得都有些神经质。比如小孩有些咳嗽，不管鲁迅在哪里，另一间房子或另一层楼，最先听到的一定是他。孩子调皮，从不提倡体罚的鲁迅，也会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一脸严肃地照孩子身上轻轻地打去。此时，海婴就会赶快喊着：“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从这些小细节可以看出，鲁迅对这个孩子爱得很深。就像他诗所写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感情上悲苦半生的鲁迅先生，终于收获了自己的幸福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