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今年1月宣布将对司法系统进行改革，内塔胡尼亚的司法改革主要包含两项内容：“允许议会任命法官并取消司法审查”和“议会可以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该消息一经放出，就引发了以色列民众的强烈抗议。
赫兹利亚市，妇女们在沉默中抗议
以色列的“使女”
在电视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第一季第三集中，主角琼·奥斯本说出一句经典台词：“他们屠杀国会时，我们没有觉醒；他们推翻宪法，并将罪名推给恐怖分子时，我们依旧浑浑噩噩；所有人都说，这些变化只是暂时的。但世界也不是一夜之间变坏的。”
《使女的故事》构建了一个黑暗的未来世界，故事的发生地基列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ilead）是一个由父权与神权掌控的极权制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妇女被剥夺了所有权利，拥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称为使女，被迫为其他不能生育的妇女生孩子。除此以外，任何反对独裁统治的使女都会被吊死在长城上或送到殖民地做苦工。
而近几周，琼·奥斯本想要传递的理念在以色列“使女”的抗议中再次被点燃。这场抗议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内反抗司法改革的关键活动。“这些穿着红袍的女性吓到你了吗？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一位抗议者说，“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反抗对女性的压迫。”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那些声称性别隔离不是歧视的提案。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此后每一项苛待女性的新法律都会乘着这股司法改革的洪流而通过，那时我们将不再有最高法院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妇女和少数群体将成为这些新法律最大受害者。”
“过去，人们会对我说：‘你们女人太小题大做了，电视里的故事不可能会真的发生。’但没人能向我保证。”苏伊士-卡尔尼（Liad Suez-Karni）说到。她是这场“使女的故事”抗议游行的背后组织Bonot Alternativa的现场负责人。“生活忽然之间变得无比灰暗，类似的事发生在世界各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抗议能引发如此大的反响——我们以一种叫他们避无可避的方式告诉以色列民众，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游行中的使女
过去几周，在以色列各大城市，参与“使女的故事”抗议游行的女性都身着红袍，头戴纯白色帽子，双手交叉置于腹部，端庄且沉默地走在街上，她们低下的头颅暗示着沉重的压迫，处处细节都与电视剧中如出一辙。
一些人批评《使女的故事》阻碍了女权运动，还宣扬色情暴力。但如今，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裁定后，这部电视剧再度激起了更高热度的社会讨论。
这些抗议者的活动在国内外媒体均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甚至吸引了原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本人的注意。《使女的故事》出版于1985年，电视剧就是基于该小说改编。阿特伍德转发了有关这场抗议的推文，并且配文：“这二十几位使女提醒了十万名抗议司法改革的以色列人，如果一群狂热的宗教人士掌权，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Bonot Alternativa如何运作
“当然，这个说法有些许夸张，但在当今的局势下人们已经不再觉得它牵强了。”苏伊士-卡尔尼说。“一年前，人们嘲笑我们小题大做，而现在，他们突然明白电视剧里的故事或许真的有可能发生，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运动。当初，特拉维夫卡普兰街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改革的活动，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上台，但是我们突然意识到，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问题。”
于是，在Bonot Alternativa组织的一次集思会上，“使女的故事”这一想法初现雏形。Bonot Alternativa是一个非政治组织，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党和社区，包括普通妇女、哈雷迪犹太教成员、右翼成员和阿拉伯人等等。她们聚集在这里，只为守护以色列女性的权力。”
第一次游行在耶路撒冷举行，起初只有二十名红袍使女，但短短几周内，全国参与游行的使女已达150人。游行活动于WhatsApp上组织，所有参与者均为自愿。活动初期只有一个WhatsApp小组，但如今子小组数量已达15个，其成员分别在以色列各地进行抗议。几周前，一个由以色列人组成的团体也于旧金山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抗议司法改革的人们
“参与游行的许多妇女的工作都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她们不便在工作场所讨论自己对改革的看法。但是在这里，她们的脸被白色的帽子遮住了，因此她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和我们一起游行抗议，有些妇女甚至在抗议活动中哭了。还有许多妇女告诉我，她们认为现在是不可能举着以色列国旗去抗议的，而和我们一起游行可以让她们在不显示自己身份的情况下进行抗议。一些妇女十分年轻，而另一些则是心态年轻。”
参与使女的游行并不是一件毫无门槛的简单任务，因此，新加入的妇女会先参加一个简短的培训课程，这样她们就能事先了解她们上街抗议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我们告诉新人，她们不能说话，也不允许抬头或看她们要去的地方，因此，我们会有一个领路人走在前面。”社区组织者科恩·莫尔指出。
当被问及她们是否真的相信以色列有一天会变成列基共和国那样时，Bonot Alternativa的创始人莫兰·泽尔·卡岑斯坦（Moran Zer Katzenstein）说：“我们每周上街游行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基列国，而是因为，于我们而言，唤醒众人并向他们展示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会有什么后果，那才是最重要的。”
反抗，趁为时未晚
“如果你看一下1977年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照片，那时的妇女看起来与我们现在一样，可以穿着泳衣在海滩上游泳。但仅仅两年后，伊朗的妇女就受到了歧视与迫害，她们只能闭门不出，就算出门也要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当伊朗的人们进行抗议时，政府对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这与现在以色列政府的话术十分相似。但是一旦新的法律出台，推翻独裁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暴力。而在此期间，伊朗人仍然会生活在黑暗中——那何以相信这里就会有不同呢？”苏伊士-卡尔尼补充说。
“我们当然听到了对我们运动的批评。一些以色列人觉得看我们的游行很有压力，这可以理解，但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重要警告。我们需要睁大双眼，看看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不注意并阻止这些新的改革方案的实施，我们的现实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拉戈尔斯基（Ragolsky）总结道。身为记者的她同时无偿担任组织的发言人，“使女们游行时是不能随意掌控自己的身体的，而这就是当这种赤裸裸的不平等法条成为国家的法律时将会发生的事情。”
Bonot Alternativa目前发起了众筹以资助接下来的活动。“我们用‘使女的故事’创造了巨大的势头，这鼓励了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妇女积极行动起来，”泽尔·卡岑斯坦说，“是的，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像基列国那样的世界，但我们也不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看到妇女丧失人权，到那时再行动就太晚了。”
皮学家
谁又能跟巴勒斯坦人讲讲人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