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越改越“俗”?麻烦找准坟头,骂袁大总统去

钱越说史 2024-02-07 13:12:55

地名越改越“俗”这个话题,可谓是经久不衰,网络兴起后相关讨论更是喧嚣尘上,什么“常山赵子龙变石家庄赵子龙”,什么“庐州包拯变合肥包拯”等等。说实话,我素来对此话题不甚感冒,看到相关内容径直划走,可架不住大数据的推送,老有此类内容往眼前蹦。既然非要拿针扎我眼睛,那就借着这波吐槽南朝鲜和小安南抢农历新年的势,一道吐槽吐槽这一话题。

以经常被提及的古都西安镇楼

首先声明自己的观点,网上所谓的那些“越改越难听”的地名,其实并非新改,绝大多数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只是因为行政区划级别的升降,导致曝光度发生质变。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在调整,不过当前行政地名架构大致奠定于民国初期,更具体来说是袁世凯袁大总统的锅。所以要吐槽,请先找准坟头。

新朝雅政

战国以后,我国行政区划逐渐形成郡县二级制。西汉时期,在郡以上增加一级监察机构——州,全国共设13个州。最开始州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可随着时间推移州的权力愈来愈大,及至东汉晚期正式成为区划,形成州郡县三级制。隋代曾废郡改作州县二级制,奈何世易时移,二级制已不适应当时环境,故唐代在州之上新设道一级,重新转换成三级制。宋因之,只是改道为路。

元代在路之上创设省一级,开启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随之而来的是最复杂的的政区结构,大致由省路府县四级组成。明初为适应形势,“废路存府”,再次形成省府县三级制。

清朝时期,行政区划大致沿袭明朝,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明代的一省监察、军事等派出机构——道——逐渐行政化,成为省与府之间的准区划。如此又形成了省道府县准四级制。

民国十五年政区图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武昌城中的枪炮声划破长空,将帝制扫进历史垃圾堆中,从此大好河山一片新鲜,中国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民国政府。错了,重来!中国迎来了换汤不换药的北洋政府。

清末,中国共有二十三个省(其中台湾省沦陷)及内外蒙古、藏区两大特殊地区,辖下九十二个道,约两百个府,及一千五百个左右的县。区划叠层架构过多不说,称呼也太过混乱,治理多有不便。故民国元年2月26日,章太炎在《大公报》上发表《条拟官制之要电》一文,向刚上台11天的袁临时大总统建议“废省存道,废府存县,县隶于道,道隶于部”。也即改省-道-府-县的四级制为道-县二级制。

这一脚倒车直接就干到了隋代,油门踩得太狠,且历史早已证明这一制度已不适用。不过此议正合袁大总统削藩的想法,经过审慎考量,他于民国二年1月8日不经参议院审议,强行发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宣布民国行政区划为省道县三级制,要求全国:“按照政府计划,以民国二年三月以前为限,一律办齐。”

《划一令》的核心为废府存县。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简化政区时,一改此前的区划设置,将州一级的附郭县统统裁撤,由知州直辖,形成府有附郭、州无附郭的格局。

袁世凯剧照

袁大总统的“废府存县”,则是废掉府,保留附郭县,再把州改成县,直接齐活。这一操作直接导致县的数量由民国元年的1450个骤升到1803个,多出来的三四百个县,就是州改的。

以阿越所在浙江省为例,清末领府十一,直隶厅一,州一,厅一,县七十五。民国成立后两年间有过两次区划调整。清末,杭州、绍兴、湖州、嘉兴四府各有两个附郭县,民国元年合钱塘、仁和为杭县,会稽、山阴为绍兴,归安、乌程为吴兴,秀水、嘉兴为嘉禾。

民国二年“废府存县”,全省共设钱塘、会稽、瓯海、金华四道,辖七十四县。具体变化为:

废杭州府,保留附郭县杭县;

废湖州府,保留附郭县吴兴县;

废嘉兴府,保留附郭县嘉禾县;

废绍兴府,保留附郭县绍兴县;

废宁波府,保留附郭县鄞县;

废台州府,保留附郭县临海县;

废温州府,保留附郭县永嘉县;

废处州府,保留附郭县丽水县;

废金华府,保留附郭县金华县;

废衢州府,保留附郭县衢县(民国元年由西安县改置);

废严州府,保留附郭县建德县;

改杭州府所辖散州海宁州为海宁县;

改定海直隶厅为定海县;

改温州府所辖玉环厅为玉环县。

害民弊政

袁大总统为快速完成“废府存县”,手段太过简单粗暴,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县名重复”现象。

自清代实施中央集权制以来,地方行政架构不管如何变化,两千余年来县一直为最基层行政单位。广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庞大的数量,加上信雅达的命名方式,造就了“县名重复”现象。有据可查的重名县,最早出现在晋代。其后历朝历代为消除行政区划重名带来的影响,都曾设法进行国规避,比如南北两个通州长期并存,为了区别把江苏的通州改称南通州。

临安天目山

历史上州县、府县同名,更是比比皆是,比如云南下面有个临安府,浙江杭州府下也有临安县。袁大总统简单除暴的“废府存县”,导致重名县骤然猛增。

截止1913年底,全国重名县共有221个,94组,其中两县重名的多达148个,共74组;三县重名的有36个,共12组;四县重名的有16个,共4组;五县重名的有15个,共3组;最夸张的是还存在一组六县重名的。注意,这里所说的重名是指用字完全相同,不包括同音重名,也就是礼县(甘肃)、澧县(湖南)、蠡县(直隶)这种,否则数量更为庞大。

还是以浙江为例,重名县共有13个,那个奇葩的六县重名县份,浙江也占其一,分别为:

民国元年刚组建的嘉禾县,与湖南嘉禾县重名;

石门县,与湖南石门县重名;

奉化县,与奉天(今辽宁)奉化县重名;

建德县,与安徽建德县重名;

新昌县,与江西新昌县重名;

宁海县,与山东宁海县重名;

寿昌县,与湖北寿昌县重名;

昌化县,与广东昌化县重名;

临安县,与云南临安县重名;

开化县,与云南开化县重名;以上为二县重名。

龙泉县,与江西、贵州龙泉县重名;

永康县,与广西、云南永康县重名;以上为三县重名。

太平县,则与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的太平县重名,属于五县重名。

最后出场的为新城县,与直隶、吉林、山东、江西、贵州的五个新城县重名。

乌鲁木齐市

曾经有一则“一点之错失万金”的新闻广为流传: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挂面厂花18万元在日本印制塑料包装袋。厂家请人设计、制出样品后,经挂面厂与进出口公司审查,交付日方印刷。印制完成后袋子漂洋过海,又越过千山万水送达乌鲁木齐市,结果因为设计方“画乌点睛”,错将“乌鲁木齐”印成“鸟鲁木齐”,导致这批十多吨重的包装袋全部报废。

因为一笔之差,造就了“鸟市”传说。现在有大量县名重复,想象一下会造成何等后果呢?譬如本来要发送给浙江省新城县的公文,因为疏忽派送给了江西省新城县,一边苦等公文却迟迟不来,一边收到公文则是纠结不已。所以当涉及到政府政务、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区,出现大规模重名,会是何种场景?

行政区划革新之后,出现大量同级别同名政区,袁大总统的“废府存县”瞬间由新朝雅政转变为害民弊政。

地名整理

既然县名重复影响如此之大,自然急需拨乱反正。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正是提议改农历新年为“春节”,绕过“改立改元,废除旧历”政令保住新年的那位)向袁大总统打报告,提请对各省重名的县名进行规整,各省同名之县,只保留一个,其余全部改名,并附上《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总体原则如下:

保留县名的原则:一、先到先得,即但凡出现县名重复,谁先使用谁可以保留县名,至于后来的只能麻烦你改下名;二、特殊优待原则,已开辟为商埠,且在对外条约中涉及到的县名,考虑其影响,即便是后到者,也可以挤掉先行的前辈。

朱启钤

新县名的命名原则:一、从旧从远,即后来者查一查历史,翻出曾用名继续使用,或曾以该县为治所的上一级府、州、郡名;二、以境内的名山名水等自然景观为名;三、以该县境内重要的地名命名;四、在旧县名前添加方位来命名。

还是以浙江为例,有4个县在这轮“地名整理”中被迫改名,重点谈谈也在改名之列的新城县这个六县重名的奇葩。

直隶新城县:唐太和六年(832年)析范阳县于古督亢亭之地置新城县,县治在今新城镇。因系新置之县,治所亦为新建之城,故取名新城县。唐末曾废入范阳,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复置新城县。此后一直存续,历经近千年而未改名。因存续时间最长,故得以保留新城之名。

吉林新城县:民国二年“废府存县”时,由新城府改置,时间自然最短,所以它不改名谁改名。奈何底蕴不足,连新城府都始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此前这里没有存在过县级以上行政机构,好在曾经有个扶余部落在这里生活过,于是乎就改名为扶余县。

扶余市风光

山东新城县:始置于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其后近800年间从未改名。然而存续时间比直隶新城县短了200年,所以只得改名。民国三年1月,因境内有条乌河,又称耏水,故改名为耏水县。4月,又以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改称桓台县。

贵州新城县:为民国元年从普安县划出兴仁等四“里”设立新设,比底蕴比吉林新城县还弱,只得改名。民国三年1月改称新县,7月,定名兴仁县。

江西新城县:始置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因县治黎滩镇紧邻的黎滩水,别称黎川,故民国三年地名整理时以河为名,改称黎川县。

浙江新城县:要说这个新城县被迫改名是最冤的,新城之名最初属于它。它始设于吴黄武五年(226年),设县时就定名为新城县,其后废设不定,直到唐永淳元年(682年)复设之后才稳定下来。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正式开启五代十国时代。当时的吴越王国虽然处于独立状态,可吴越王钱镠(音liú)奉行“保境安民”的事大政策,以藩属自居,遥尊中原各小王朝为正朔。后梁太祖朱温之父名朱诚,为避其讳,在其称帝当年钱镠主动改新城为新登。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末代吴越王钱俶(音chù)纳土归宋,次年新登县复称新城县。这一避讳让它的存续时间瞬间归零重算,以至于地名整理时败于直隶新城之手,不得不放弃使用的近两千年的县名,改称只存在了70年的新登。

富阳新登镇

关键是直隶的新城县还不争气。1993年河北新城县撤县建市。称县之时以新城为名意义深远,可改市之后问题就来了,“新城市”到底是新城/市呢,还是新/城市?为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新城县不得不放弃沿用千年的县名,改以新城所在的高碑店镇为市名,称高碑店市。而让出县名的浙江新城县,最终连建制的没能保留,先被整体撤并入桐庐县,后与富阳县共组新的富阳县,一圈下来只保留了新登镇之名。

其余三县为:太平县,建县明成化五年(1469年),以境内有太平山得名,民国三年取县西温峤岭之别称“温岭”为县名,称温岭县;民国元年合并秀水、嘉兴而来的嘉禾县,恢复嘉兴县之名;石门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称崇德县,为今桐乡市母县,清康熙元年(1662年),为避清太宗皇太极之年号,改称石门县,民国三年恢复崇德之名。

阿越说

袁大总统的“废府存县”及紧随其后的“地名整理”运动,奠定了我国现代行政地名的基础。不过到此为止,“市”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尚未在中国诞生。

民国九年(1920年),在地方自治运动思潮下,广东省长陈炯明下令设立中国第一个城市型政区:广州市,标志着“市”级行政单位的诞生。不过北洋政府时期,“市”寥寥无几。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市组织法》等多部关于城市行政管理的法令,明确市的行政级别,将其分作行政院直辖市和省辖市两大类型,“划块设市”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将规模达标的县城从母县划出,单独设市,其余部分继续为县。

蒋介石

在这一运动下,很多前府城所在的县城被重新划出,比如1927年杭县和鄞县的城区各自被划出设市,分别称为杭州市、宁波市。“划块设市”从民国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对当今的行政区划具有重大影响,地级市的市本级大多由当年“划块设市”而来。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下次再说某个地名没有以前好听时,麻烦找准坟头,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民国那些大军阀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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