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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相”字来称呼君主辅政大臣，起源很早。
如《尚书·说命上》记载：“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师慧讥讽宋国“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
此“千乘之相”，杜注以为系指郑国执政大臣子产等。但是，诸如此类称呼执政大臣为相，均为泛称，并非实有其官。
据目前所见资料，以相来命名执政大臣，最早可溯源于春秋后期的齐国。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相之，庆封为左相”。不过，在春秋时代，以相命名执政大臣者，也惟此一例，其他各国均未设立相职。
到战国时代，除了楚国一直未曾设立相职以外，其他各国均设有相职。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和地域上的差别，所以各国相职的来源及其职权也不尽相同。
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以三晋为代表的相国制和秦国的丞相制。
1、最早的宰相——相室三晋的相职，首先起源于春秋末年晋国强大的世卿世族家臣制度。
春秋末年，随着世族世官制的破坏，一种新的官僚制度逐渐地在世卿世族家臣制度中萌芽。
这时，晋国强大世卿世族就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了总管家室事务、充当卿大夫谋臣的相职——家相。
例如《国语，晋语九》云：
“三卿（智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伯国闻之，谏曰：‘…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
此处之“相”即指韩康子之家相段规。又，《史记·赵世家》云：
“三国攻晋阳…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按：《战国策》作张孟谈)私于韩、魏。”
张孟谈即赵襄子之家相。春秋末年晋国强大世族中的这种谋臣式家相，从性质上说，尚属于世卿世族的家臣，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卿大夫家室事务，为卿大夫出谋划策。
他起初也许尚无固定称呼，但是，这种家相性质的相职不久就发展成为相室，以相室的身份出现在世卿世族制中。
这里的“相室”就是从原来充当卿大夫谋臣的家相发展演变而来的。到春秋战国之际，甚至于一般的卿大夫之家也设立了相室之职。
又，《战国策·赵策三》曰：
“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乎？”
除了三晋以外，这种作为世族卿大夫家室之相的相室也发展到齐国。
《韩非子·说林上》记载：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斧离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
可见，相室首先是作为卿大夫的家室之相，而出现于春秋末年晋国世族家臣制度中的。相室的本来含义就是相卿大夫家室之事。
这种含义是沿袭了春秋末年“相其室”的传统而来的。
“室”在西周春秋时代，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宗法血缘体，它一方面指“宗室”，即宗法制度下的大宗，如周室、王室、公室等；另一方面则是指卿大夫家室而言，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作为世族大家庭的“室”越来越普遍。
在春秋时代，这种世族大家庭的主要管理者是“室老”，也即“家宰”。但是，在春秋后期即已出现了“相其室”之类的习惯说法。
如《左传》记载：
“(襄公十九年)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难。”
到春秋战国之际，在世族家臣制度中则正式出现了“相室”一官，作为卿大夫的家室之相。
“相室”一词就是由“相其室”等说法加以名词化之后而产生的，起源于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家室之相的相室一职，后来成为诸侯国的相国（相邦）的前身，即战国时代的相国制就是来源于春秋时代的相室制。
2、从相室到相国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与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诸侯国的强大卿大夫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春秋战国交替的过程中，晋国发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事件。
原来在春秋时代，晋国由赵、韩、魏、知(智)、范、中行六卿专政。
经过相互兼并瓜分之后，赵、韩、魏三家消灭了知、范、中行三家。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成为三个独立的诸侯国。
当晋国的赵、韩、魏三卿化家为国之际，同时也抛弃了春秋时代晋国的中央官制，重新以萌芽于世族家臣制度中的新官僚制度，为基础来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这时，原来作为赵、韩、魏三家卿大夫家室之相的相室一职，也借用到国家政权中作为国相的称呼。
也就是说，赵、韩、魏三卿化家为国之后，其赵、韩、魏三国之相仍沿袭了化家为国之前的家相的称呼，也称为相室。
例如《战国策·赵策四》记载魏国初年宰相范座曾自称：“座虽不肖，故魏之免相室也。”
也正是因为战国初年，三晋各国的相职曾一度沿袭家相之称，称为相室，所以在战国时代的著作中，有时以相室作为诸侯国宰相的泛称。
例如《韩非子》记载：“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
颜师古注《汉书》也以诸侯国之相来解释相室。
颜注曰：“相室，犹言相国，谓宰相也”！这些情况表明，在战国初年的赵、韩、魏，相室作为相国的前身，曾一度作过宰相的名称。
但是，家相与国相毕竟有所区别，使用同一称呼毕竟有所不便。
为了与原来的卿大夫家室之相区别开来，赵、韩、魏统治者立国不久，就将国家之相由相室改称“相国”（相邦)。
相国的职责是相诸侯国之事，相室的职责是相世族卿大夫家室之事，这样才名正言顺，各得其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进谏赵襄子的“相室”在《吕氏春秋·知度》中则称为“相国”，这一变化恐怕就是反映了由相室到相国转变的历史痕迹。
所以说，相国实由相室演变而来相国之制创始于赵、韩、魏，最早见于赵烈侯时代。
3、相邦还是相国？《史记·赵世家》记载“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
可见，在战国初年的三晋之赵已有相国的设置。此后，相国之制由三晋发展到两周（指战国时代分立后的东周与西周）、燕国以及匈奴、中山等少数民族政权。
在整个战国中后期，这些国家的辅政大臣均称为相国。试以赵国为例，除了赵烈侯之相国公仲连外，赵武灵王时又有“肥义为相国，赵惠文王时又“以相国印授乐毅”。从这些记载中可见从赵烈侯到赵王喜的整个战国时代，赵国之相均称为相国。
其他韩魏燕周等国也是如此。
如韩有相国公仲侈，《史记·周本纪》记载“（苏）代见韩相国”云云，魏国有相国长信侯，《战国策·魏策三》云：“支期说于长信侯曰：‘王命召相国。’”周国则“令其相国之秦”。
燕相国则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客卿造谓穰侯曰，“…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谓燕相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亦曰：“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
此外，秦、匈奴、中山也有相国之官。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的“相国”一词，实际上均为相邦。因为现存文献大多经过汉人整理，改相邦为相国是为了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因此，在目前出土的汉以前考古资料中，未见有相国之官，均称为相邦。
如赵有相邦春平侯和相邦建信君，《小校经阁金文》卷十有春平侯与建那(信)君兵器，其铭文曰：
二年相邦春平侯矛。二年相邦春平侯剑。十七年相邦春平侯剑。
八年相邦建信君矛。八年相邦建信君剑。
其中，春平侯即《史记·赵世家》中的春平君，建信君即《战国策·赵策三》的建信君。
魏国相邦则见于云梦出土秦简。秦简中之《魏户律》云：“二十五闰再十二月丙午辛亥，告相邦。”
本律文尾附标题系为《魏律》，文中相邦则为魏相邦无疑。燕国相邦则见于“郾（燕）相邦剑”。
此外，传世的“匈奴相邦”玉印，证明匈奴有相邦之制。
1974年出土的中山王方壶铭文中有“相邦赒”，证明中山国也有相邦之制。
从上文所引证的资料看来，三晋、两周、燕等国在战国时代都是以相国（相邦）来命名其宰辅之臣的，很少有例外现象。
4、丞相制度丞相制度肇始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在战国时代，也只有秦的相职称为丞相，所以，秦国相制是不同于三晋相国制的另一种类型，即丞相制。
秦国从春秋时代开始形成了一种任用客卿的传统。
《史记·李斯列传》云：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美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到战国时代，秦国任用客卿更多，如秦孝公时代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公孙衍等。这种客卿起初只相当于国王的私人顾问宾客，但是，客卿一旦受到国王的信任后，往往被任命为高官要职，权势很大，在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秦国的丞相制度就是从这种客卿制度发展而来的。
秦设立相职最早可追溯于秦惠文王以客卿张仪为相。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秦惠文王十年…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考古资料中有“丞相义戟”，陈直先生考为秦丞相张仪所造。
又《七国考》引《蜀王本纪》云：“秦惠王欲伐蜀…后遣丞相张仪等将兵随石牛道伐蜀焉。”
如果“丞相义戟”和“丞相张仪等将兵随石牛道伐蜀”两条材料确实可靠的话，那么在惠文王时，秦已有丞相制度。
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在张仪之前，秦相当于相职的官员为大良造，又称上大造。
如《史记·商君列传》称“商君相秦”，而其正式官职则为大良造。
直到张仪相秦前不久的惠文王五年，晋人犀首当政，也为大良造。这时的大良造盖为秦国官爵未分、军政合职时的最高长官。
从张仪开始，秦国政权开始文武分职，张仪直接由客卿升为丞相，而没有担任过其他职务。此后的大良造则为军事最高长官，相当于列国将军。如秦昭王时，魏冉为相，白起为大良造。
至秦武王时，秦又确立了左、右丞相之制。
《史记·秦本纪》云：“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
这是文献中关于秦置左右丞相最确切的记载。四川出土的青川木牍证实了这条记载。
牍文曰：
“二年十一月乙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戌（茂）、内史匽。”
据考，丞相戌即武王二年左丞相甘茂。左右丞相之关系即正副丞相，其中以左丞相为尊。
如李斯为左丞相，冯去疾为右丞相。秦始皇会稽刻石则列李斯于前，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又，出土的李斯鼎铭文有“上丞相”之称，均可为证。
5、相国制与丞相制的区别秦国的宰相制度虽以丞相制为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仿效三晋，间或采用相国制。
据文献记载，至迟从穰侯魏冉开始，秦已有相国之官。
《史记·穰侯列传》云：“昭王三十三年，穰侯为相国。”
金文有“十四年相邦冉造”戈和“二十一年相邦冉造”戈，即秦相邦魏冉所造。
此后，秦相国见于记载的则有范雎、吕不韦、相邦樛游、相邦肖等。除了相邦樛游和相邦肖事迹缺略外，其他如魏冉、范雎、吕不韦等均为秦国历史上权势显赫的名相。
所以，秦相国地位实高于丞相。故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大致言之，秦国相制，设丞相时则必为左、右二丞相，设相国时则只有一个为相国。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时代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相制，即相国（相邦）制和丞相制。其中秦国的丞相制在秦统一以后而被继承沿袭下来，而三晋的相国制随着六国的灭亡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国制与丞相制不仅在实行范围、起源方面完全不同，而且在君臣关系、相权等方面也不尽相同首先，从君臣关系说，由于三晋相国制来源于世官世族制下的家臣，所以，相国制所保存的世官世族制余味很浓，相国多出身于贵族，拥有封地。
因此，三晋相国制下的君主与相国之间，除了主要为君臣隶属关系之外，有时尚具有宗法血缘关系、分封关系等因素。
相国的背后具有一种使国君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秦丞相是从国君私臣即客卿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打击旧有的食封贵族势力，在对待旧贵族这一点上，它与国君是完全一致的。
秦国丞相或相国纯粹属于国君的臣僚，几乎全以客卿充任。用贵族为相之例是很罕见的。
关于这一点，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二中曾说过：
“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要、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
其次，就相权而言，在三晋相国制之下，相国权力很大，并且地位也较稳固，如赵相国肥义、平原君，韩相国公仲侈等。
而秦的相权则自具特点，这就是权力虽大，地位却不稳固。考察秦的相权虽因人因时而有所不同，但是，总的说来，秦的丞相或相国在位期间都能充分行使其权力。
如张仪、魏冉、范雎、吕不韦、李斯、赵高等权力都曾显赫一时。不过，君主却时时处于监视和操纵相权的地位上，如果失去国王的信任，即使权势再大的丞相或相国，国王也可以任意罢免，甚至置诸死地。
如张仪、魏冉、吕不韦、李斯等名相均未老于相位，都先后被罢免或杀戮。
秦统一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巩固与加强，丞相职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央政权中实行皇帝监督下的丞相集权制。丞相对一切国家大事均需负责。
西汉前期，正是继承了秦代丞相“无所不统”的传统，并加以发展完善，才形成了丞相职权的高度强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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