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的相遇，每一次看似随意的邂逅背后都藏着命运的安排。去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人。
我叫小刘，今年35岁，在江南小县城一家私企当会计。这里不比大城市繁华，街道两边的老房子斑驳着岁月的痕迹，街角的榕树见证着几代人的故事。每天早上，我骑着那辆陪伴我七八年的老凤凰自行车，从东头骑到西头上班。
记得那是去年夏天最热的一天，太阳烤得柏油马路都快化了。我骑着自行车往单位赶，谁知半路上链条突然断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抬头看看表，要迟到了。正抓耳挠腮时，就听见一阵”吱呀吱呀”的响声，回头一看，是个推着破三轮车的老大爷。
那老大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高高挽起，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三轮车上堆满了废纸板和易拉罐，一看就是捡破烂的。不等我开口，老大爷就把三轮车停在路边，笑眯眯地问：“咋了，车坏了？让我瞧瞧。”
老大爷蹲下身子，动作麻利地就开始修理。他从三轮车上翻出个破工具包，里面各种扳手螺丝刀一应俱全。看他修车的样子，哪像个捡破烂的，倒像个老师傅。不到十分钟，我的车就修好了。
我掏钱要给他，老大爷摆摆手说：“这点小事，不用钱。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改天来我家喝茶就是。”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就住那儿，巷子最里头那间房子，姓王。”
那时候我哪知道，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王大爷，会让我见识到什么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日子一天天过去，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没顾上去王大爷家。每天早上上班，总能看到他推着三轮车在街上转悠。街坊邻居都叫他”王拾荒”，说他住那个巷子里快二十年了，一个人过活，也没个亲戚来往，就靠捡破烂度日。
要说这王大爷也怪，大家给的剩菜剩饭从不要，自己种的菜倒是经常送人。有人看他可怜，想给点钱，他也不收。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就像习惯了街角那棵榕树一样。
转眼到了深秋，那天下着小雨，我想着总该去还这个人情。就买了些水果，循着记忆找到那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的墙上爬满了青苔。走到尽头，看见一间矮平房，红砖墙都快被雨水泡得发黑了。
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我正想走，突然看见门缝里露出一丝光。推开门一看，差点没认出这是住人的地方。屋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方桌，就只剩下墙上挂着的一些破旧照片。
正要喊人，忽然被墙上一张照片吸引住了。照片虽然发黄，但能看清是在什么研究所门口拍的。最让我震惊的是，照片正中间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分明就是年轻时候的王大爷！
我正愣神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小伙子，你怎么来了？”
回头一看是王大爷，他还穿着那件蓝布衫，肩上的雨水都没擦。见我盯着墙上的照片，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看出来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王大爷把湿漉漉的工具包放在地上，从破柜子里翻出两个茶杯，倒了热水。杯子虽然缺了口，但擦得很干净。他坐在方桌边上，慢慢地说：“那时候我在省城的机械研究所当工程师，专门研究精密仪器。”
我端着茶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面前这个每天推着破三轮车捡破烂的老人，居然曾经是个工程师？
王大爷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生锈的铁皮箱。箱子上的锁已经坏了，打开后里面全是发黄的证书和奖状。最上面那张，赫然写着”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国家要搞现代化，我们研究所就承担了一个重要项目。我带着团队做了三年，总算把关键技术攻克了。”王大爷说着，眼睛里闪着光。
我翻着那些证书，上面的日期都集中在八十年代初。突然，一张全家福从证书堆里滑了出来。照片上，年轻的王大爷站在中间，旁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怀里抱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
王大爷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那是我儿子，叫小波。他妈妈是我们所里的技术员，我们一起参与了那个项目。那年小波刚满三岁。”
说到这里，王大爷停顿了很久，才继续说：“八四年冬天，他们娘俩去外地探亲，遇上了车祸。那时候我正在实验室做最后的测试，等接到消息已经晚了。”
雨声渐渐大了，顺着破旧的房檐滴答滴答地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看着王大爷慢慢擦拭那张泛黄的照片。
“项目完成后，所里给了我一套房子，还说要提拔我当副所长。但我总觉得那房子太空，那实验室太冷。干了半年，我就辞职了。”
“后来我就来了这个小县城，租了这间房子。开始是帮人修自行车，后来发现捡废品的人挺多，就跟着一起干了。反正一个人，能糊口就行。”
我看着满屋子的破烂和墙上的照片，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二十年来，王大爷不是为了生计去捡破烂，而是在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惩罚当年那个把工作看得比家人还重要的自己。
[未完待续] 从那天起，我经常去王大爷家串门。他的厨艺很好，种的蔬菜新鲜爽口，煮的茶汤醇厚清香。每次去，总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王大爷不光会修自行车，家里坏了的电器他都能修。邻居家的电视机、收音机、电风扇，都经过他的手。修好了从来不收钱，最多收几个鸡蛋。
街坊邻里都说王大爷是个怪人，住那么破的房子，却把修东西赚的钱都捐给了希望工程。每年都要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从小学一直供到大学毕业。
去年冬天，王大爷突然病倒了。送到医院一查，是肺癌晚期。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要去收废品。护士翻他的枕头，发现一本存折，上面有二十多万存款。
王大爷在弥留之际，把存折塞给我：“这些钱，都捐给希望工程。我这辈子没能看着小波长大，总得让别人家的孩子有书读。”
整理王大爷的遗物时，我在那个生锈的铁皮箱最底下，发现了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我曾经以为，科研成果就是人生最大的价值。直到失去小波和他妈妈，我才明白，爱和生命才是最珍贵的。这些年在街上捡废品，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听着他们喊爸爸妈妈，我就觉得值了。”
如今王大爷走了，他那间破房子也拆掉了。但街坊邻里还记得，那个推着三轮车的老人，会修各种东西，种着一院子蔬菜，供了几十个孩子上学。
那张泛黄的研究所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有时候看着照片上意气风发的王大爷，再想想他后来的选择，总觉得有太多话想说。在这个充满物欲的社会里，有人选择活得清贫，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看透。
你说，这样的人生，值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