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是天下最难处的关系”，这句老话在我们农村可谓深入人心。每当村里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喝酒，总免不了要说说自家的婆媳关系。可我却觉得，比婆媳关系更难处的，是一个”钱”字。
我叫李秀英，今年38岁，在江南小县城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我们这县城不大，就一条老街，街上开着几家老字号的小店，卖些针头线脑的东西。记得小时候，妈妈常带我来这条街买布，那时候的布店门口总是挂着大红绸缎，在风中招展，像过年时挂在房檐下的灯笼一样喜庆。
十年前，经人介绍，我嫁给了当地建筑公司的水电工张根生。说起这桩婚事，还真是一波三折。根生长得老实，干活麻利，就是不爱说话。头一回相亲，他就坐在我对面，脸红得像猴屁股似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倒是他妈在一旁说个不停，夸他这个好那个好，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那时候我刚从服装厂技校毕业，拿着每月八百块的工资，在村里也算是体面人家了。本来我妈不太同意这门亲事，说根生家境不好，怕我吃苦。可我觉得，人嘛，只要肯吃苦，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再说了，根生虽然木讷，但眼神清澈，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结婚那天，我穿着崭新的红裙子，踩着高跟鞋，坐在婚车上，心里美滋滋的。可谁知道，这才是我苦日子的开始。
婚后不久，我才知道根生家的情况。他爸为了在镇上建房，借了二十万的高利贷。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二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妈有严重的风湿病，常年吃药，一年光药费就得好几千。还有他弟弟在读大学，每学期的学费生活费也要不少钱。
刚开始，婆婆还算客气，总是笑眯眯地叫我”秀英啊”。可慢慢地，她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工资的事。后来索性直接了，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她就站在门口等着。我的工资全部上交给她，连买卫生巾的钱都要跟她开口。
根生呢，就像个木头人似的，从来不敢说个”不”字。每次我提出异议，他就低着头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屋子里烟雾缭绕，跟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态度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根生省吃俭用，租住在工厂附近一间破旧的平房里。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墙皮都快掉光了，阴天下雨还漏水。我们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一张破旧的木床，一个老式电视机，还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生活的艰辛，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不是什么新鲜事。隔壁王婶常说：“秀英啊，你这日子过得也太委屈了，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我总是笑着摇摇头，说不委屈。可心里明白，这日子比绞肉机还难熬。
根生的工资也不少，每个月能拿到三千多。可是除去还债，剩下的钱连个角都见不到。婆婆说这是为了全家，可我总觉得这个”全家”里好像没有我的位置。
村里人背地里都说我傻，说我这是嫁给了债主。有时候在街上买菜，还能听到别人嘀咕：“看，就是她，一个月工资全给婆家，连个零花钱都没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着，直到去年冬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本该是件喜事，可在我们家，却像是捅了马蜂窝。婆婆一听这消息，脸立马拉得老长：“这孩子可不能要，家里还有一堆债没还清呢！”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根生在外面抽了一夜的烟，天亮的时候，我看见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像极了我们这十年的婚姻。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医院门口，我遇见了多年未见的妈妈。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深了许多。看见我，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紧紧地抱住我。
就在那天，一个惊人的真相被揭开了。根生来医院找我，手里拿着一沓银行流水。原来这十年来，我妈一直在默默地帮我们还债。每个月，她都会悄悄往债主的账户里打钱。
那一刻，根生跪在医院的走廊上，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他说他早就知道这些年我过得有多苦，可他不敢反抗他妈，怕这个家就此散了。
婆婆知道这件事后，整个人像是瞬间老了十岁。她跪在我妈面前，说了声：“对不起。”这是这十年来，我第一次听她说这三个字。
后来的日子，就像是破晓后的晨光，慢慢亮堂起来。婆婆不再开口要钱，还主动承担起照顾我的重任。根生也变得话多了，常常陪我去产检，还给我买些水果零食。
去年年底，最后一笔债终于还清了。全家人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气氛和睦得让人感动。看着餐桌上其乐融融的场面，我突然明白，原来家人之间，不是只有债务，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黄小二
阿Q精神式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