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日本向唐朝先后正式派遣唐史20余次，除3次“送唐客使”、1次“迎入唐使”和2次未能成行外，实际入唐14次。〔2〕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学生、学问们，在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特别是留学生进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唐文化，据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记载，”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无不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差不多接收过去了，真可谓“全盘唐比”了。

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汉文《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七月，留学隋唐的学生福因，学问僧惠齐、惠光，药师惠日等回到日本，向天皇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这些人建议召回已经学成的留学生、学问僧，让他们在日本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式备定’的天皇制国家”。

这就是日本“全盘唐化”的起因。

一、大化改新

大化二年（646）元旦，孝德天皇颁诏“改新”。首先是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变为公地、公民。与之相应的经济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每6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6岁以上的男子授田2段，女子为其2／3，私奴婢给良民的1／3，死后归公。受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其后的各种法令中，“口分田”、“职分田”、“公厩田”、“宽乡”、“狭乡”、“正丁”、“次丁”，租庸调等等名称都是抄写唐朝律令，连具体条文也基本抄袭。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

大化四年，根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制定的方案，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罚）、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

在军事方面，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师（今大阪）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3年一轮代。其卫府、军团、防戍的设置以及“民兵合一”的情况，基本是搬用的隋唐府兵制度。 推古天皇以前，日本没有律法，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回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南渊请安等，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时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条文带回去。

据日本学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420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今》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仪》而成。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议”、”八虐”，分别脱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

《大宝律令》为日本古代史上最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大化改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后，从天智天皇至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始终沿用唐律。

因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这样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奈良至平安时期”，即公元710年至1192年，正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二、国家名称和认同

除了唐朝样板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田制和税制，防人制，天皇律令制政体之外，日本正式有了国名和纪年，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是的，日本原来并没有自称的国名，中国唐朝以前一直称之为“倭”、“倭国”、“倭奴国”，含有“多山之地”的意思。7世纪初，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方在“倭”字之前加了一个“大”字，称“大倭”，后来演变成“大和”，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倭”是中国为之所起国名，“日本”这一国名，是唐朝时出现的。

早在隋朝，其王致书炀帝即自称“日出处天子”。其后，遣唐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至武则天时，唐朝正式称其为日本。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日本”二字作为国号，首先载于日本史籍者，便是养老四年由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等修成的汉文《日本书纪》。书中，将“倭”、“大和”等对日本的古称均改为“日本”，这是“日本”这一国名在日本官方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日本这一国名的产生，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的烙印。国号如此，年号的起用也如此。天皇制建立之初，并无年号，只是某天皇某某年，如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孝德天皇即位后，仿效唐朝，于公于645年起用“大化”这个年号。从此，在日本史上便有了天皇号及年号这一纪年的定制，沿用至今未改。

三、城市建设

日本见识到了长安等唐朝城市的繁华，意识到了建立统治中心的重要性。圣武天皇时，太政官奏议：京师乃帝王所居，万国朝宗之地，如不壮丽，将何以表德！于是，日本先后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

虽然它们占地面积不等，但都是仿照唐朝长安城的规模修筑的。其中，奈良的平城京最为典型。“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宫城位于城的中轴线北部，棋盘式的街道划出方块形的坊里，街巷中线都直对一个城门，设东市、西市。中轴线大街亦称“朱雀大街”，青瓦、红柱、粉墙、各宫均挂扁额，建筑壮观。

日本史家称之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唐长安城原貌已不复存在，平城京却成为今天研究唐代城市建筑的一座珍贵的实物模型了。

　　四、学习唐朝文化

由于遣唐使和回国留学生的推动，日本国还广泛地吸收和仿效大唐国的礼仪、服饰等项制度，以至影响到日本的某些民族风俗的形成。 遣唐使中的大使、副使或判官，大都通晓经史、长于文学。他们回国后，不少人位列公卿，因而在仿效或移植大唐国的制度、文比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模样，改为右襟。

吉备真备，养老元年作为留唐学生入长安学习经史，历时18年，于天平六年返日，带回《大唐开元礼》130卷。胜宝四年，作为副大使再度入唐，返日后在太宰府任大贰，为东海、南海、西海各道节度使，造棉质袄、胄20250具，完全仿照唐朝的新式样，按五行配色，每4050具为一色。

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再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一准唐议”。所以，其文官的朝服，头戴冠免，身着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内裤，有褶的夹衣卷起到腰间，脚着朝靴，与唐朝文官装束无差。

弘仁八年（818），嵯峨天皇下诏 ：“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习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到现在。

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此时也大量被引入。

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

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 ”，普及“唐音”即“汉音”。“吴音”，指古代江浙地区的字音；“汉音”，指古代长安、洛阳等地传到日本的字音。

很快，“万叶假名”出现，为日本自己的语言文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

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以唐朝为模板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

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

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

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也影响极深。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

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

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大量唐朝朝及以前的中国乐谱在日本保留至今，而中国已经基本亡失。这些乐曲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日本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 除此而外，诸如围棋、相朴、汉方医学、茶道、日本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等等，无不从各个侧面展示着日本文化在“大化改新”至平安时期全盘唐化的倾向。

五、日本史书编撰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　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

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六、学习唐朝而没有成为唐人

日本民族确实很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使其始终保持着飞速前进的势头。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总结7-10世纪唐朝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是说：

“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本人很好的地做到了学习而不是“学样”，在唐朝文化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文化。

他们是主动去学习唐朝的 ，唐朝并没有派人去日本“传教”，也没有主动要求日本改变自己。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在白江口之战被唐军打得大败，此后唐军使者数年之内几次来到日本，带着数千人马和几十艘船只。唐朝使者甚至一直逗留日本不走，日本人无可奈何。

什么样的动力才会驱使一个自古以来独立的国家去全盘学习另一个国家，我想着个问题是有明确答案的。

参考：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国古代之法律》、《隋书》、 《日中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