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位列世界四大文明，是未曾发生断裂的古老文明，其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自是不言而喻。若论历史，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民族自豪感，但即使是这样令人引以为傲的东方巨龙，也有屈居无底暗沟的时候。

谈及清朝，热播的《如懿传》、《甄嬛传》可能会首先映入各位的眼帘，脑海中浮现出清宫妃嫔之间的辗转情思、宫廷生活的奢侈豪华。

或许也会想到经典老剧《康熙王朝》中，一代帝王于逆境中拔起，除鳌拜、破三藩、收台湾，真可谓是一怒而安天下。

但正是这如日中天之时，歌舞升平之景的背后，大清的丧歌，华夏的悲乐已经悄然奏响，西方的坚船利炮直插华夏中心，近邻日本在发展中野心膨胀，清朝在内部消耗和外部夹击中，慢慢日薄西山。

极具生命力的中国为什么到了晚清时期会遭受前所未见的巨变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近代的中国如同一个步入黄土的枯槁一般，踟蹰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底端呢？

一、孕育在自我封闭中的畸形经济

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元素，可惜，在清朝时中国的外贸活动便一落千丈了。

可能是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的“华夷之辩”，对于满族贵族来说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霾。汉族士大夫越是诋毁满族统治者为“夷”，满族贵族便越是病态的维持“中原正统”，越是要申明自己的“文化中心论”。

这种矛盾思想投射在外贸活动上，就演变为轻蔑心理的转移，把外来的欧美人视为愚钝不堪的野蛮人群，从而闹出许多类似“站着还是跪着面见皇帝”的笑话。

在实际处理外贸事务上，清朝于1757年明确了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大量的外国商人云集广州，但是却没有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只有零散的贸易商行聊以充数，连外商想踏足广州城内也困难重重，多受限制。

虽然在重重条规限制下的广州仍是收揽了不少关税，但多数成为了统治阶级满足物质欲望的存在。外贸也仅有寻奇猎怪的作用，整个国家对贸易存在抵触心理，而统治者也并未注意到外贸对本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世界上“贸易出超”的角色也渐失光辉。

二、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政治偏差

清代统治者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具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少数民族政权。

这种特殊的身份致使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衍生出一套独特的政治体系，给中国近代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1644年，历来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在清人的铁骑践踏之下轻易攻占，这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而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在之后的战役中，清人势如破竹般挺进京师，广大的中原地带和边疆地区也轻而易举地纳入囊中。

对于这轻易得来的广大领土，满洲贵族将采取怎样的统治措施呢？

首先树立满洲贵族的特殊统治地位，维护满洲贵族对自身民族的归属感。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满族与汉族之间被人为的画出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

直到清朝已经建立了一百一十年之久，乾隆还坚持施行“不准读书、不准学习汉字汉文、不准操练除骑射之外的技能”的政策。在官僚选拔上，政府各部侍郎以上的官员，满人必须占据半数以上，地方总督、驻防大臣、全国半数的各省巡抚，也必须由满人任职。

军事技能上的自我束缚和政治隔绝政策，是清政府亲自埋下的祸根之一。

年深日久，“八旗子弟”变成了畸形的寄生阶级，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的生活被渐渐淡忘，带有草原雄风的作战能力也抛之脑后，整个军事体制日趋腐朽。

同时，满人在政治上的优越垄断地位，也让那些不注重读书但精习满语骑射的满族人身居上位，政治体系也日益倾颓。

程颐曾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曾作出这样的见解——“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大意为整治天下的重任于宰相一职关系重大；皇帝在治理国家时的品德行为的成就由士大夫纠正指引。以百官和宰相为约束，指导纠正皇帝，是宋代程颐的治国之道，体现了当时士人对自身地位与价值的自信。可是到乾隆这里，便是嗤之以鼻。他公开指责程颐的说法，称“且使为宰相者，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

总而言之，清廷不仅废除宰相一职，还规避了行使皇权时要经过三省六部的“弊端”，增添了代表皇帝个人意志的军机处，以塞众士大夫之口。

俗语曾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当权者仅仅依靠其满族统治阶级来治理国家，在政治体系渐趋凝滞，军事体制逐步腐朽的现状下，皇权又高度统一，整个国家从内部蛀空，于外部挽救无力，在皇帝个人年老昏聩和新皇愚钝的情况下，帝国在1840年的惨败其实是可预见了的。

三、落于人后的武器配置

依靠武力撬开中国边疆的清人，在日后的统治生涯里却对军事疏于管理，正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在宁远城下见识过红夷大炮威力的八旗兵，火器弹药应该会深深印刻在清人的心中，但为何明朝的大量军火却会被闲置在仓库中，以至于锈蚀腐烂不可用呢？

为何把握在清军手上的竟然是传统的弓马刀枪呢？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也只能叹息历史的倒退！

但清人对于火炮弹药和近代军事也并非完全抛弃，海军方面，于大沽口、台湾、旅顺口、旅顺、厦门等地许多炮台拔地而起，同时广东水师、东三省水师、江南水师、山东水师等海军部队也相继成立，似乎看起来煞有其事，但其实在这些防御部署下埋藏着致命的弱点。

如此严密的海防部署其实只是为了“海禁政策”能够顺利推行而建立的，它的存在是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维持“孤立状态”的武力依仗。

而且，这条防御线也有着缺陷，如炮台是固定在城墙上的，不能转动和迁移，对目标攻击时只能进行单一的单点进攻，且炮台没有顶盖，呈开放式的状态。而且整个水师阵营也是相互割裂的，无法统一作战、灵活应敌。

这样的军事能力应付单一的海盗倒还勉强应对，但在英国真枪实弹的攻势下，自是一触即溃。

陆军方面，清王朝的陆军部队以八旗和绿营制度为主，虽然在满清贵族还未一统中原时，这些八旗兵在沙场上势不可挡，但是随着清军入关，再加之民族优势政策，使得这些原本就世代传业的八旗兵生活更加富裕安稳。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人口也繁殖增多，过多的人口与有限的兵额起了严重的冲突，清政府为了缓解八旗兵的窘境，扩大了兵额。正是这一举措，使得八旗兵鱼龙混杂，不仅老人掺杂其中，有时连小孩也混入队伍中。

绿营兵（亦是世兵制度）情况也大致如此，同样存在着吃空饷、少训练、兵员实际人数与定额不符、兵员质量低等情况。军队的腐败与脆弱，从多次御敌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军迅速扩张可以看出。

话至于此，不免感叹多少艳溢香融之色，终归易得凋零。

其实中国之耻仅仅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显露出来罢了，真正的帝国之殇早已根植在清廷的土地中，生长得盘枝错节、不可撼动。

四、顽固坚守与东西夹击

清朝统治者登上皇位，确立正统之后，第一件要紧之事，便是堵住悠悠众口，可从哪里下手最为长久、可靠呢？当然是要以禁锢读书人的思想为要务。

“尊孔”是清朝的一种潮流，可是仔细看来却并非如此，这不过是清朝统治者蒙骗人民的手段罢了，这种“尊孔”潮流，里面并没有“仁”、“礼”的形象，甚至连后来“进化”出的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也完全抛弃了。

清朝的“尊孔”，只是为了使天下的思想活动势头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用科举为手段，让天下读书人埋头于古书之中，醉心于翻阅旧资料，考据小学（考据学的突出成就是小学，即文字学。文字学的研究是以《说文》为中心而展开）成了时代的主流。

与作茧自缚的清王朝相比，西方国家却经历了一次次自由、民主、科学浪潮的洗礼，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随着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逐渐成型和膨胀，其扩张的内核也日益凸显出来，而中国对此却一无所知，连英国军队攻入国土时，道光帝还不知英国在哪里。

与此同时，清王朝身边还潜伏着一枚定时炸弹。多年来以中国为学习榜样的日本，突然换了风向，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内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纠缠在一起，用西学推动着整个国家逐步发展，向西方世界靠拢。

对于近在咫尺的中国，疯狂渴求发展的日本，也渐渐地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几近凝滞的晚清社会终于迎来了其不得不变的节点，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晚清最终支离破碎，向历史交付了他最终的答卷，而中国也在这场巨变中开启了仓促的应变，迈向了曲折幽暗的百年磨砺之路。

回首1840，岁月无声，已过百余年。

其间的辛酸，与如今的新中国相比，已然是换了人间。但检习历史，才能令今人更明兴衰之由，这也是探究历史的一大益处。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中国历史的发展任务已然传到了我们手中，于暗流涌动的21世纪，我们又该如何谱写出新的盛世华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