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双面间谍”，延安时期密谋行刺毛主席，解放后又密谋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均全身而退；他和蔼和亲，却被骂“人面兽心”；他与蒋经国感情深厚，却一生两袖清风；他抓过李登辉，迫降过辜宽敏，让“台独”分子恨之入骨；他反共投蒋，晚年却被中共高层当作贵宾接待。他就是台湾“调查局之父”沈之岳。
沈之岳出生于1913年，浙江仙居人。1933年考入复旦大学。求学期间与共产党同学一起组织工人运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为免受酷刑，沈之岳谎称自己是某国民党大员的的亲戚而成功骗过特务。戴笠闻知此事，认为沈之岳有点本事，就说服他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
沈之岳后来被戴笠送到浙江警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从事特务活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共产党外围组织。
1938年，戴笠命沈之岳潜入延安，加入中共，伺机暗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高层。
当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以中央大学萧致平教授私人助理的身份，混入教授访问团到达延安。因为毛主席与萧致平有私交，沈之岳成功骗取了中共信任，进入延安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在抗大，沈之岳像共产党员那样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任劳任怨，为抗大和共产党做了不少事，赢来广泛赞誉。
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对其特别赏识，认为他虽然来自国统区，却没有国统区青年的骄娇二气，他甚至当着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的面夸奖沈之岳，认为沈值得培养。不久，在康生的推荐下，沈之岳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
因为表现出色，沈之岳不久又升任区队长，其后利用抗大同学的关系，介绍很多特务参加延安训练机构受训，同时多方收集中共机密情报，密报戴笠。
有一段时间，沈之岳甚至还进入过中共机要部门做收发工作，得以近距离接触毛主席。但他的过分热情和对情报工作的关注，终究还是引起了善于识人的毛主席的怀疑，不久即把他调离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
在延安期间，沈之岳与江青还有过交往。
由于二人都有在上海工人运动中被捕的经历，相识之后就觉得格外亲切；加上沈之岳篮球打得好，还有一架“莱卡”相机，而恰恰江青又喜欢拍照，因此二人常在一起拍照、聊天，沈之岳也从江青那里得到不少机密情报。
即便如此，沈之岳始终没能找到行刺中央领导的机会。
他进入机要科工作时，中央已经成立警卫营，加强了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直到调离延安，沈之岳都没有机会下手。
值得一提的是，有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遭屠戮，与沈之岳不无关系。
1939年，毛主席派沈之岳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工作。其后，沈随叶挺、项英到达江西。皖南事变爆发时，沈之岳正在新四军部队中。因此有人认为，正是沈之岳把新四军动向报告给戴笠，才让顾祝同对新四军的行踪了如指掌。
皖南事变之后，沈之岳潜回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蒋对其嘉勉有加，戴笠则任命沈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1943年，沈之岳又出任军统局东南特侦站站长，开始以公开身份亮相。
至此，中共才得知沈之岳是国民党的人，从此视之为“叛徒”。
1949年5月，浙江解放，蒋介石很担心共产党会报复自己，挖掉蒋家祖坟。沈之岳再次显示出会给“领袖”号脉的本事，专门让人潜回奉化，把蒋家祖地全部拍照后密送蒋氏父子。
此举受到蒋介石的激赏，而沈之岳的“飞黄腾达”也由此开始。
数立“奇功”，让把持台湾特工机构的蒋经国也开始留意沈之岳这个“奇才”，准备召至麾下成为自己的“首席特工”。
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协助蒋经国组建培养特务干部的训练班。从此，沈之岳与蒋经国开始频繁接触。后来沈之岳在大陈岛担任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4年，与蒋经国朝夕相处，交情日厚。
从1956年到1960年，沈之岳先后担任台湾 “中央委员会南方工作组”组长、“调查局”副局长、“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等职，并连任“中央委员”16年，可谓官运亨通。
1963年4月，沈之岳奉命潜至澳门，秘密设立特务机关，从事对大陆的袭扰和情报活动，并密谋行刺出访柬埔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但是早在沈之岳离台赴澳前，国家公安部就已掌握其行踪。
时任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说，沈之岳离台前，我们已将他化名孙子超，以及他在澳门哪个酒店开房、入澳任务、要接见的人员、联络的方式、信件等情报送到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把他捉拿归案，但考虑到两岸关系，后来还是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只是通过外交途径，把沈及属下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由澳葡当局抓捕了一批特务，将沈驱逐回台湾。
1964年6月，在蒋经国的力荐下，沈之岳调任台湾“调查局”局长，由此获得台湾“调查局之父”的称号。
1979年3月，66岁的沈之岳想在“大顺”之年退休。但蒋经国却不愿他离开，聘他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并在自己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办公室，将沈留在身边。由此可见沈之岳在蒋经国心目中分量之重。
由于二人交谊深厚，直至蒋经国去世，沈之岳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最受倚重的元老级人物。
1990年，沈之岳罹患前列腺癌晚期，3年后癌细胞转移至肺部。沈之岳接受夫人建议，到北京寻访名医为其治病。
中央有关方面得知沈之岳来京，派人到钓鱼台国宾馆向其传达中央领导有意接见他的打算，却被沈婉拒。沈之岳说：“我来北京只是看病，不为别的。”
他也不愿接受北京对他吃住行方面的招待，坚持所有费用自掏腰包。
张爱萍将军是沈之岳在抗大的同学，得知沈到来，专门请李时珍的后人为其诊治，并亲自到宾馆看望。
在张老将军的劝说下，沈之岳接受了中央高层接见。大陆方面本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原则，对沈不计前嫌，只是希望能了解一下他离开大陆去台湾期间的经历。对大陆而言，这段历史还是空白。
至于后来双方都谈了些什么，至今并无相关记载。
1994年2月，沈之岳在台北去世，享年82岁。
这位国共隐蔽战中的特殊人物，从此成为历史，带走了许多未能留存于世的秘密，成为国共两党两军潜伏阵营中的一大谜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国共双方对沈之岳的身份都持怀疑态度。
在沈之岳的悼词中有这么一段话：
……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香港名记陆铿也说：
“国民党直至90年代中期，才从……张爱萍挽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
陆铿之意，沈之岳是中共派到台湾的红色间谍，而国民党直到其去世后才发现。
但张爱萍将军的悼词寓褒于贬，并未明指。
所谓一事二主，既可解释为沈之岳曾效忠国共两党，也可解释为他先后臣事蒋家父子两代，根本无法确定沈到底是红色特工还是中共叛徒。
直到今天，关于沈之岳的身份问题，都还是个谜团，有待更多的史料公布，更多的学者、读者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