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黄晓韵译

* “魔鬼涎”（las babas del diablo）是一个阿根廷俗语，指蜘蛛丝。秋天时，蜘蛛顺着风向吐丝，这些银色的丝线纤细而闪亮，蜘蛛借助它和风力能走到很远的地方。“baba”在西班牙语中还有胡言乱语的意思。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曾根据此短篇小说改编拍摄了著名电影，亦即他的代表作之一《放大》（1966）。

我们永远不知道该如何讲述这件事，究竟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二人称，用第三人称复数还是不断地制造无用的表达方式。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他们见到【在原文中，这句话的主语为“我”（yo），但它对应的谓语动词“看”（ver）的变位采用了第三人称复数的变位形式（vieron），理论上是违反西班牙语语法规则的】月亮升起”，或者“我/我们【在原文中，谓语“使疼痛”（doler）有两个宾语：“我”和“我们”】的眼睛疼”，甚至能否说：“你/金发女子是云朵，不停地在我的/你的/他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面前奔跑。”这真是魔鬼！

要是在开始讲述前能喝杯巴克啤酒【德国的一种烈性黑啤酒】，让机器在那儿再闲一会儿（我用打字机写作），那就完美不过了。这不是一句套话。完美，没错，在此将要进行讲述的孔眼【指代相机镜头】也是一台机器（另一种机器，康泰时【德国照相机品牌】1.1.2.），也许一台机器比我、你、她——那个金发女子——和云朵更了解另一台机器。但像我这样的傻瓜也只能靠运气了，我知道我一走开，这台雷明登【美国早期的一家打字机制造商】就会僵化在桌子上，比运动中的静态物体还要呆板。于是我必须写作。如果这件事要被讲述，那么我们当中就必须有人要写作。而这个人最好是死去的我，因为死去的我比其他人所冒的风险更小；这个我除了云以外看不见别的东西，因而得以专注思考、写作（那儿又飘过一片云，灰色的边缘）和回忆，这个我死去了（同时又是活着的，这不是试图欺骗任何人，到时就会明白，因为无论如何我必须起步，从这一头出发——也就是过去、开始时的那一头，它无疑是讲述的最佳起点）。

忽然间，我开始质疑为什么非讲述这件事不可，人竟会开始质疑自己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质疑自己为什么接受晚餐的邀请（这时一只鸽子飞过，我觉得是麻雀），或者为什么在听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后，我们的胃会发痒，心里无法平静，非得到隔壁办公室亲口将故事讲一遍；如此我们才能感到舒心和满足，得以重新投入工作。据我所知，没人对此作过解释，最好的做法就是放下顾虑去讲述故事，毕竟没人会为呼吸或穿鞋子这样的事感到羞愧；那是人们常做的事，当有奇怪的事情发生时，当我们在鞋子里发现了蜘蛛时，或者呼吸时有被碎玻璃扎的痛感时，我们就应该讲述这些事，跟办公室的年轻人或者医生说。哎，大夫，我一吸气就……一定要讲出来，一定要把胃里的痒除掉。

既然要讲述，那就要理好次序，我们从这个房子的楼梯走下去，走到十一月七日礼拜天，正好一个月前。往下走五层就是礼拜天，那天的太阳是地道的巴黎十一月份的太阳，让人不由自主想出去走走，一边欣赏街上的事物，一边拍照（因为我们以前是摄影师，我是摄影师）。我知道最困难的是找到讲述方式，我不忌讳重复这一点。难处在于没有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讲述者，我究竟是我、还是发生了的事、还是我正在看的东西（云，有时是一只鸽子），也许我所讲述的仅对我而言是事实，仅对于我的胃，对于那些急于逃离、以某种方式完结这一切的欲望而言是事实，不管这事实是什么。

让我们慢慢地讲述吧，随着我把它写下来，事情会逐渐变得清晰。要是我被替换了，要是我已不知道该说什么，要是云已散尽、出现了别的东西（因为不可能一直看着飘过的云，偶尔是一只鸽子），要是以上某种情况……在这些“要是”之后，我应该写什么，该怎样正确地结束这个句子？然而，一旦我开始问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讲述；最好还是讲述吧，但愿讲述能够作为一种答复，起码对于某些读者而言。

罗伯特·米歇尔，法国和智利的混血儿，是他所处时代的翻译和摄影爱好者。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礼拜天，他从王子大道十一号走到街上（这时飘过两片小云朵，镶着银色的边）。他花了三个礼拜将圣地亚哥大学教授何塞·罗尔贝尔多·阿连德的反对和上诉文件翻译成法文。在巴黎，风是很罕见的，更不用说在街角骤起的旋风，它抽打着古老的木制百叶窗，惊动了窗后的妇人们，此时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最近几年天气的不稳定。然而太阳也出来了，它乘着风与小猫嬉戏，在如此美好的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到塞纳河港口闲逛几圈，拍几张议会大楼和圣礼拜堂的照片。我估计十一点的光线正合适，那是秋季最好的阳光；而那时十点还不到，为了消磨时间，我转而走向圣路易岛，在昂儒码头逛了起来。我看了洛桑别墅片刻，念了几句阿波利奈尔的诗歌，每次经过洛桑别墅前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起这几句诗（尽管我应该想起另一位诗人，但米歇尔是个顽固的人）。风突然停了下来，太阳变得比先前大了至少两倍（我想说比先前更暖和，但其实意思没有区别），我坐在栏杆上，在这个礼拜天的早上感到无比地幸福。

在战胜空虚的众多方法中，摄影是最佳的选择之一，并且早在幼年时期就应该教会孩子，这项活动讲求纪律和美学教育，眼光要敏锐，手指要稳。但这里说的不是记者们窥探谎言、捕捉从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官邸所在地】走出来的大人物那笨笨的侧影的那种行当。无论如何，带着相机就意味着有责任专注起来、不能错过一缕阳光反射在古老的石头上那意外而美妙的光线，不能错过一个拿着面包或牛奶回来的小女孩那马尾在空中跃动的奔跑画面。米歇尔知道摄影师个人看世界的方式往往会被相机强加给他的视角所取代（此时飘过一片庞大的、几乎是黑色的云），但他并没有灰心，因为他知道只要出门的时候不带上康泰时，就能恢复原本那闲散的心情、那没有取景框的视角、那没有使用光圈和1/250秒快门的光线。就在现在（这算是什么词，现在，那是多愚蠢的谎言）我能坐在河面的栏杆上，看着黑色和红色的船驶过，无须以拍摄的角度取景构图，只让自己放任事物的去留，静止地与时光同步而行。风已经沉寂了。

我沿着波旁码头一直走到岛的尽头，那里的私密的小广场（“私密”是因为它小而非隐蔽，它向河流与天空完全敞开）让我喜欢不已以至流连忘返。那里除了一对情侣以外别无他人，当然还有鸽子；也许它是正飞过我目光所向之处的那群鸽子中的某一只。我一跃坐到栏杆上，让阳光将我包裹和捆缚起来，让我的脸、耳朵和双手（我把手套收在了口袋里）沐浴在阳光之下。我没有拍照的兴致，百无聊赖之下点了一根烟；在火柴凑近香烟的那一刹那，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少年。

我原以为是情侣的这一对看起来更像是母子，尽管与此同时我发现了这不是少年和他的母亲，他们是情侣。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那些一同依偎在栏杆旁、或者拥抱在广场的长凳上的人是情侣，他们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对。因为无事可做，我有多余的时间去斟酌为什么少年那么紧张，紧张得像一匹小马或一只兔子，他把双手插到口袋里，又立即把左右手相继伸出来摸头发，不停地变换姿势；尤其是他为什么会害怕，这恐惧流露于他的举手投足之间，是一种因羞愧感而生的窒息的恐惧，他有一种往后退的冲动，仿佛他的身体处于逃跑的边缘，被抑制在所剩的可怜的自尊中。

一切是那么的显而易见，就在五米之外——我们各自靠在栏杆旁，在岛的尽头——起初，那少年的恐惧让我未能看清那位金发女子。现在，想着他的恐惧，我第一次看到了她的脸，这时看得清楚多了（突然她像铜制风向标一样转了过来，眼睛、眼睛就在那里），当我大概能猜到正发生在这少年身上的事时，我告诉自己这值得留下观看（风带走了那些话，那些窃窃私语）。我觉得我懂得怎样观看——如果说我懂得点什么的话——所有的观看都渗透着虚假，因为它将我们投于自身的最外层，毫无保证，而嗅觉，或者（但米歇尔太容易分神了，不应该让他随心所欲地说话）。不管怎样，如果那可能存在的虚假是可预见的话，那么观看则成为了可能；也许只需要在看与被看之间作选择，给事物脱下那层层不相干的外衣。当然，这一切也够困难的了。

对于男孩，我首先记起的是他的形象而不是他那实在的躯体（这在以后就会明白），至于那个女子，我保证对她的身体比对她的形象记得清楚多了。她身材苗条而匀称，但这两个词并不足以描述她的体态，她身穿皮外套，那外套近乎黑色、近乎长、近乎美。那个上午的所有风（现在几乎纹丝不动了，天气已不冷）都吹拂过她那金黄的、修饰着她苍白而阴郁——两个不足以形容她的词——的脸的发丝，让世界在她那双黑眼睛前永恒而孤单得可怕。她的目光像鹰、像两股冲向虚无的瀑布、像两道绿色淤泥的闪电一样，落在事物上。我不是在描述什么，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试图理解。我说了两道绿色淤泥的闪电。

公道地说，这少年衣着得体，戴着一副黄色手套——我打赌这肯定是他哥哥的，他哥哥是个法律系或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手套的手指从外套的口袋伸出来，看着就觉得滑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侧影，这侧影一点也不笨——惊慌的小鸟，弗拉·菲利波【弗拉·菲利波·利比（1406—1469），生于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杰出画家，代表作是表现圣母和圣子耶稣的图画，用色明丽，形象天真柔和】的天使，米布丁【一种用牛奶和米饭制成的甜点】——还有这位想练习柔道、曾经为了某个想法或为了妹妹打过几次架的少年的背部。他约莫在十四岁的尾巴，或者十五岁，估计衣食都还依靠父母，口袋里没有一分钱，跟同伴们喝杯咖啡、喝口酒、抽支烟之前都要盘算一下。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心里准惦记着女同学，心想要是能到电影院看新上映的电影，或者能买几本小说、几条领带、几瓶贴着绿白相间的牌子的酒就好了。在他家（他家必然是很体面的，十二点准时吃午饭，墙上挂着浪漫的风景画，有个幽暗的前厅，门边摆着桃花心木的伞架），时间如细雨般慢慢流淌，他要学习功课，成为妈妈的希望，以父亲为榜样，还有给住在亚维农的姨妈写信。因此他拥有所有街道、整条河流（尽管他身无分文），还有十五岁时那神秘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门上的标识、打哆嗦的猫咪），三十法郎一袋的炸薯条，对折又对折的色情杂志，如口袋般空虚的孤独，幸福的邂逅，对许多不能理解但被全身心的爱所照亮的事物的狂热，对如风和街道一样的可占有事物的热衷。

这是那个少年、也是其他任何一个少年的生平，但我看到的这个少年现在是不一样的，因着那个仍在对他说话的金发女子的存在而变得独特（我厌倦重复，但刚刚飘过了两片细长的云朵。我以为那天早上没看过天空一眼，因为我在预感到少年和女子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后，就情不自禁地只顾看着他们和等待，看着他们和……）。总之，少年显得焦躁不安，由此不难猜到在几分钟前、最多半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少年来到岛的尽头，遇见了这位女子，并被她的美丽打动了。这在她的预料之中，因为她站在这里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也许是少年先来到这里，而女子从一个阳台或一辆车里看到了他，于是走出来与他相遇，随意找个话题聊了起来。她从一开始就有把握相信他会害怕自己和想逃跑；当然他会留下来，内心慌乱，举止生硬，却强装出老成的姿态和冒险的愉悦。余下的事情自然没有悬念，因为它发生在我五米之外，谁都能看清游戏的进展，这场滑稽的剑术较量。她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她的当下，而在于对分离的预见。少年定会找个借口约会，随便一个借口；最后他会满怀困惑、跌跌绊绊地离去，只希望退场能从容一点；他就这样裸露在追随他至消失的嘲笑目光之下。又或者他会留下来，被女子深深地吸引着，也许就站在那里没有勇气采取行动。于是女子开始抚摸他的脸，拨乱他的头发，无声地对他说话，突然挽起他的手臂带他走，除非他——也许忧虑开始煽动他的欲望和冒险的心——鼓起了勇气伸手去搂她的腰和吻她。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仍未发生，米歇尔坐在栏杆上邪恶地等待着，几乎不自觉地拿着相机候命，准备从岛的一个角落拍一张风景照，里面有对不寻常的情侣在交谈和对望。

奇怪地，那场景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年龄迥异的年轻人在那里）仿佛有一股躁动的微风。我想那是我放进去的，我的照片一旦拍下来，就会让事物回归它们愚蠢的真面目。我想知道那个戴着灰色帽子的男人在想什么，他的车停在通向小桥的码头上，他坐在方向盘后，不是在读日报就是睡着了。我刚刚才发现他，因为坐在停着的车上的人几乎就像消失了一样，消失在那可怜的私人牢笼里，运动与危险赋予这牢笼以美丽。然而，那辆车就这样一直停在那里，成为了岛的一部分（或改变了岛的那一部分）。一辆车：就像是一盏照明的灯笼，广场上的一张长凳一样。从来没有风，没有太阳光，这些对于皮肤和眼睛而言永远是新鲜的事物，少年与女子就是如此，他们是独特的，他们在那里改变了岛屿，让我看到了岛的另一种面貌。最后，很可能发生的是读日报的男人也在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一样对于预计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怀着一种邪恶的热衷。现在女子轻轻地转过身来，把少年置于自己与栏杆之间，我只看到他们的侧脸，少年更高一些，但并不是高很多，她的身高足以配得上他。她仿佛压在了他身上（她的大笑，很突然，像一条羽毛鞭子），她只需要在那里，微笑着，一只手在空中随性地摆动就足以将他征服。还等什么？用十七号光圈，镜头避开那可怕的黑色汽车，但必须让那棵树进入画面，打破这个过于灰暗的空间……

我举起相机，假装在研究如何对焦一个跟他们无关的画面。我始终保持埋伏状态，有信心最终能捕捉到一个揭示真相的动作，一个能解释整个事件的表情，一个被活动赋予了节奏的生命——僵化的画面将会因为把时间切断而摧毁这个生命，除非我们能截取到那个难以察觉的关键片段。我不需要等很久。女子一步步温柔地把少年捆绑起来，一丝丝地抽取他所剩的自由，缓慢地对他施以香甜的折磨。我想象着可能发生的结局（现在出现了一团泡沫般的云，几乎孤单地漂浮在天空中），我预见到她回到家（可能是一座矮房子，想必她在里面摆满了坐垫，满屋都是猫），猜想着少年的内心如何惊慌、如何绝望地决定掩饰惊慌并听之任之，假装这一切对他而言驾轻就熟。我闭起双眼——如果是我把它们闭上的话，把那个场景整理了一遍，嘲弄般的亲吻，女子像小说情节中一样甜蜜地拒绝试图脱去她衣服的双手，在一张铺着紫色被子的床上，强迫他而不是任由他脱去自己的衣服，在圆形灯泡的黄色光线下，两人简直像母子一样。而一切就如往常一样结束，也许，但也许整件事是另外一个模样，少年没有采取主动，两人没有任其发生，在漫长的前奏中那笨拙、激烈的抚摸，游走的双手不知道最后消失在哪里，也许消失在离异和单身的快感中，消失在傲慢的拒绝中——这当中暗含了使受伤的无辜者疲乏和困惑的诡计。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很有可能是这样；那位女子不是在少年身上寻找爱人，而是为了一个无法理解的原因而占有他，除非把这件事理解为一场残酷的游戏，视为她对于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对于被他人唤起激情的渴求——但这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这个少年。

米歇尔沉湎于文学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他最喜欢想象例外的事、脱离物种的个体、并不总让人反感的怪物。但那女子诱使人进行想象，透露了也许足够的线索让人找到真相。在接下来的许多天里，她将会填满我的记忆，因为我有反刍的嗜好；在她走之前，我决定不再浪费时间了。我让所有景物进入取景框（树，栏杆，十一点钟的太阳），按下了快门。我正好发现他们察觉到了，两人看着我；男孩那诧异的脸上带着拷问的神情，而她则被激怒了，从肢体到表情断然生出敌意——它们知道遭遇了强盗，被羞辱地囚禁在一幅化学图像中。

我本可以讲述更多的细节，但没有必要。那个女子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在获得允许之前拍照，并要求我交出胶卷。她的嗓音枯涩而清晰，带着纯正的巴黎口音，音色和语调不断升高。我并不在乎是否交出胶卷，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向我要东西必须让我心甘情愿。最后是我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公共场合拍照非但不被禁止，而且得到了官方和个人最明确的认可。我一面说着这番话，一面狡猾地看着他们并偷偷地乐：男孩往后退，逐渐躲在了后面——只需要一动不动——然后突然（几乎是难以置信地）转过身去，撒腿就跑，这个可怜的小孩觉得自己在走，但其实是在拼命地逃跑，在那辆车的旁边经过，像圣母的丝线【与“魔鬼涎”一样，“圣母的丝线”指的也是蜘蛛丝。这个称谓可能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一句诗：“这些丝线从玛利亚的纱锭逃了出来。”】一样消失在早上的空气中。

但圣母的丝线也被称为魔鬼涎，米歇尔不得不忍受絮絮叨叨的诅咒，听着自己被骂好管闲事或白 痴，还要故作出完美的微笑和鞠躬——只是几个简单的头部动作，如此廉价的信号。我开始感到疲劳，这时听见了一辆车在响喇叭。戴灰色帽子的男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戏剧里的一个角色。

他朝我们走过来，手里拿着刚才准备看的日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个使嘴巴变歪、让脸上布满皱纹的表情，导致某个部位移位和变形了——因为他的嘴巴在颤抖，那表情从嘴唇的一边跑到另一边，仿佛是个独立和活生生的东西，不受意志的支配。但其余的部位都是固定的，他就像个脸上涂满面粉的小丑或面无血色的人，皮肤干燥而了无生气，两眼深陷，黑黑的鼻孔引人注目，比眉毛、头发或黑色领带还要黑。他走路小心翼翼，仿佛生怕人行道会弄伤他的脚；我看到他穿着一双漆皮鞋，那鞋底薄得恨不得要记恨街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栏杆上跳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把底片给他们，拒绝了那个我猜测是出于恐惧和懦弱的要求。那个小丑和女子在沉默中面面相觑：我们制造了一个难以忍受的完美三角，一个应该噼啪地打破的东西。我朝他们笑了笑，然后动身离开，估计比男孩走得慢一点。走到前几座房子那儿、铁桥的旁边时，我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在那里，只是男人任由日报掉在了地上；背靠栏杆的女子，双手抚摸着石头，脸上一副因被追赶而寻找出路时那经典的荒诞表情。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几乎是现在，在五层的一个房间里。好几天过去了，米歇尔洗出了礼拜天的照片；他拍的议会大楼和圣礼拜堂正是它们该是的样子。他还发现了两三张已记不起的实验照，那天不怀好意地试图抓拍那只爬到小巷公厕屋顶的惊恐的猫，还有那张金发女子和少年的照片。底片很不错，于是他洗了一张放大照；他对放大照非常满意，又洗了一张大得多的照片，大得几乎像广告板。他当时没想到（现在他反复地疑惑）只有议会大楼的照片才值得这般隆重其事。在整个系列的照片中，在岛屿尽头拍的那幅即兴作品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他把放大照挂在房间的墙上，第一天他盯着照片观看和回想了一会儿，忧伤地对比回忆和丢失了的现实；记忆僵化了，就如整张照片，里面什么都没缺，甚至、尤其不缺“空虚”，那是画面真正的定影剂。里面有那个女子，有那个少年，树木矗立在两人的头上，天空一动不动就像栏杆的石头，云和石头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现在飘过一片云，纤细的边缘，仿佛在雷雨云砧中飞驰）。开始时的两天，我接受了我所做的一切，从照片本身到墙上的放大照，甚至丝毫不惊讶于我竟时不时为了回忆起那个女子的脸和栏杆上的那些深色污迹而中断翻译何塞·罗尔贝尔多·阿连德的工作。我的第一个惊讶发现是愚蠢的；我从没想过当我们看着面前的一张照片时，双眼是在精确地重复对象的位置和视角；那是简单不过的常识，没人会想到要去考虑。从我的椅子处——面前放着打字机——看着三米以外的那张照片，我想到我正处在对象的观察点上。这个位置很好；这无疑是观赏一张照片的最完美方式，尽管对角线的视角可能自有其乐趣和发现。每隔几分钟，比如找不到恰如其分的法语句子去翻译何塞以地道的西班牙语所表达的意思时，我就抬起眼睛看那张照片；吸引我的有时是女子，有时是少年，有时是一片巧妙地落在人行道上、为画面的一侧增色不少的枯叶。于是我稍稍放下工作，饶有兴致地再次回到照片中的那个上午，不无讽刺地想起女子向我索要照片时那暴怒的画面、少年滑稽而可悲的逃走、还有脸色苍白的男人走进画面的情景。事实上，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的出发点并不是那么光彩，但如果说法国人被赋予了快速反应的天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选择了在充分展示我的天赋、特权和公民权利之前就离场了。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帮助了少年及时逃走（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这没经过充分证明，不过逃走本身貌似证实了这一点）。我纯粹多管闲事，为他提供了机会，利用恐惧做了件有用的事；现在他必然感到后悔和受伤，自认为缺少男子气概。最好少年身边有一个女子陪伴，她能以人们在岛上看他的视角观看那一切；有时米歇尔是个清教徒，认为不应该滥用权力。实际上，那张照片是个善举。

我在翻译两段话之间的间隙看我的作品，而这并非因为它是个善举。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它，为什么把放大照挂在墙上；也许所有命中注定的行动都是这样发生的，这是它实现的条件。我觉得树上叶子悄悄地颤抖没有使我不安，我接着翻译那个开了头的句子，漂亮地把它完成了。习惯就像巨大的标本，一张80∶60的放大照终究像一块荧幕，上面投影着电影，当中一个女子在岛的尽头正与一个少年说话，树上的枯叶在他们头上晃动着。

但双手已是多余的了。我刚写下“因此，第二个关键点在于社会难题的固有本质【原文为法语】”，就见到女子的手慢慢地握起拳，一个手指接着一个手指地合上。没有留下我的任何痕迹，一个永无句点的法语句子，一台摔到地上的打字机，一把吱吱晃动的椅子，一场雾。少年垂下了头，像一个已坚持不住、正在等待致命一击的拳击手；他竖起了风衣的领子，像极了一个囚犯，一个助长了这场灾难的彻头彻尾的受害者。现在女子凑到他的耳畔说话，把手张开、放在少年的脸上，她反复地抚摸他，从容不迫地使他的脸灼热了起来。与其说惊恐，不如说少年心生了怀疑，他的目光越过女子的肩膀窥看了一两次，她还在不停地说话，她说的话让他不时朝某个区域看——米歇尔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戴灰色帽子男人所在的车的地方，这在拍照时被小心地避开了，但仍映照在少年的眼中、在（现在不需要怀疑了）女子的话语中、在女子的手上、在她替代性的存在中。我看到男人走了过去，在他们附近停了下来，双手插在口袋里，监视着两人。他那介乎厌烦与苛刻的神态，像一个准备向在广场上欢蹦乱跳的小狗吹口哨的主人。这时我明白了——如果这是明白——在他们之间那些应该要发生、应该已发生和本该发生但仍未发生的事情被我扰乱了秩序，我无知地掺和到了那些仍未发生、但现在正要发生、现在正要完成的事情中。而那时我所想象的远不如现实所发生的事情可怕，那个女子在那里不是为了她自己，她的抚摸、提议和鼓励不是为了自身的快感，不是为了带走这个头发凌乱的天使，不是为了与他的恐惧、与他那热切渴望的滑稽样子游戏。真正的主人在等待，在傲慢地微笑，对作品胸有成竹：他不是第一个利用女人冲在前面、为他带回用鲜花捆绑双手的囚犯的人。余下的事情很简单，那辆车，随便一个房子，几杯酒，撩拨情欲的挂画，太迟的泪水，在地狱的觉醒。而我什么都做不了，这回我彻底地爱莫能助了。我的力量是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在那里，他们向我报复，赤裸裸地向我展示将要发生的事情。照片拍下来了，时间过去了；我们之间相隔如此遥远，堕落确已发生，泪水既已流下，余下的只有推测和忧伤。刹那之间秩序逆转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他们在动，他们在决定且意志坚定，走向他们的将来；而我在这一边，囚禁在另一个时间中，在五层的一个房间里，不知道这个女子、男人、男孩是谁，我只不过是相机的镜头，是一个无法参与其中的僵化的存在。我面临着最可怕的嘲弄——面对我的无能作决定；看着男孩再次面对那涂满面粉的小丑，我知道他将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包括金钱或欺诈，但我却无法喊他逃走、或简单地再用一张照片为他打开退路——以如此细小以至不足为道的介入，破坏涎沫和香水的好事。一切将在那里化解，在那一瞬间；一种巨大的沉默产生了，而它与现实的沉默无关。那沉默在延展、在加强。我觉得我大叫了，可怕地大叫起来，就在那一秒我知道我开始走近，十厘米，一步，又一步，树木在前景有节奏地晃动着枝叶，栏杆上的一个污迹跃现于画面上，女子那惊恐的脸转过来朝向我，逐渐变大，于是我转过去一点，我想说的是相机转过去一点，镜头一面拍着女子，一面靠近那个男人，他用在眼睛位置的两个黑洞看着我，神色介乎惊讶与暴怒，仿佛要把我钉在空气中，在那一刻，我终于能够以一只在焦点以外飞过画面的大鸟的视角看这一切。我倚着房间的墙壁，心感幸福，因为男孩刚刚成功逃走了，我看他再次跑进焦点，他全速地逃跑，最终学会了在岛上飞起来，飞到铁桥，回到了城市里。他又一次摆脱了他们，我第二次帮他逃走了，将他送回他那个岌岌可危的天堂里。我站在他们对面喘气；没有必要再进一步了，游戏已经结束。画面上只有女子一侧的肩膀和一部分头发，余下的被画面突兀地截去了；但她前面站着那个男人，他嘴巴半张，能见到黑色的舌头在颤抖，他缓慢地举起双手伸向前景，那一刻的对焦更是完美，最后，他的身影使岛和树木模糊了起来，我闭上双眼，不想再看了；我掩着脸，像白 痴一样大哭了起来。

现在一朵巨大的白云飘过，像所有的这些日子，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时间。余下要说的还是一片云，两片云，或者长时间干净无云的天空，用大头针钉在我房间墙壁上的完美长方形。我睁开眼睛，擦干眼泪后，见到了干净的天空，一片云从左边进来，优雅而缓慢地经过，消散在画面的右边。接着来了又一片云，时而一切变成灰色，变成了一团巨大的云。忽然间飞溅的雨水噼啪作响，雨下在画面上，下了很久，就像反过来对我哭喊。最后画面逐渐变得明澈，也许太阳出来了，云又再飘进来，两片地，三片地。时而飞来白鸽，一只又一只麻雀。

END

作家简介

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短篇小说大师，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1914年出生于比利时，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1951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短篇小说集《游戏的终结》《万火归一》《八面体》《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