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天，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陈仲豪与天津市委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徐懋德联名，写了一封信寄给中央。

信件中，二人详细地介绍了一位老人的生平经历，并恳请中央前往老人的居住地广东进行调查，恢复老人的党籍。

这封信件对中央来说十分重要，上级迅速派人前往老人的住址。

白发苍苍的老人，激动地向调查人员讲述了自己的平生。

调查人员听过后热泪纵横，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直说：“同志，您辛苦了！”

这位老人是谁？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被取消党籍？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1917年9月，谢汉光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浦寨镇采芝村的一个农耕家庭。

谢汉光的家庭虽说不富裕，但是也不差，排行老二的他一直勤奋读书。

1940年，谢汉光报考大学的法务专业，恰巧当年取消了法务专业，于是谢汉光被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录取。

当时的广西大学，有著名学者竺可桢、李四光、陈望道、陈寅恪、王力等人任职，谢汉光在校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学识。

在谢汉光的众多校友中，他与梁铮卿、陈仲豪、张伯哲等人私交最甚。

在校内中共党员教师的影响下，几人心中的革命思想悄然萌芽。

他们经常参加抗日活动，聚在一起讨论学术和时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谢汉光毕业后回到家乡，与五经富镇一个温柔知性、具有学识的女学生——曾秀萍结婚。

此后谢汉光一直在广西桂林“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职，他将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化为实践，勤奋刻苦地开展农场工作。

不久后兢兢业业的他被提拔当上了农场的主任。

没多久，妻子曾秀萍怀孕了，在老家生下了儿子谢定文。

工作顺利，家庭和睦美满，本就是不可多得的幸福。

但好景不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谢汉光的家乡遭遇了日军的侵袭。

日军因为战事不利，便疯狂地在村庄里搜寻粮饷、补给。

村民们不堪其扰，纷纷拖家带口离开了村子。

曾秀萍也带着儿子随广东逃难的队伍，历经一路艰辛，来到桂林和丈夫团聚。

看到逃难而来的妻儿，谢汉光心里五味杂陈。

健康的儿子和全家人的团聚自然使他欣喜，但时局动荡，国家人民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战争的火光最终也会席卷桂林，这又令他忧心不已。

为了方便照顾妻儿，谢汉光将妻子安排在附近的一所中学教书。

随着广东难民大队到来的，还有潮汕陷落期间逃到桂林的一批进步人士。

例如中共党员邱达生、王珉、陈静、陈莹、叶瑶华(叶小梅)、周勤淑等人。

谢汉光将他们安排在农村进行避难，对他们照料有加。

此时的谢汉光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在党员之间已经拥有了很好的名声，他所在的农场隐蔽过一大批前来避难的党员。

此时的他是一名“党外积极分子”。

1944年，在印度缅甸战场失利的日军，急于打开支援东南亚军队的道路。

于是他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大举入侵我国西南地区。

谢汉光所处的广西沦为战争前线。

11月，桂林沦陷，谢汉光只好携带妻儿随着难民大队向四川转移。

先后在高县、邛崃等地方，通过教书来谋取微薄的生活费用。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谢汉光这才得以走出四川。

归心似箭的谢汉光带着家人回到家乡，可眼前的景象令他心如刀绞。

记忆里的村庄已不复存在，四处遍布着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房屋多被烧毁，满目疮痍、荒无人烟。

对于自己的将来，谢汉光是有些迷茫的。

恰巧此时，广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台湾光复后，去往台湾任省林业试验所所长，并来函邀请自己的学生谢汉光，前往一同工作。

谢汉光欣然答应，立即动身前往香港，打算从香港乘轮渡前往台湾。

到达香港后，一位在谢汉光工作的农场隐蔽过的中共党员，引荐他与中共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苏慧见面。

对于这位“党外积极分子”，方方与苏慧都不陌生，二人热情地邀请谢汉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汉光本就是一个进步积极分子，在与中共党员相处的过程中，他早已对中国共产党心生向往。

经过组织考察，谢汉光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谢汉光出身广东，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

于是组织委派谢汉光乔装打扮成本地商人，往返港粤进行情报传递工作。

谢汉光的情报传递工作，进行的十分出色，他精通粤语，又机敏过人，不仅良好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还将大量重要信息在两地之间传递，保证了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

不久之后，组织决定派谢汉光前往台湾，开展组织工作。

考虑到任务重大，自己身在台湾又无法及时看顾家人，谢汉光就让妻子带着儿子一路辗转回到家乡继续做小学教师，等待自己的讯息。

谁知，这一别就是30多年，夫妻俩再也没有通过音讯。

到达台湾后，谢汉光在老师的安排下，进入林业试验所工作。

后来又在老师的举荐下，做了实验所的所长。利用这个身份，谢汉光从容地开展工作。

他安排了一大批从大陆来的中共党员落脚，并帮助他们在台湾谋得工作，隐藏自己的身份。

校友梁铮卿先后在台中农林总场、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任技术员；陈仲豪、徐懋德等人安排在基隆中学任教；将张伯哲安排在林业试验所担任科长等。

开展工作的同时，为了隐藏自己党员的身份，谢汉光与同事一同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林分调查与初步研究》。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意外陡然发生。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在基隆中学，搜获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的重要情报产物——《光明报》。

蒋介石一声令下，特务们开始四处搜查共产党人。

1950年1月29日，中央在台湾地区的负责人蔡孝乾被捕。

经过严刑拷打，蔡孝乾供出了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关系。

国民党立即采取行动，抓捕共产党人。

中共潜伏在台湾国防部高层的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等400多人被捕，1800多人受到牵连。

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陈福添、邓锡章、张伯哲等同志也先后被捕。

台湾地下党组织系统彻底瘫痪，只有少数人经过艰难的辗转，得以逃脱。

“那天，有一位陌生人送来张伯哲给我的信，并附了30元潜伏经费，要我立即离开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

翌日，我到嘉义县中埔分所隐蔽。

几天后，场里一个工人告知我，有刑警6人到莲花池搜捕，没抓到我。

我请人带路到了台中畜牧场，拟找广西大学的同学梁铮卿(台中地下党员)。

畜牧场工人告诉我，梁铮卿已于昨日被捕，也寻不到张伯哲等人的去向。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照张伯哲信上所提出的潜伏意见，到了台中南屯村，多亏广西大学同学的掩护和帮助，走路到台东林场林业改良站。”

不长的一段话，却囊括了谢汉光逃亡的艰辛过程。

我们不得而知，逃亡途中谢汉光的具体遭遇。

但即使在同志的帮助下侥幸逃脱，谢汉光也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的未获要犯，一直在颠沛流离中躲避国民党的追击。

谢汉光潜逃到台东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林小村。

“在快要到台东林场的路上，遇到一位农民杨溪伯，我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因无户口逃来此地。

他好心带我到他家里，因怕查户口，几天后又把我转移到20里外更远更偏僻的深山里。

村长来干涉，我把随身带来的两个金戒指送给他，他才答应我住下来，并帮我顶替了该村失踪已一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名字，办理了身份证和户籍，以后就在村里林场干活。”

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谢汉光逃去了哪里，他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在台湾消失了踪迹。

只有谢汉光自己知道，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偏远小村庄里的农民叶依奎。

台湾与大陆，隔着深深的海峡，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各处要塞都被国民党把控。

谢汉光深知，自己失去党组织支持，很难逃出台湾。

他想在小村庄里暂住一段时间，待党组织恢复运营后，再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但他不知道的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机密文件中始终有这么一句：“谢匪汉光，讫未获案，希望有关部门注意追查！”

就这样，谢汉光与中央党组织一直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他在小村庄过着平静的日子。

为了感谢村民的保护和认可，谢汉光渐渐将自己视作小村庄的一员，他用自己所学的农学知识帮助村民发展农业。

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党中央在台湾的局势，可惜一直未能好转。

谢汉光只得继续潜伏在小村庄，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农民。

村中的人待谢汉光很好，据谢汉光回忆：“村里人看我孤身一人，想要给我介绍一门婚事，但我怀念在老家的妻儿，不肯在当地再婚。我坚信能看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谢汉光没有一天动摇过自己的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

他始终以叶依奎的身份潜伏着，期待着党组织的召唤！

这一等，就是38年。

1987年，两岸关系破冰，开放了探亲限制。

1988年12月，趁着这个机会，谢汉光凭借台胞“叶依奎”的身份，从隐藏38年的深山密林中走出来，踏上了回归家乡的道路。

此时的谢汉光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岁月磨灭了他过去的印记。

当步履蹒跚的他踏上大陆的土地时，心中该是何等的感慨与痛苦。

与来时一样，谢汉光先登上了香港，在这里他得知1953年，妻子因为他的中共关系，在“三反”运动中被开除了党籍，带着孩子返回了五经富镇定居。

谢汉光于是赶忙回到家乡，终于得以和妻子家人团聚。

家人可以认出他，但谢汉光只有一张叶依奎的身份证明。

因为历史不明、身份不清，当地政府只能将谢汉光视作困难台胞，每月发放补助，却不能帮他找回身份，回归党籍。

这令谢汉光十分痛苦，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写信向中央报告，请求恢复自己的党籍。

同时他也写信给台湾的朋友，拜托对方将他的薄产变卖，好让自己能缓和生计。

谢汉光尝试联系自己当年的朋友，寻求他们的帮助，却悲痛地得知除了陈仲豪外，其他战友都牺牲在了台湾。

陈仲豪解放后在汕头文教部门工作，还参与了汕头大学的筹办。

晚年他就在汕头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闲暇时间一直为昔日战友的事情奔忙。

谢汉光立马联系了陈仲豪，二人在子女的陪同下在汕头会晤。

往日一同工作时，二人皆是意气风发，如今再见，已是相隔四十几年。

两人又喜又悲，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陈仲豪开始为了谢汉光的事情四处奔忙，希望能够帮助他恢复身份和名誉。

1994年，恰逢中央调查张伯哲烈士的事迹，同时调查在台牺牲的烈士。

陈仲豪趁机联络了，当年与他一同在台湾任教的徐懋德。

二人四处收集材料，联系老战友帮忙证明谢汉光的身份，向中央递交了报告材料。

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这件事，派遣了司长级领导到谢汉光家了解情况。

经过调查取证，1995年5月23日，中共丰顺县委组织部下发文件，恢复了谢汉光的身份和党籍。

这位一生忠于党，颠沛流离了四十几年的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陈仲豪在《谢汉光传奇式的革命人生》一文中写道：

“我和谢汉光认识和交往已久，且有着深厚情谊，到台湾工作之前及之后，联系一直不断。我深深感到谢汉光的为人做事，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是一位纯挚、朴实、所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典型人物，其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可歌可泣，应该流芳史册。”

1996年，75岁的谢汉光在家逝世，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参考资料：

李国泰 《谢汉光：追求进步的客家青年》

陈仲豪 《谢汉光传奇式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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