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大功按说封王都够格，为何只给一个二等侯呢？
咸丰十年，新疆陷落，大清王朝西北门户洞开。十余年后，年近花甲的左宗棠，冒着天下人的质疑，不惜典当家产、变卖庄园，率领大军千里跋涉，重新夺回了这片失地。当时的洋人都说：＂左宗棠此举，让大清朝廷的威信在西方世界重新抬起了头。＂可谁知道，如此惊天动地的大功，朝廷却只给了左宗棠一个二等恪靖侯的爵位。要知道，在当时的大清朝廷，像傅恒、兆惠这样的满族将领，立下的军功还不及左宗棠的十分之一，却都被封为了一等公。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与其功业极不相称的爵位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朝廷博弈？
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艰难历程
世人只知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件大功绩，却不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其中艰辛远非寻常人所能想象。
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就任陕甘总督的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左大人已年过六旬，如何能担此重任？＂更有人说：＂新疆之地荒芜万里，收复无益。＂
可左宗棠却一语惊人：＂予不下西北，诸君休想太平！＂
为了筹措军费，左宗棠先是典当了湖南老家的祖产，后又变卖了在杭州的庄园。一位幕僚劝他：＂大人何苦如此？＂左宗棠叹道：＂此乃国家大事，岂能顾及私产？＂
军费筹措来了，可朝廷的犹豫不决又成了新的难题。当时的户部尚书沈桂芬上书说：＂西北不宜用兵，国库空虚，民力疲惫。＂李鸿章也在电报中反对：＂倭患方殷，海防吃紧，不如暂缓西征。＂
面对重重阻力，左宗棠只得亲自进京力谏。他在军机处摆下一张西域地图，指着阿古柏占据的地方说：＂若不及时收复，西北必成后患！＂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终于等来了朝廷的准许。可此时，新疆已经落入阿古柏之手整整十五年。这十五年间，英俄两国势力渗透严重，阿古柏手中的军队装备精良，火器充足。
左宗棠深知此行艰险，便带上了自己最信任的湘军老将刘松山。谁知开战不久，刘松山在攻打乌鲁木齐时阵亡。左宗棠闻讯，只说了一句：＂此乃军人报国之正途。＂便继续指挥作战。
征战途中，粮草补给成了最大的难题。新疆地域辽阔，运输线常常延伸至数千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下令在进军路上开垦荒地，建立＂屯田＂制度。他说：＂种地一亩，可养兵一人。＂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的大军终于打到了喀什噶尔城下。这座城池是阿古柏的大本营，城内储备充足，守军顽强。左宗棠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派人在城外修建工事，断绝城内水源。
三个月后，阿古柏突然暴毙，其部下内讧，喀什噶尔城终于投降。至此，历时四年的收复新疆之战，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点。
这场战争，左宗棠带领的湘军从陕西出发，跨越了戈壁沙漠，穿过了天山山脉，行军数千里，终于将这片失地重新纳入大清版图。当最后一面清朝龙旗在喀什噶尔城头升起时，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已经两鬓斑白。
二、朝廷的为难之处
世人只道慈禧太后小气，可朝廷在赏赐左宗棠爵位一事上，却真有难言之隐。
清朝的爵位制度，向来有着一套极为严格的规矩。康熙年间就定下规矩：＂异姓不得封王。＂乾隆更是明确规定：＂汉臣军功，一等公已是极限。＂这便是后人常说的＂天花板＂。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大臣商议左宗棠的封赏时，礼部尚书翁同龢翻开了一本厚厚的黄册。这本黄册上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封赏规矩，其中就有一条：＂文臣不可越武将之功。＂
这话什么意思？原来在清朝，文官就是文官，武将就是武将，各有各的赏格。比如说和珅，虽然位居宰辅，深得乾隆宠信，可要封一等公，还得找个打仗的由头。这不，乾隆就特意安排和珅出征廓尔喀，为的就是给他一个＂军功＂的名头。
可左宗棠这个case却很特别。他既不是纯武将，也不是纯文官，而是一个＂文武全才＂。按说这是好事，可在清朝的制度下，反倒成了一个难题。
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就说过这样一番话：＂左宗棠既为陕甘总督，又领兵打仗，到底是以文臣之功论，还是以武将之功论？＂这话一出，朝廷上下都犯了难。
更让朝廷为难的是，左宗棠的这场战事，和以往的征战大不相同。从前的将领打仗，都是朝廷拨饷、皇帝调兵。可左宗棠收复新疆，却是自己筹饷、自己调兵。这在清朝历史上，还真是头一遭。
有位御史就曾这样说：＂左宗棠此战，可谓前无古人。若论军功，该当封王；若论文治，更当重赏。可偏偏咱们大清朝就没这样的先例啊！＂
这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翻开清朝的史书，就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康熙年间，吴三桂叛乱，清廷重用汉将周有德，可等到平叛成功，周有德也只封了个一等公。雍正年间，年羹尧剿灭罗布藏丹津，战功赫赫，可最后也不过是个一等公。
朝廷的这些先例，就像一根绳子，把左宗棠的封赏捆得死死的。当时有个侍郎说得好：＂若封左宗棠一等公，便是破了祖制；若只封二等侯，又实在委屈了这份功劳。＂
更让朝廷为难的是，左宗棠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举人。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就没有哪个举人能当上军机大臣的。可左宗棠偏偏就是个举人，而且已经是军机大臣了。这就让朝廷的赏格更难拿捏了。
一位老臣当时就感慨道：＂左宗棠此番收复新疆，说他是文臣吧，人家带兵打仗；说他是武将吧，人家又管着一方民生。这功劳要怎么论，这爵位要怎么赐，还真是个难题啊！＂
三、李鸿章因素与政治博弈
世人都知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却鲜有人知，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件大事上，李鸿章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朝廷上下正在讨论收复新疆之事。这一天，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奏折，正是李鸿章所上。奏折中说：＂国库空虚，海防吃紧，不如暂缓收复新疆之议。＂此言一出，朝中顿时一片哗然。
要知道，当时的李鸿章可不是普通的大臣。他手握北洋水师，主持海防，每年掌管的军费比六部的总和还要多。他的一句话，足以让朝廷重新考虑决策。
李鸿章为何要反对收复新疆？原来在他看来，与其在西北耗费人力物力，不如把资源用在海防建设上。这便是后来闻名的＂海防之争＂。
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淮军与湘军的较量。自从曾国藩去世后，湘军的势力逐渐衰落，而李鸿章的淮军则如日中天。左宗棠此时率军西征，若是收复新疆，势必会让湘军的声望重新抬头。
在一次军机处的密会上，李鸿章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倭国虎视眈眈，海防要务当先。西北边陲虽重要，但也不及海防紧迫。＂这话传到左宗棠耳中，他立即上书反驳：＂海防固要，可若新疆不复，则海防何益？＂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李鸿章手下的将领盛宣怀，曾经给左宗棠送去一封私信，信中说：＂近闻北洋大臣有意收购外国军舰，恐军费难以两顾。＂这封信的用意，再明显不过。
慈禧太后对这场争论的态度耐人寻味。一位老太监曾透露，太后曾说过：＂李卿家说的是海防，左卿家说的是边防，都是为国为民，何必争个高低？＂这话看似公允，实则偏向李鸿章。
为什么这么说？且看当时朝廷的财政分配。虽然左宗棠请求拨款西征，可朝廷却把大部分军费都给了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左宗棠不得不典当家产筹措军费，而李鸿章却在天津码头建起了一艘又一艘新式军舰。
更值得玩味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朝廷不仅只给了个二等侯，还把他调到了李鸿章的老巢——两江总督任上。这一调动的深意，懂的人自然都懂。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宴，邀请洋人观看北洋水师演习。这一天，他指着军舰上的大炮对洋人说：＂我大清海防已具规模，不输列强。＂而此时的左宗棠，正在两江总督任上处理普通政务。
当年争论不休的海防与边防之争，似乎有了明显的答案。慈禧太后最终选择了李鸿章，也选择了他主张的海防政策。这不仅体现在军费的分配上，更体现在对左宗棠的封赏上。
四、曾国藩的历史纠葛
世人只知曾国藩与左宗棠是师生关系，却不知在左宗棠的封爵之事上，这位已故的老师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之功，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这个爵位在当时的朝廷中并不算高，可对于一个汉臣来说，却已是极高的荣誉。谁曾想，这个爵位十多年后，竟成了左宗棠封赏的一个关键参照。
当年，左宗棠出征新疆时，带去的主力部队正是曾国藩的老部下。其中最著名的＂棠军＂，就是由几支精锐湘军合并而成。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刘松山，更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
一位老幕僚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棠军打的是左帅的仗，可用的却是曾帅的兵。这功劳要怎么算，还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这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议论左宗棠的封赏时，就有大臣提出：＂当年曾文正公平定太平军，不过封了个一等侯。如今左帅收复新疆，若封一等公，岂不是显得太过了？＂
这番话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她立即找来了军机大臣商议。有位军机大臣说：＂曾文正公的湘军，可是左帅手中的主力啊！＂另一位军机大臣接话道：＂是啊，若论功劳，曾帅也该有一份。＂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朝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当年曾国藩把湘军交给左宗棠时，曾说过一句话：＂此乃湘军精锐，望善加利用。＂这句话被人解读为：左宗棠的功劳，其实也有曾国藩的一份功劳在里面。
一位老臣对此事颇有感慨：＂曾帅虽已作古，可他当年留下的这支湘军，却成就了左帅的大功。这功劳要怎么分，这爵位要怎么赐，还真是个难题。＂
当年在军机处议事时，就有大臣提出：＂若要封左宗棠一等公，是不是也该追封曾文正公为一等公？＂这个问题一出，顿时让整个议事堂陷入了沉默。
要知道，追封功臣在清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雍正年间就有过先例：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后，雍正皇帝不仅给了他一等公的爵位，还追封了他的父亲年继元为一等子。
可曾国藩的情况却很特殊。他是开国以来功勋最高的汉臣，若是追封他为一等公，势必会引起朝中其他功臣的效仿。这对清朝的封爵制度，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个难题最终被一位老臣用一句话化解了：＂曾文正公在天有灵，也定会说：＇有功之臣皆吾弟子，何必较此一等之封？＇＂这话说得极有水平，既抬高了曾国藩的格局，又为朝廷解了围。
就这样，左宗棠的封赏，在这位已故老师的影响下，最终定格在了二等侯上。而他手中的那支湘军主力，也成了这个封赏背后一个永远说不清的公案。
五、满汉矛盾的深层原因
世人都说清朝的满汉之别到了晚清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可在爵位这件事上，这道鸿沟却始终未能跨越。
康熙年间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满洲贵族死后可入祀太庙，而汉臣即便功勋再大，也不得此待遇。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从未有过例外。
一位老臣曾在家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乾隆四十年，和珅在乾隆面前提议让几位功勋卓著的汉臣入祀太庙。乾隆当即说道：＂祖制不可废，太庙之祭，关乎国本。＂这番话，可谓道出了满清统治者的心声。
再说这爵位的事。满洲贵族即便没有什么显赫功勋，也能世袭罔替。可汉臣的爵位呢？一般只能传三代就自动消失了。当年曾国藩的一等侯爵，到他孙子那一代就自动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满汉有别＂。
光绪三年，有个侍郎在私下里说过这样一番话：＂左宗棠此番收复新疆，若是换了个满洲将领，早就封王了。＂这话虽然不好听，却道出了实情。
当年傅恒平定大小金川，兆惠收复准噶尔，福康安征讨廓尔喀，哪一个不是封了亲王？就连年羹尧这样的满洲将领，平定青海之后也得了个郡王的封号。可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样的大功，却连个一等公都没捞着。
一位老幕僚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在军机处听闻一事，说是太后问及左帅的封赏，有位满洲大臣说：＇祖制难违，异姓不可太高。＇此言一出，众人皆默。＂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在清朝统治者看来，爵位高低不仅仅是个人荣誉的问题，更关系到满汉之别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若是让汉臣的爵位太高，岂不是动摇了满洲统治的根基？
光绪四年，朝廷大臣议论左宗棠封赏时，有个满洲大臣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朝二百年来，异姓封王之事从未有过。今日若开此例，恐怕会动摇国本。＂这番话，得到了在座多位满洲贵族的赞同。
再说个有意思的细节。当年左宗棠的部下刘松山战死沙场，朝廷给他追赠的官职，比起当年战死的满洲将领阿桂，足足低了两级。这看似是个小事，却也反映出了满汉之别的深层次问题。
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顾及这个问题。一位太监曾透露说，太后在御前说过这样的话：＂汉臣功劳再大，也不能超过满洲亲贵，这是祖制啊！＂
这话倒也不假。从康熙到光绪，清朝的统治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未改变过。他们可以让汉臣当大学士，可以让汉臣当军机大臣，但在爵位这件事上，却始终保持着严格的满汉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