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4日，河南宝丰，大张庄。
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粟裕的电报送达中原局驻地，内容直指淮海战役。
陈毅、刘伯承等人当即展开商议，仅用一天便复电同意，并特意补上一句：“如能配合孙良诚各伪部之反正，则收效更大。”
孙良诚手中不过两支杂牌师，数千人，驻扎在徐州东南的睢宁，负责守护徐州“剿总”的侧翼。
相比国民党那些动辄十几万人的兵团司令，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陈毅、刘伯承二人阅尽战场风云，指挥六十万大军，为何此时却偏偏对这位小军长格外上心？
当了汉奸的西北名将提到孙良诚，许多人或许觉得陌生，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可是风云一时的人物，绝非无名小卒。
西北军全盛时期，他手握重兵，地位显赫。
岁月流转，风光不再，等到淮海战役前夕，他已跌落至次要位置，麾下不过两支杂牌师，驻扎在徐州东南的睢宁。
可正是这样一位看似边缘的人物，却意外地进入了解放军高层的视野。
孙良诚，字良臣，天津静海人，早年投身冯玉祥部，从普通士兵一路晋升，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师长，可谓西北军嫡系出身。
1927年，他投身北伐，短短几个月内便攀升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掌握实权。
翌年，又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手握一省军政大权，风头无两。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他押错了筹码，投身反蒋阵营，任第二方面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最终兵败，失势回天津闲居。
几年后，他试图东山再起，1933年加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担任骑兵挺进军军长，可惜同盟军遭受重创，他再次败退天津。
1939年，蒋介石重新起用他，委任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而鹿则任命孙良诚为冀察游击总指挥，让他在华北组织游击战。
然而，这一阶段的孙良诚，已不复昔日雄风，在其管辖区域内，与八路军摩擦不断，冲突频发。
1942年春，孙良诚的部队陷入困境，四面受制，难以立足。
面对生存危机，他与手下赵云祥、王清瀚密谋另寻出路，目标直指南京汪伪政府。
投敌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体面。于是，一场荒诞的自导自演悄然展开。
王清瀚先派郭念基、谢天祥前往开封，接触伪绥靖主任刘郁芬。
刘郁芬很快牵线搭桥，派手下宋若愚带着介绍信，陪同郭、谢二人奔赴南京，直面汪伪政府高层——参谋总长鲍文樾。
孙良诚的胃口不小，他想要的不只是一个投敌身份，而是一方势力的总司令之位，手下至少要编成两个军、五个师。
鲍文樾当场答应，甚至还特意指示刘郁芬负责具体交涉。
郭、谢二人回到山东定陶复命，孙良诚听闻南京方面欣然接受，心中颇为满意。
但真要正式通电投敌时，他又犹豫了。汉奸之名，他也知道不好听。
此时，赵云祥出了个“妙计”：既然不想主动投降，那就“被迫投降”好了。
于是赵云祥派人秘密联络驻归德（今商丘）的日伪军首领张岚峰及其顾问松室孝良，请求他们“配合演出”。
对方欣然应允，随即派遣大批日伪军，在凌晨时分包围了赵云祥部驻地曹县一带村庄。
此时，赵部士兵尚未起床，突然听见外面喊声震天：“缴枪不打，赶快投降！”营地内顿时陷入混乱，不明所以的官兵惊慌失措。
赵云祥却镇定自若，一边命令各营坚守阵地，禁止开火，一边召集旅、团长商议对策。
旅、团长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赵云祥则语气沉重地说道：“打，就同归于尽；降，至少还能保存实力，另寻出路。”众人无可奈何，只能唯命是从。
紧接着，他让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汪伪党旗，按约定的暗号挥舞。
日伪军见状，心领神会，立即撤离，仿佛真的是“战场缴械”。
当日，赵云祥通电宣布“投降”汪伪政权。次日，孙良诚、王清瀚也在定陶跟进，完成了这场自欺欺人的表演。
然而，这种行径在军中引发了强烈不满，许多仍怀有民族气节的官兵愤然出走。
参谋长傅二虞率先带着于飞游击大队脱离，随后团长段海洲、孙兴斋等人也接连率部离开。孙良诚的“新政权”尚未站稳，便已开始分崩离析。
同年6月，南京汪伪政府为了“表彰功劳”，特派参谋总长鲍文樾携带委任状和慰劳品，赴定陶、曹县一带为孙良诚部点编，正式封他为伪军将领。
不久后，汪伪政权调整部署，将孙良诚调往扬州、泰州、南通一带，任命他为伪苏北绥靖主任。
从此，他彻底踏入汪伪阵营，以“汉奸”身份换取地盘和权力。
与人民为敌孙良诚，本是西北军出身，却始终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屡次背叛，反复投靠，最终沦为弃子。
抗战爆发后，他非但没有抗击日寇，反而在战争中投敌，摇身一变，成了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军长。
待到日军战败投降，他又迅速转向，接受蒋介石的改编，继续驻防苏北，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实则残害百姓。
苏北人民对他可谓“熟悉”至极，提起孙良诚，老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新四军更是对他的种种恶行了然于心。
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华东野战军的手下败将，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已经屡战屡败，成为新四军的旧对手。
1944年底，孙良诚部队被调往苏北，继续为日伪效力。
不到半年，新四军第三师在1945年4月下旬发动攻势，攻克阜宁，彻底击溃孙部第五军。军长王清翰带着残兵仓皇逃往高邮，狼狈不堪。
同年11月，解放军发动盐城战役，他麾下的第四军被迫起义，整编为华中军区解放第四军。
军长赵云祥自告奋勇，主动去扬州“争取”孙良诚，结果一去不返。事实证明，孙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他很快再次倒向蒋介石，带领残部追随国民党，加入内战。
最终，命运在1948年11月画上句号。淮海战役期间，孙良诚所部被解放军团团包围，突围无望。
13日，身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107军军长的他，再次“顺应形势”，带着军部和一个整师投诚。
孙良诚投诚后的去向、表现和最终结局，值得特别强调。
淮海战役中，他在大势已去之际率部投诚，表面上诚意满满，甚至主动提出要前往蚌埠，说是要“劝降”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并要求我军派遣干部随行，以便“说服”刘峙投降。
领导考虑后，正好有一名地下工作者周镐因身份暴露，从敌占区撤回，便决定派他带领几名随员，随孙良诚同行，赴蚌埠见刘峙。
结果，这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孙良诚刚一踏入蚌埠，便露出真面目。
他不仅毫无劝降之意，反而与刘峙里应外合，将周镐等人直接送入囚笼。
不久后，周镐被解往南京，囚禁于保密局看守所，地点就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宁海路附近。
最终，他被秘密押往雨花台，惨遭杀害。
孙良诚自己则逃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请功，试图用自己的“投诚”换取国民党最后的信任。
此刻的国民党已是风雨飘摇，败局已定，蒋介石更不会再花心思养一个毫无价值的叛将。
孙良诚的投诚，没有换来官复原职，反而被冷酷无情地扔进监狱。他在南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随后被保释出狱，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前夕，孙良诚悄然离开无锡，潜入上海，躲进自己的小妾家中。
他以为自己能够逃过清算，却低估了人民的记忆。
南京、上海解放后，烈士周镐的遗孀一直在追寻孙良诚的下落。
她锲而不舍，四处打听，终于查到孙良诚的藏身之处。她毫不犹豫地向军管会举报，很快，孙良诚被捕，押入监狱。
后来，他被送往山东战犯管理所，等待历史的最终审判。1952年3月，他因病死在那里，结束了他充满背叛与投机的一生。
原本，解放军愿意接受他的投诚，已经是格外宽容的处理。
对于这样一个当过汉奸、与人民为敌的人，能够得到改编的机会，已是难得。
然而，孙良诚在投降后还耍手段，反复无常的背叛成了他无法洗脱的罪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参考资料：国民党九大投日将领的人生结局 商豫
